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筆者參加過關注土瓜灣重建的民間組織「維修香港」一些活動，走訪過幾楝唐樓，直面基層居民的苦況。但怎也想不到，在這個遭市建局和地產商千方百計巧取豪奪的舊社區，竟藏著一個孤苦伶仃、活得像畜牲般卑微的老人，悲慘程度直逼第三世界的貧民窟。
據說，香港是一個多年來都有豐厚儲備的現代化城市。
「維修香港」的義工表示，該名63歲獨居長者，以1700元租住「可能是土瓜灣區最細的劏房」。過去十多年，伯伯住過不同劏房，但由於年事已高，找不到工作，他只能靠綜緩及僅有積蓄過活。手上的錢越來越少，在居住權嚴重缺乏保障的香港，如果不想訓街，最終只有 20 多呎的「廁所單位」 這種選擇——就正如樓價飆升，一般人上不到車，被迫轉去買納米樓。一切交由市場做配對便最有效率，有人願打，有人願捱，在王于漸、雷鼎鳴這些芝加哥學派學者口中，是再合理不過的事。像新加坡那樣打擊「鞋盒屋」，規定發展商不能興建太多細單位，便叫做「扭曲市場」了。至於保持市場所謂自我調節的效能，甚麼人從中得到最大、最多好處，他們便不會多談。
由於伯伯的慘況備受關注，相信在熱心人的幫助下，情況會有所改善。問題是，與「廁所單位」環境一樣惡劣的個案比比皆是，伯伯就算搬走，下一個住客又會搬來。而且，受到疫情無了期、中美脫鉤、全球經濟下滑、人口老化等不利因素多重夾擊，本已朱門酒肉臭的香港，抗逆力進一步削弱，可以預期，路有凍死骨的慘事陸續有來，甚至成為普遍現象。
民不聊生，政府當然要負上最大責任，但除了罵她、批評她，我們還有甚麼值得追究呢？香港的深層次問題，除了政治上無民主，還有哪一些結構性毛病？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最近提倡progressive capitalism，指出政府的功能主要有四個。
(一)，progressive capitalism仍以自由經濟為運作核心，但政府必須對市場適度規範；
(二)提供基本公眾資源，例如教育、健保；
(三)建構有效的社會保護網；
(四)補足自由市場機制下的缺口，例如幫助民眾拿到助學貸款、企業融資。
他指出，人民需要透過工作來獲得尊嚴與成就感，只要政府能發揮上述四個功能，制定更公平的機制，就能夠讓每位國民獲得基本保障。
就以伯伯為例，他之所以落到如此境地，一大原因，是政府長期縱容地產商竭澤而漁，囤積居奇，使香港的城市規劃嚴重失誤，屢犯大錯——這方面，芝加哥學派一直從旁協助，提供理論支援，使政府的放任市場行為，在部分人心目中形成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城市和郊野空間原本是為了讓人活得像一個人，現在就淪為大富翁式的金錢遊戲，令不少老seafood得到收成期的種種好處，年輕人就苦無立錐之地。
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史迪格里茲所講的社會保護網，在香港根本就脆弱不堪。伯伯的慘況，其實是主流經濟學者口中讓市場自行調節多年的其中一個結果。據雷鼎鳴自己向另一個行家透露，1993 年港英政府打算推出『隨收隨支』形式的『老人金』，但在 1994 年 9 月，包括雷在內，有 78 名以經濟學者為主的學者刊登聯署反對，改變了輿論方向。結果，政府在 1995 年 1 月宣布放棄計劃，同年 3 月要立法局敦促政府設立強積金制度。
如果香港有完善的安全網措施，伯伯不用擔心一個仙都無，至少可以負擔好少少的居住環境，如此不人道的香港慘況又怎會出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