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將比12年前的金融海嘯來得更大！」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幾個月前曾接受台灣媒體專訪，還預言疫情如再延燒一、兩個月，全球經濟走勢會呈「U型」，復甦更姗姗來遲－全球無法快速恢復原本的市場供需，皆因供應鏈有可能斷裂、供給無法到位。民眾與企業亦可能因前景不明朗，吝於消費與投資，使需求大打折扣。
現在我們知道情況更惡劣－疫情看不到盡頭，造成無法估量、像滾雪球般增大的人命傷亡和經濟損失，縱有少數行業在新常態中獲得拓展的商機，亦無補於事。
史迪格里茲在訪問中，特別提到一點：過去40年，由市場派主導的經濟架構，已大規模顛覆市場、國家與社會三者之間的平衡，導致經濟成長趨緩、社會不公義。去規管化下，有毒金融產品泛濫，終導致金融海嘯，而又為了救災，全球無限量寬，但多印出來的鈔票集中在金字塔頂層，進一步加劇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狀況，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史迪格里茲指出，金融海嘯後2009至2012年的三年間，美國所增加的九成GDP，都進了財富前1％的人手裡，而這些人同時是制定遊戲規則（政策規定）的人。他感嘆，失控而缺乏規範的金融秩序、以及不斷增強的market power，造成海嘯後更明顯的「1％所有、1％所治、1％所享」極端現象。
作為最貧富懸殊的發達地區，香港的情況當然更惡劣，但本地芝加哥學派論者一直避而不談，繼續把問題歸咎於政府規管得太多(例如禁止開發郊野公園)，歸咎於環團、政客和工會等諸多要求，窒礙經濟發展。像雷鼎鳴，在2010年5月17日，於信報撰寫文章《希臘危機出現後論斷金融海嘯成因》，便把金融海嘯 的「元兇」，房地產的次按危機，追溯至多年前美國政府的「惡行」---迫使房利美及房貸美盡力幫助人民置業，借錢給不合資格的人，協助他們買房子，再把所得按揭合約轉賣到兩房及其他金融機構謀取利潤。
研究社會分配議題20年的史迪格里茲，對芝加哥學派這種簡單訴諸為「大市場小政府」的論調、對近40年來成為主流的這種經濟學思想持批判態度。放眼香港，過去三、四十年，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王于漸和雷鼎鳴—便最喜歡搬「無形之手」出來，強調市場機制會自動平衡所有的供需，反對政府介入，影響其效率云云。他們吹嘘有財富「下滲（Trickle down）效應」的存在，較底層的民眾慢慢會受惠於經濟發展而改善生活，政府毋須做任何事－例如抽富人稅、遺產稅、資產增值稅等－社會財富會自動分配得更均勻。史迪格里茲不單不認同，甚至認為在「自由市場」的迷思中，財富反而是向上流（Trickle up）。這是一種尋租（rent-seeking）現象：透過剝削勞工與弱勢，讓財富集中在富人身上。可以說，這是另一種財富重新分配，但卻是讓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並非創造財富、把餅做大，讓所有人共享繁榮。
香港正正是這樣。她一樣深受芝加哥學派思想宰制經濟政策多年，貧富差距大得出奇。王于漸一幫人怎樣解釋這種醜陋的現象？他們樹立另一個稻草人，歸咎於一般人買不到樓，分享不到社會的財富（可參考筆者《最叻玩民粹的經濟學教父》）。最諷刺的是，雷鼎鳴十年前那篇文章《希臘危機》是反對這種政府「干預巿場」的做法的，「危機的爆發，政府脫不了關係。歐豬五國政府缺乏財政紀律，為危機埋下禍根，自是明顯的政府過失。美國政府要推動國人買屋置業，在市場中間接製造了大量 道德風險，是次按危機的重要成因。」這便當然了，雷大教授那時要用盡辦法替芝加哥學派開脫，推卸作為金融海嘯禍首的巨大責任，又怎估得到十年後，自己拍檔—兩位都是「明日大嶼」的推手—會毋須解釋，便如此輕易地打倒昨日的自己（友）？
其實，經濟學界內部有不同意見很正常，但要知道，史迪格里兹並非只擁有諾獎的離地經濟學者。他曾經是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以及世銀首席經濟學者兼資深副總裁，理論與在地的實證經驗兼備。他在〈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書中便以自身經驗拆穿市場基本教義派（亦即芝加哥學派）說了很多年的謊言—公共資產私有化可減少政府官員藉機揩油水，所謂尋租行為—史迪格里兹的實地觀察和分析是，私有化在許多國家帶來相反的結果，它只是製造機會給官員把國家資產賤價出售，一次過把大筆錢袋袋平安，而非年年要收買他們的黨羽進貢賄款。香港人只要看看領展對基層、對中小企、對社區經濟造成的種種傷害，而最後又是甚麼人得到極大好處，便很容易明白史迪格里兹的見解。
芝加哥學派的論者，包括藍血傳人，大可以不同意史迪格里兹，但請首先引用質量並重的實證研究，有效地反駁其結論，不要東拉西扯，憑空講另一番見解，迴避同行的嚴厲批評，還口口聲聲說經濟學是科學，而彷彿自己講的那一套便等同經濟學界的共識。這若非學術上的不誠實，便是智力上有色盲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