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家榮（「民間長遠社會發展運動」成員）
在2020年11月15日的長者日社會論壇上，分別有經濟學者、工會代表和青壯一代在台上分享強制性公積金改革和全民退休保障的看法。筆者作為青壯一代的代表之一，分析了修例風波以後，在國安法之下，年輕一代對政府信任盡失，擔心自由會受到影響，看不到未來，甚或有不婚不生下一代的想法。在劍拔弩張的形勢下，不少人對於交稅給予政府都有所保留，對於政府如何運用公共財政亦變得敏感，不希望資源運用在和市民價值有所衝突的項目上。對於強積金，以及其他民間討論過和退休保障相關的基金的投資上，青壯一代打工仔在選擇強積金時，都會考慮減少和中國大陸關係密切的基金。
論壇翌日，筆者不幸開口中，有政協背景的商人在各大報章刊登頭版廣告，提議向國際退休養老基金募集資金，用以興建明日大嶼，而之後亦有人附和，建議將強積金投資於相關項目。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強積金「染紅」的趨勢，其實一早已經出現。適逢強積金成立二十周年，多項相關的改革都在討論的議程上，而其中一項實施的改革，就是讓A股未來將可佔基金淨資產值10%或以上。
對於有投資經驗的市民來說，他們能夠分析基金持有哪一個板塊的股票債券，哪一個基金潛在投資回報較高。但香港的市民，無論學歷高低，普遍都對強積金的投資感到困惑，不知道如何選擇，亦不知當中的收費和投資內容。這就是為何政府在2017年推行強積金預設投資策略，由受託人根據市民的年齡投資不同風險的組合，並為收費設立上限。然而，預設投資策略會進行哪一些環球投資，市民仍然難以明瞭。因此，市民普遍對強積金管理欠缺動力。而在近年經濟結構改變的背景下，青壯一代的工作變得零散化及個人化，亦使他們難以認同強積金供款。強積金作為一種金融炒賣的賭博遊戲來累積退休保障，也是他們抗拒的，根本不想參與。
其實，除了強積金，針對強積金改革而提出的公共信託，甚或是民間討論多時的全民退休保障方案，都會有退休基金應該投資甚麼的問題。而同一時間，香港很多有潛質的本土產業，政府卻未有在本地持續投放資源支持，例如早前理工大學研發的病毒檢測儀器就被迫從深圳尋找資金。這令人擔心退休基金會否被盲目用作支持基建，但忽略香港未來的真正長遠發展。
類似的問題，在外國其實頗為常見，例如擔心退休或主權基金會被用作投資污染環境、損害人權、炒賣住房、核子、製造武器等產業。對於應該投資哪些項目的問題，在嚴重撕裂的社會或許不易，但從國際經驗或可找到一些頭緒。例如瑞典不同政黨之間亦存在不少分歧，但透過由不同政黨委任有公信力的專家組成委員會，從各個專業角度作理性討論，最後得出的結論能夠免於民粹，備受尊重。這些做法，是和現時由行政長官委任幾個人去成立委員會的做法截然不同的。
在香港，最大的矛盾在於政治不信任，這只有政府回應民意，進行民主改革才有望得以改善，惟需要多年的時間和努力。但人口老化危機日深，完善退休保障制度，包括第一支柱的全民退休保障，以及第二支柱的強積金，不能一等再等，而退休保障需要青壯一代的支持才能成事。因此，一套關注投資金融的社會價值和目標、分權、容讓公共參與的退休基金管理方式，以讓青壯一代放心供款，是成事的關鍵，政府和社會必須着手研究這個議題：從法制上規定退休基金財政獨立，政府或外匯基金只能夠是執行上的管理人，是否可行？如何能夠確保市民能夠有足夠的知情權、選擇權和決定權？外國公眾參與退休基金管理的成功經驗，香港是否能夠參考借鏡？這些都是需要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