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利申，我並不是研究政治／國際關係的學者，我的本業是記者和質性研究者，因此，對於政治理論和民意研究，我沒有很大的發言權。這帖是有關總辭後的一些行動問題。
幾天來不斷讀著總辭支持者的言論，但都無法幫助我解答這些疑問，因此我希望把問題和憂慮丟出來討論。在思考這些問題時，我以「總辭即放棄議會路線」的假設去思考，因為雖說總辭是一年，但我們都不知道這一年的議會到底會通過些甚麼法案，很可能一年的立法會已經面目全非。因此，我會用比較壞（沒有最壞）的前設去思考。
一. 總辭後，如何取得政府資料數據
作為研究者／記者，翻查立法會資料是基本，這些資料包括立法會會議記錄、議員在各委員會或大會的提問質詢，或是各個委員會／小組的報告，這些資料對於研究和追查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政府並沒有公開資料，研究者和合作機構其實可以透過立會議員向政府提問而取得。例如，我研究的是人工流產議題，政府和醫管局的公開資料都極少，機構的做法是透過與議員合作而取得一些政府根本沒交待過的數據 (1)，我們才能在數據中去了解所關注群體的背景，從而思考倡議的路線和方案。
所以，我要問的是，總辭後可以如何搜集到這海量的數據？當然，市民可以引《公開資料守則》向政府部門查詢，但時間長，而申請被拒的例子也多不勝數，而其實很多議題的資料都是日復日的跟進才能提出的質問，不是一次兩次的查問就能解答。如果沒有議會，我們要思考這個問題，並作出相應的行動補位。
二. Ad hoc 民生到政治覺醒
其實立法會議員處理很多Ad hoc 議題，例如，政府要收地起樓因此剷平間弱智人士宿舍、南丫海難調查、逼遷、甚至是騙案之類的，市民的確需要立法會議員在幕前幕後跟進，而某些受助者經過在民生議題的壓迫後，可能會帶來政治覺醒；又或，求助者本身就不好建制，因此泛民是他／她們唯一願意求助的對象。假設放棄了議會路線，這種「 民生到政治覺醒」的現象能否單以民間倡議達成？再者，當有Ad hoc民生議題出現，其實受助者都只能向建制求助，而建制很可能以此作為統戰的機會，這個倒是自然，而他／她們也有雄厚的經濟條件去把民生議題轉化為政治資本。
思考這個問題時，我回想到60、70年代，在沒有政黨政治、議會不開放的香港。那時候的民生倡議，多由地區組織促成，透過集體行動(遊行／請願／罷工)、與學界合作(研究／教育)、與非民選議員／官員協商、媒體報導、國際遊說（對的，其實國際線一直都有）等去推動制度改革，這種方式也奠定了香港回歸後的倡議路線。我不能總結說，後來民選立法會議員對推動制策的改革一定會被沒有民選的時代更好，很多議題在現今的立法會都是被邊緣化，更甚是了無寸進，但也有某些非政治的民生議題，在質疑施壓討價還價後是有成效的（例子之一是特殊教育）。如果泛民全退議會，民間機構是不是要與建制議員合作去倡議？而做倡議的民間機構當真願意／可以與建制合作嗎？我不知道，但我覺得太難為了。
因此，我想知道民間議題的倡議在沒有議會的情況下的具體路線會怎樣做。我不是說倡議必須要有議會，事實上不少議題泛民也不會支持（例如：性工作除罪化）。但我是考慮到現在政經環境：媒體、學術機構、民間團體被打壓、不少民間團體申請外國資金支持營運，但目前可見是資金的審查在國安法後將更嚴格，可能話無就無；眾籌也是難，9個蓋難蓋十個煲，何況現在經濟大衰退。
其實這裡牽涉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在2020後的香港，議題倡議還能做嗎？如果能，要怎樣做？這也是困擾我最深的問題。但我的思考還未夠深刻，無法在此交代。
其實我已準備好接受任何決定。共業，是我自2014年以後學到的覺悟。因此我在思考上面的問題，也很希望有識之士能共同籌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