螞蟻上市前兩日遭中央煞停，《華爾街日報》指，乃最高層決定。輿論界相信與馬雲在演講中口出豪言有關。他曾表示要以創新來幫助解決中國的金融問題，又批評政府愈趨嚴格的金融監管限制技術發展。
身為港府「國師」，兼評論時政多年的經濟學者雷鼎鳴及後撰文《螞蟻上市的波折》，對中央加強監管表示支持：「螞蟻是不可能免除監管的。政府也不會容許螞蟻搞幾十倍的槓桿，否則一旦出事，會有金融風暴。」如有留意雷大教授一貫言論（註一），便會發現他的立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完全違背他向來鼓吹市場最具效率、所謂「大市場、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思想。
四年前，他接受《端》傳媒訪問，便截釘截鐵地說過，自由市場機制的核心，在於價格所能提供的訊息。他認為，簡單如生產鉛筆，背後都牽涉複雜而多層次的供求關係，而每一層次的供求者，都懂得用一個簡單的訊息去決定行止。那就是無形中調節市場運作的手——價格。雷鼎鳴不認同政府的「有形之手」可以做得比「價格」更無懈可擊，「計劃經濟的專家用大型電腦也算不出最合適的生產量，以致供求失衡。」他以昔日蘇聯和中國為例，說明計劃經濟會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和錯配，「政府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與判斷力，而政府一旦運用公權力，便差不多一定等於放棄價格機制；沒有合理的市場價格作指引，政府又憑什麼可知道自己的決策更英明？」
筆者一向反對王于漸、雷鼎鳴等芝加哥學派學者把錯綜複雜的經濟民生問題簡化，變成大政府和大市場之間二擇其一的選擇。港大政治系林維峯教授博士曾接受訪問，談他的論文導師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斯特羅姆教授（Elinor Ostrom）。曾與奧斯特羅姆教授共事的林教授指，奧認為，這世界根本沒有所謂經濟或政治問題，世界要處理的，就是人類社會如何共同去解決問題。她又認為，世界是很複雜的，只能用診症的方式作個別研究，沒有one best way，過去學者提出不是國有化就是私有化，這是學術上的偷懶。理大講師鄒崇銘早前亦曾撰文談奧斯特羅姆教授，指她提出了社區善治的可能性。只要人們能逐步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建構清晰透明的遊戲規則，社區層面的互惠共享自能形成，官僚和資本並無介入的必要性。（註二）
所以，對於雷鼎鳴說要管理金融風險，筆者並不反對，問題重點在於手法以及背後的理據。筆者只是不理解，為何雷大教授過去多年一直反對政府干預，特別是最低工資、租管、印花稅以至富豪稅這等損害大商家、大地主利益的措施，他可以持續多年地作出批評，但既然政府干預市場這麼十惡不赦，為何今天又走去支持習近平剎停螞蟻上市呢？
（註一）例如，雷鼎鳴於2010年5月17日的信報撰文《希臘危機出現後論斷金融海嘯成因》，便曾經把引發金融海嘯 的「元兇」追溯至很多年前，美國政府及國會對房利美及房貸美施壓，要它們盡力幫助人民置業之不當。他甚至在文中直言：「政府的監管機構不懂監管，這毫不稀奇」，「衍生工具是高科技產品，監管者往往一知半解，如何監管得了？」反對政府監管金融巿場的態度和立場相當清晰和強烈。
（註二）信報@2020年10月19日《從頻譜到城市共同體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