陳果的《香港製造》，九七年問世，未必很多人看過，但其中一句對白：「呢個世界好唔公平，應該死嘅唔死，唔應該死嘅就死晒。 」相信現今香港人十分有共鳴。
《幻愛》以屯門，《香港製造》就以瀝源、禾輋、蘇屋等屋邨為背景（註一）。主角分別是古惑仔中秋（李燦琛飾）、絕症少女阿萍（嚴栩慈飾），以及被欺凌的弱智少年阿龍（李棟全飾）。「中秋倒不想平凡一世，希望有點作為，儘管如何虛無，也得justify自己的生存意義（想起《的士司機》[Taxi Driver，1976]）⋯⋯可是，電影一直演來，很多事情得不到結果，中秋的盤算、行為變得愈來愈徒然。」（註二）三個處於社會底層的年輕人，最終一個被害死，一個病死，中秋則選擇在墳場自盡，以一句話總結人生，「因為要面對一個未知道嘅世界，我地已經得到免疫。」
三年前，數碼修復後的《香港製造》重映，紀念首映二十周年。陳果接受媒體訪問，談到《香》是一部講九七的戲，訴説幾個年輕人在大時代來臨時的慾望、痛苦與死亡。陳果透露，當年拍攝的動機是帶出社會實況，並無政治的前瞻視野 。然而，電影有自己的命，往往超出導演的意願和估計。在所謂二次回歸的2020年，《香港製造》會給人真實得太可怕的感覺，無法不把這套瀰漫末世風情、荒誕色彩、直面殘酷青春的經典電影，看成一首早在廿三年前已預先寫好的輓歌。
《香港製造》結尾，由一把高音尖女聲——陳果說是黃家駒的家姐——字正腔圓地朗讀：「『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你現在收聽嘅係香港人民廣播電台，以上播送嘅係毛澤東同志對年青代表的談話，現在讓我們用普通話來學習⋯⋯」鏡頭對準掛在樹上的一隻斷線風箏。陳果在訪問中指，這設計原是想鼓勵年輕人，誰知時代改變了其意義，使其倍見荒謬和諷刺。
在網上見到影評人艾莫西的文字，正好呼應戲裡戲外主人翁的心情：「 他們的生命終結看似自己選擇也是無從選擇。被大人看不明白的恐怕是他們都活得太用力，活得太在乎，活得太渴望能有不同也能有不變。只是隨波逐流為錢求溫飽的大人們又哪能懂呢？」
其實活得用力，活得在乎者，包括當年陳果。他決心拍一部由自己話事的電影，排除萬難，向電影公司乞求過期菲林，僅花50萬成本，以五人劇組之力（當年動輒幾十人），拍下這部替時代做印記的作品，更赢了不少獎項。票房雖然只有二百萬左右，遠遠比不上當年票房冠軍的四千五百萬，但現在還有誰會記得成龍那齣《一個好人》？
只有愛香港，愛電影的人，才會自討苦吃，冒這種與全世界作對的險。這種敢do的精神，對於今天香港人，就更有一種示範和鼓舞的作用。
（註一）電影朝聖之場景《香港製造》
（註二）《香港製造》愈看愈警世
後記：
（看下去之前，要有看另一篇文的心理準備。時間有限的話，可停在這裡）
《視聽之餘》作者家明，形容陳果拍《香港製造》有的放矢，除回應時代，同時要顛覆類型。
上世紀九十年代，由漫畫改編的《古惑仔》電影系列風行一時。依家明之言，表面上是古惑仔，但由鄭伊健等明星飾演，貼上紋身、穿上皮褸的形象裡面，其實是對大佬、女友忠心不二的好男人。背叛和出軌往往在反派身上出現。《古惑仔》看似離經叛道，其實思想很保守，很男性為中心，為主流觀眾所接受。陳果的《香港製造》反其道而行，完全背離《古惑仔》的邏輯。從中秋等人身上，是不會看到甚麼崇高價值、道義精神。
