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香港的動盪，劇情片還來不及反映，但紀錄片卻已走進示威現場，捕捉了主流媒體看不到的畫面：例如示威者對於行動方式爭論不休，以及在收押所外吹口琴的靜謐時刻。這些紀錄片在香港的關鍵時刻沒有缺席，留下時代見證。新書《香港電影2019：時代影像》回顧去年港片，關注劇情片之餘，也有數篇文章討論紀錄片創作。
2019年香港前所未有地經歷了翻天覆地的一年，掀起雨傘運動後最大規模的佔領示威與衝突。在漫長而慘烈的反修例運動中，香港的紀錄片工作者並沒有缺席。
2020年初的香港獨立電影節放映了一系列與反修例風波相關的紀錄片，包括不具名地以「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名義發表的《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由廖潔雯導演的短片《用自己方式的時代》、《Trial and Error》、《缺一不可》和《Be Water》、劉健鴻導演的《未來房子》等。廖潔雯的另一部短片《手足》在節目公布後未能在影展放映，電影及後在柏林電影節的「新生代單元」亮相，而《傘上：遍地開花》導演梁思眾與監製Lynn Lee亦製作了《If We Burn》，在2020年初於鹿特丹電影節首映，尚未在香港上映。
這些作品，是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對2019年的社會事件的最即時回應。在個別討論這些紀錄片之前，有幾點概括性的觀察可以提出。
這時代需要怎樣的紀錄片？
反修例風波是香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捩點。能紀錄這個重大歷史關口的影像，本身就已經有無須爭辯的價值和意義。這些影像，是時代的見證，讓後人了解2019年的香港是如何模樣。
不過，「紀錄歷史實況」的價值與意義，卻絕不等於這些電影在美學上——或作為紀錄片——的價值與意義。在這動盪時期，紀錄片工作者所面對的挑戰與困難，比風平浪靜的大得多。所有認真的紀錄片工作者都不能避免詰問自己：「這個時代需要甚麼樣的紀錄影像？我應該拍攝怎麼樣的紀錄影像？」
隨着近幾年影像文化、線上直播、社交媒體的變化，上述兩個提問無疑變得更加迫切和尖銳。以反修例運動為例，最直接、最有力、最動魄驚心的畫面已經由不同新聞媒體在現場拍攝到，有時甚至是即時在電視與線上播送。無論是百萬人上街的震撼time-lapse片段、示威者如紅海分開一般讓救護車通過、抑或曾志健與周柏均分別在荃灣大河街和西灣河千鈞一髮的中槍片段、以至7.21元朗和8.31太子怵目驚心的暴力場面，全部都已經由大大小小的媒體從不同角度與時段拍攝，於網上轉瞬廣為流傳。
紀錄片如何超越直播影像？
雖然這些媒體未必能夠完整覆蓋每次示威或衝突發生時的所有角度與全部經過，但重要的是在最前線將實況紀錄下來，以最快速度將影像傳播開去，讓並非處身現場的人都能目睹一切。因為各樣攝影器材與智能手機的普及和規格提升，有關反修例運動的即時影像之多與廣播之快，令人咋舌。
即時影像對反修例運動的發展有相當關鍵的影響。這些影像將我們與運動現場無限地拉近，讓我們可以親眼目擊、感受、衡量判斷所發生的抗爭行動與暴力；另一方面，這些極具感染力的影像影響了無數人投身運動，當中不少影像也成為日後對政府控訴的依據。面對這種情勢，紀錄片不能只停留於紀錄事件實況的層面——因為這種功能很大程度上已被即時影像取代了。由是，對事件進一步作出整理組織、提出鮮明洞察的觀點、補充即時影像的不足、紀錄當中被忽視的細節，是有關反修例運動的紀錄片的重要任務。
當然，要做到上述幾點，成為一部在美學上也有足夠價值的紀錄片絕不容易。反修例運動至今持續，在去年秋冬之間變化最快、反抗最頻密的日子裏，大家都掌握不到一個月後、甚至下一星期，事情會往哪個方向發展。在這形勢下，要冷靜綜觀全局，梳理事件，又或者在思考過後給出自己的意見與想法，是2019年紀錄片工作者的最大挑戰。
《佔領立法會》
示威者的to be or not to be
