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習近平國師之稱的鄭永年，盛傳近日發起連署，呼籲北京清華大學易名為「習近平大學」。鄭國師今年九月就任中大（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並舉辦名為「全球化與深圳未來四十年」的研討會。早前習近平在深圳特區慶典上講話，同日明報與文匯網刊登鄭永年的《深圳的崛起是當代中國的縮影》。該文主要為深圳在中共帶領下創造經濟奇蹟賦予理論的光環，但後半部特別談及香港的「認同政治」，擔心政局不穩的連鎖效應有礙深圳未來發展。
中共愛踩界的戰略思維
一篇歌功頌德的官式文章，以懸而未決的中港政治難題作結，確是有點不尋常。相信中共高層的智囊也意識到，單靠國安法這把刀整治香港，就算成功「平亂」，亦得不償失。筆者在《從世紀大賭局看未來》中分析過，中國有異乎尋常的維穩能力，但抗逆境的能力始終有上限，故設有防止壓力爆煲致局勢失控的機制。從中共近月較克制的表現來看，她勒住下重注的賭性，並不希望跟美帝全面反枱，過早對熱戰產生路徑依賴(與此同時，人大正研究修例，容許「發展利益」受威脅時可出動解防軍)，而保住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創匯功能，除了避免經濟動盪輻射至國內，使維穩機器超出負荷，亦有助爭取更多的時間和戰略資源，縮窄與美帝的實力差距，以符合習近平實現中國夢的最高利益。
曾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五角大樓的國防專家庫珀，日前接受《明報》查詢，分析中共的戰略思維－利用灰色地帶及協議機制，覷準對手的官僚特性較反應遲鈍，以碰運氣的方式踩界，向牌面較弱的對手施壓；直至不確定性或推倒重來的代價太大，戰狼才會收斂。用這種分析去看，中共對美帝忍氣吞聲，對不聽話的港人亦留有餘地，未即時踩盡油門用國安法將其徹底消滅，是要謀定後動，留待美國總統大選的不確定性掃除後再作相應的部署和行動。
在上位者有不能推卸的責任
鄭國師在《深圳》中提到，「香港近年來為『認同政治』所苦，把所有的事情都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並歸咎於港人思想被西方所「殖民」，自以為掌握「民主」、「自由」、「人權」的真理，可以為所欲為。這其實誤解了這些概念背後所體現的哲學價值，重點不在東方或西方，而是對人的主體性和尊嚴之重視，關乎美好人生和幸福國度的想像，有別於中國的集體或家長主義思想和文化。另一邊廂，林鄭也把香港問題推卸到過份強調本土的風氣上，梁振英就指控教師是年輕人激進化的源頭。但假如千錯萬錯都是牛鬼蛇神的錯，又該如何解釋反修例之前幾年香港出現社運低潮，年輕人失去政治參與的熱情，寧願花時間吃喝玩樂的普遍現象呢？
Now 新聞節目《經緯線》18年底便探討過香港新一代喜歡返深圳，視之為文青熱點、美食天堂，願意每月、甚至每星期上去「打咭」、看展覽、飲「喜茶」。由此可見，香港年輕人對中國本無太大反感和敵意（港人對中國的認同感在08奥運時更達至高峰），那反中亂港勢力或林鄭、梁振英口中的罪魁禍首到底有何把炮，能於短短半年之間，瞞過中共的情報機關，悄悄策動一場成效奇高的洗腦工程，徹底改變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呢？還有，無數「港豬」在過去一段時間變得激進，成為堅定抗中的異見分子；有道德潔癖的市民，亦變得寬容，對抗爭者的激進行為寄予同情和諒解---這些重大而急劇的變化，難道可以全部歸因於「認同政治」？
順口開河也有個譜，把管治失敗的全部責任推到假想敵身上——通常是外國勢力——乃當權者慣用伎倆。貴為大學研究院院長，有份替國家領導人出謀獻策，如果稱得上真正的學者，便有責任找出真相，向主子進言，導正其偏執與迷思，避免政治血液衝昏頭腦，罔顧現實而行差踏錯，使百姓遭殃。中國經濟學家向松祚便做了示範。今年初他接受《信報月刊》專訪，曾指中國的真實經濟狀況比官方數據顯示的要糟糕得多，正在斷崖式下跌。在愛面子的領導人眼中，這樣子潑冷水，太大逆不道。但務實的管治者反而會多謝敢言的學者提出警告，使其及早掌握實際情況，對症下藥，防微杜漸。
青島大學經濟學院易憲容教授在《3件大事 料重大衝擊內房市場》(刊於10月13日的《香港經濟日報》)中指出，房價下跌已成國內不少城市的基本趨勢。但更不容樂觀的，是內循環欠缺強勁消費力的實質支持。事實上，李克強在今年五、六月時透露，中國有6億人每月收入僅1,000元人民幣，又高度稱讚地攤經濟能創造就業崗位。其後官方媒體唱反調降溫，但幾個月下來，連當初最反對地攤經濟的北京市也轉軚，容許商販在特定區域開檔擺賣，反映中國不得不面對現實，失業情況之壞，看來到了臨界點，須緊急應變，顧不了首都形象，變相亦印證向松祚替中國經濟把脈後得出的結論。
相反，鄭國師似乎仍沉醉於深圳的輝煌成就中，「她成功的邏輯便是中國整體故事的一個折射。」同情地理解，《深圳》乃錦上添花的賀辭，不能太認真看待，但假如不是，假如他說「從當代中國的發展進程可以看到深圳崛起的邏輯」乃真心話，那中國的貧富懸殊如此嚴重，我們便有理由相信，經過了四十年，深圳的成功，還是要繼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且富起來的人，很大機會越來越富，數目卻越來越少。