「想象（電影）跟現實，畢竟有極大距離——片中無論中秋或阿屏的狹小公屋，都貼上當時名片海報：《這個殺手不太冷》（Leon: The Professional）、《天生殺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及《不羈的天空》（My Own Private Idaho），充其量是讓人膜拜的虛構形象。陳果的『寫實』，在於跟類型劃清界線，寫出真正卑微的小人物。」
在這裡，便見到家明的功力。影評人有高低手之分。評論控訴社會或關懷疾苦的作品，在形式主義者眼中，會過濾為純技術性的燈光、布景、剪接等東西；戴上意識形態眼鏡，施加批判，就很容易視之為一篇與性別議題或權力關係有關的論文，看不到作者特別用電影這方式經營的意義、限制和取捨。去政治化又好，太政治化都好，失了分寸，都會一葉障目。過分簡化和線性地處理問題（何謂過分，便進入美學或藝術哲學的討論），抽離了脈絡，進行穿鑿附會的分析，便錯過作品中的重要內涵和有意思的藝術探索。
家明的影評，立體而有層次，分寸拿揑恰到好處（但涉及父女情的電影，便容易感性累事而過譽，例子是《五個小孩的校長》）。他重視電影細節的微言大義，所以會留意《香港製造》的場景布置——那些看似隨意貼在牆上的電影海報。這不是賣弄過人識見，證明自己比讀者更有觀察力，而是替導演巧妙設計的電影密碼語言進行翻譯，用平易近人的文字介紹給觀眾，以防走漏眼，浪費導演苦苦構思的心血和巨細無遺的技藝。
《香港製造》一些不顯眼的小道具——經過家明抽絲剝繭的分析——原來是陳果用來加強對照理想和現實的巨大差距，並一早像植入式廣告般設置在電影場景中，供心水清者推敲和琢磨。是啊！中秋的形象和遭遇正正顛覆《古惑仔》的江湖，正正與Leon 等不太冷的殺手形象相反。現實世界，變態而殘酷，哪有流行電影中的場面那般浪漫和吸引。讀者可以不同意《香港製造》有這些弦外之音，但電影作為一個集大成的藝術生命，就是容許人有各色各樣的解讀，以對抗單調的生命、乏味而重複的世界。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談到（可參考從《幻愛》的父權爭議說起），影評人也只是一塊踏板，提供一種助力，讓讀者用自己的方法和感情，完成其最終的解讀。對性別／權力特別有感者，就要思考影評文字和讀者之間的主客關係，是教精妳/你的老師對學生，抑或論斷道德上誰對誰錯的法官，會否還有其他可能性？
後記的後記：
《視聽之餘》封面有一句話：「看電影不單是娛樂，更是一場畢生的修行。」它道出一種止於至善的境界，在追求過程中，永不自滿。毎看一次電影，都有新發現，都有機會進步。假如看電影也賦予這種分量，愛香港更加。香港人正經歷難以估計的驚濤駭浪，對人的意志和心性要求很高，耐得住寂莫，也未必受得住不知何時有曙光的煎熬。但當權者已按下攬炒的掣，再無回頭路，每個人只有盡力而為，博一個逆轉命運的可能，這何嘗不是要花一生的修行？
家明的影評去到文學創作的高度，蒲鋒的影評就進化至學術硏究的水平。影評的形式本身，就有很多突破傳統框框的可能。以「形式主義」掃瞄和定性一件作品，是有機會(後設地)墮入另一重形式主義的桎梏中。當用「形式主義」成為習以為常的評論形式(這個要看脈絡，並非說一用這個詞便不妥)，動輒用標籤簡化問題，便留意不到兩極光譜中間有不同程度之分。藝術的發現，便在那些微細而微妙的分野中。家明說”detail is art”大概也是這意思。
後記的後記的後記：
這叫後設影評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