《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的篇幅雖然有限，對所拍攝事件涵蓋的角度與經過容或不盡周全，但卻重塑、捕捉了運動現場的氣氛。「佔領立法會」與「理大圍城」在性質上是相當不同的行動，前者發生於運動初期，示威者幹勁十足；理大圍城則與大規模罷工堵路、中文大學被圍攻同時發生，在本身人手物資不足、外頭無法支援、警方密不透風地圍捕的情況下，是對示威者的一次重創。《佔領立法會》拍出一種不能再等的躁動、要攻、要打開新局面；《理大圍城》則紀錄了留守的前線抗爭者的困頓悲哀，想守、想退，但每多留一日只見更大的疲憊、挫折與絕望。
不論是《佔領立法會》或《理大圍城》，要數箇中最激烈的 其實不是示威者與警察肉搏抵抗的場面，而是示威者內部各樣的爭論。爭論以不同形式圍繞不同議題進行：「衝不衝進立法會？」「衝進立法會下一步是甚麼？」「要不要給政府口實進行清場拘捕？」「要不要帶走留守立法會的『死士』？」「要不要衝出理大殺出血路？」「要不要留下受傷的示威者先撤退？」「要不要接受校長們的遊說？」種種爭議在兩片裏幾乎從來沒有終止過。做與唔做，去馬抑或返歸，to be or not to be，成為了運動中最核心、最持續的道德兩難。
《佔領立法會》與《理大圍城》同樣地保存了這種在現場莫衷一是、各人背後都有着自己的道理與個性行徑的情況。《理大圍城》將近完結時，拍得一個留守的中學生在理大的長樓梯上躊躇，上顧下盼，不知道應不應該在校長的「保護」下離開理大（有示威者指出，學生跟校長們離開需要登記身份，日後可能被秋後算帳），未敢舉步；這一甚具象徵意味的影像可說是凝聚了無數示威者共同感受到的兩難處境。
運動中罕見的閒靜時刻
廖潔雯的幾套短片基本上都圍繞特定一日的示威活動，擷取當中最有代表性的影像，重組事件經過。這些短片中，有一些衝突之外、在示威現場閒靜下來的畫面（例如示威者一邊用雨傘敲響鐵欄打拍子，同時築起路障），以及發生在角落裏容易被忽略的小節（《缺一不可》尾段，一位女士默默的在收押所外用口琴吹起＜願榮光歸香港＞，是難得地靜謐的畫面）。廖的短片收集了不少各種示威者的尋常動靜，而創作者對示威空間的感受也比較明顯。
在有關反修例的紀錄片之外，去年另外兩部重要的紀錄片分別是黃肇邦的《3CM》和卓翔的《戲棚》。兩片在製作與題材上，分別代表現下香港紀錄片兩種不同的方向。《3CM》由黃肇邦以one man band的形式，在有限人力和資源之下追蹤拍攝對象；《戲棚》則是由西九戲曲中心出品，製作條件遠比《3CM》優勝。
《3CM》聚焦受罕見疾病結節性硬化症（TSC）折磨的病人及其親屬，主要圍繞兩位母親與及她們的女兒，平實地訴說罕病者無法得到政府適當的藥物支援的苦況。《3CM》與近年的紀錄片《燈亮時》（2017，羅展凰導演）、《爭氣》（2014，楊紫燁導演）都是以社會上被忽視或處身邊緣的群體為題材。
關注社會弱勢與本土文化
雖然《3CM》議題明確，但卻不是呼喊口號、或者將既定議程和取態放到最前的電影。對政府一直拒絕正視罕病者需要的異議和質詢，是電影的「果」而不是「因」——真正推動這部電影的，是創作者對TSC患者與親屬的好奇、疑問與及一種亟欲了解與接觸的渴求。在如今立場先行的香港社會，能有如此的耐性與謙卑去了解聆聽別人的故事，實屬難得。電影裏面所包含的抗議，有理有節，沉着而清醒，溫柔之中不失義憤。
《戲棚》可與三年前的《岸上漁歌》（2017，馬智恆導演）相提並論，用影像留影留聲，保護正在消逝中的香港本土文化，介紹給新一代的香港人。與《3CM》相反，《戲棚》創作者幾乎不着一句旁述，也不見到他與被攝者互動的痕跡。電影讓竹枝搭建出來的戲棚說話，呈現出它在鬧市或者孤島上佇立的姿態，並透過不同巧妙的構圖與鏡位，拍出戲棚與山崖海線融為一體，拍出戲棚的筆直線條改造了尋常的城市風景，令觀眾感受到這種建築的獨特個性。
展望2020年，相信會有更多與抗爭有關的紀錄片，創作者之後會如何理解、消化這一兩年內教人應接不暇的社會事件，值得期待。另一邊廂，在不同層面挖掘本地故事的紀錄片──不論是香港的文化、藝術抑或是特定的社會群組，相信亦會是香港紀錄片另一發展方向。 （原文刊於《香港電影2019：時代影像》一書，本文為刪節版，原標題為「真實影像的衝擊：2019年香港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