國師錯解市場原教旨之惡
向松祚在《信報月刊》的訪問中亦有談及香港：「香港已經回歸22年了，6月以來這場風暴，參與者主要是九零後，中國決策者在譴責外部勢力干預的同時，是否也應該反思回歸後，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有沒有什麼重大缺陷或不足呢？」
中共以維謢黨的領導為先，所以用「國安法」來補缺陷。但在香港人心中，答案很清楚：政治和經濟上，早就使人感到窒息、無未來、無希望(註一)。這絕非年輕人買不到樓這般簡單。假若香港人的居住權受到充足保障，就算無物業在手，亦不會有問題，生活質素隨時比半世樓奴為高。但政府要籠絡大地主、大財團，爭取小圈子選舉的選票，加上長期受王于漸、雷鼎鳴等芝加哥學派學者主導香港的經濟政策和輿論，稅制和租務政策為富人而設，並不斷加劇房屋商品化與公產私有化，嚴重破壞城市多元而均衡的發展，使香港的貧富懸殊不單特別厲害，亦因失去制衡和緩衝而特別難捱。
最荒謬，最可鄙的是，就算社會大眾的不滿使整座城市爆炸性燃燒，香港權貴階層的利益依舊穩如泰山。粉嶺高球場固然不用歸還，大業主疫情下毋用減租，還有政府派錢幫補收入。「廁所劏房」，使全港蒙羞，但無阻大地主囤積居奇，還擱置了空置稅，全力推動明日大嶼。超級富豪更有種種特權，斬樹霸地無王管，連大屋的圖則也禁止市民查閱。
鄭國師在《深圳》一文中也提及新自由主義(或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問題，用來和中國的「規劃經濟」做對比，借機吹捧深圳這個具使命性的執政主體的領導力。他說：「西方盛行新自由主義，相信『「自由就是發展』，把『自由』和『發展』等同起來，並且把『自由』等同於沒有政府的干預。深圳的發展和這一信條格格不入，甚至相反。」
但國師顯然混淆了有錢人和一般人的自由。新自由主義對社會的危害，並非來自他口中的「自由」。假如他掌握香港的實際情況，對民情無（刻意的）誤解，當知此地的深層次問題源於對權貴階層的萬般縱容。權貴階層有巧取豪奪的自由，等於一般人無運行，自由——包括經濟上的自由——根本有減無增。像領展那樣瘋狂加租，市建局那樣把舊區連根拔起，趕絕小商戶，害苦居民，小生意人和靠一門手藝維生者被迫消失，又有甚麼營商自由可言？她／他們不是國泰，經營不善還有政府打救。在新自由主義者口中，小商戶交不起租，即欠缺競爭力。她／他們的下場與政府無尤，政府不會出手相救。香港這些年來，到底有幾多這類苦主？跟遭國泰解僱的幾千員工一樣，所有苦主的家庭都受波及，受傷害。累積多年的苦主，數目多到難以估計，這些都是大地產商、領展和巿建局那些亮麗業績的犧牲品。所謂共業，便是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痛苦和不公義，越過臨界點，質變成無法磨滅的鬥爭和仇恨。
香港的價值在於與大灣區有微妙的區隔
鄭永年在《深圳》中有這樣的一段話：「客觀上說，香港的發展已經離不開珠三角，更離不開深圳。無論是金融還是教育，香港必須有服務對象，那就是大灣區。」這種論調，近年不斷出自中方官員和建制派口中，可謂毫無新意。其實不用這些大人物三番四次提及，由港府官員到不少生意人，早就已經把握和大灣區融合的機會，加緊做對自己最有利的事。所謂融合，或背靠大灣區，除了對識時務者有鼓勵的作用和意義，對香港人真正面對和感受的苦難，無異於一種連麻醉藥功能也欠奉的陳腔濫調。
易憲容於去年十月號《信報月刊》撰文《未來數十年，深圳難取代香港》，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不可能融入現代社會的經濟文明」，因中國不具備「現代金融市場所需的信用體系及法律和司法制度……」說到底，其實就是一言堂的問題。譬如說，近日中央宣布深圳多項自主改革，但在外國人眼中，能相信這些改革不會因國內政治需要而突然消失嗎？香港一直以來的強項，就是有遏止朝令夕改的政經制度和社會文化。所謂制度優勢，便是有合理的司法程序、政治秩序，抗拒中央的一言堂肆意干擾。除非中國有辦法另起爐灶，以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貨幣單位去建立另一套受其他國家歡迎的經濟體系－借用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院院長李曉教授的說法，即放棄以「美元體系內的地位提升」為戰略目標－否則，易教授的結論，看不到有被推翻的可能。
其實駱惠寧都懂得說，融入不是要讓香港「內地化」、「邊緣化」，而是要讓香港更好地保持特色、更好地發揮比較優勢，在此基礎上與內地實現優勢互補、相互促進。筆者不知道駱惠寧這說法可以落實到多少，但香港對中國，以至對全世界的價值，與其說在於自由港，不如說在於提供一個有規有矩的特大「賭場」供人落注（或所謂投資），最重要是它不會因為一個人的聖旨，遊戲規則說改便改，任何對個人權利的保障說消失便消失。
香港有政治防火牆，對習近平本人來說，都是利大於弊。這便是政治最吊詭之處。
（註一）年輕人的想法，可參考《從女孩、中華白海豚和環境保護者在香港存在的絕望感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