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香港基金編修《香港志》，由新石器時代說起，強調「述而不論」。有點歷史常識都知，世上並無純粹客觀中立的描述，六四以「事件」來形容，跟用「鎮壓」的意義和立場截然不同。越用力撇清與政治之關係，越欲蓋彌彰，反映有所掩飾和隱瞞。
說到「香港志」，不得不提獅子山下故事。2002年，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宣讀財政預算案，借《獅子山下》歌詞，概括自食其力、白手興家的拚搏精神。因為易入腦，普羅大眾受催眠下，慢慢也接受了所謂「大市場、小政府」的一套－王于漸和雷鼎鳴等港府國師一直大力鼓吹，合理化一系列極有利大商家的政策，連最低工資都被指是破壞經濟的元凶，千方百計阻撓，漠視貧富懸殊，結果遲至2011年方實施。
前港大社會學系副教授、文化評論人吳俊雄（筆名梁款）對此不以為然。兩年前，他在訪問中說，香港得，不是因為死慳死抵、拚搏精神，還有許多其他因素，譬如敢言、尊重多元、關懷弱勢，但歌曲都沒有提及。「他唱這首歌，只強調拚搏精神，獅子山下的符號本來就有許多面，他只抽取其中一樣，並簡化地放大。」吳俊雄的分析，可以從四十年前由鄭國江填詞的《東方之珠》中得到引證：「此小島外表多風光，可哀的是有人仍住陋巷。」
把歷史簡化，作選擇性演繹，滿足特定階層需要－精於此道的，還包括主流經濟學者。他們最喜歡把阿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及的「無形之手」掛嘴邊，借經濟學界的神話，反對向大商家設限，防止巧取豪奪。呢支笛，連政府都要聽。
前嶺大文研系副教授許寶強有獨到觀察，早在2007年2月5日，他便在《明報》撰文指，香港的「自封自由主義信徒」喜歡教條地推廣一個「只講私利、不談道德、鼓吹放任自由和不干預政策」的亞當斯密形象（見《告別犬儒》頁68），這些人往往極選擇地忽略阿當斯密對壟斷特權和商人的批判，漠視他對公平／公正／公義的重視和對工人福祉的關注。
筆者曾向專研政治理論的年輕學者李敏剛教授請教。李教授指，十年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已說過，要理解 Smith ，要睇埋他的《道德情操論》，甚至呢本比《國富論》更重要。而重估Smith 都是近十年英美政治思想學界的其中一個hot topic。
「阿當斯密為什麼在那個歷史時空要提出自由市場和看不見的手呢？他對話的其實是那些主張封建的地主階級，他們不事生產，控制莊園，於是他就可以讓農奴把東西都給自己，他自己就很多錢。而真正自己去勞動、去售賣的自由手工業者，他們得不到應有的對社會貢獻的回報。所以Adam Smith說要自由市場，誰可以拿出最受歡迎的東西，就應該得到相應的回報。那特權階級才會沒有他們的依傍，這才是一個自由的秩序，也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平等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多人買的就能多賺錢。他的意思是，你的貢獻跟你獲得的成正比，這是fair 的，公平的。而那時很多貴族說不要啊，自由市場很混亂，無政府主義，會秩序大亂，社會崩解的。他告訴他們，不會的，自由市場反而才是國富，the wealth of nation的來源。自由和秩序和財富是不會有分歧的。」
「有一些人在市場能有很大的優勢，而你沒錢沒資本就一定會輸，那你說這是一個平等的競賽場，是一個ideal，你說不通的。問題就是，自由市場的理念正是在這個時代這個脈絡下被人挪用了，去為嬴在起跑線的權貴和資本家辯護。Adam smith那個年代，自由市場代表著解放、平等，但是在現在，資本家已經很富有了、很有權力了，你再說大家相對平等的自由手工業者那個市場，根本不是那回事，是無法解釋的。」
早前，經濟學者曾國平撰文談阿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探究其道德心理學的意義，並予以肯定，這在香港的經濟學論述中是少見的例外。希望未來會見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