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徐麗泰幫 「完善選舉」說好話，認為找出當中漏洞沒意思，「都唔會令香港繁榮㗎嘛！」這話出自范婦人之口，特別諷刺。過去二、三十年，她這種傳聲筒每次出來說，為了香港繁榮，要點要點，難道我們聽得少？但所謂繁榮安定，最終益了誰？最終造成幾大深層次問題，使香港水深火熱？
「玻璃變鑽石」是對後來者的詛咒
曾幾何時，陳百祥的「我至叻」很受歡迎，其中「我哋玻璃可變鑽石」一句，唱出九十年代自信心爆棚的港人心聲。這些自我膨脹的人，並非只有販夫走卒，像今天很多老seafood，本身學歷也不低，甚或是專業人士。他們自以為對香港經濟很有貢獻，自覺比後來者擁有更多，皆因制度完善和個人有本事，絕非僥倖。
這制度被視為賞罰分明，他們有豐厚身家是實至名歸，沒理由被政府用抽稅等方式瓜分。他們先天地不會質疑既有制度和遊戲規則的公正性－有物業就win，越遲上車越蝕底－亦不會懷疑自己有份創造的所謂經濟奇蹟，其實犧牲了下一代追尋幸福的權利。因為，這等於否定他們的成就，甚至人生。他們本能地無法接受。
若說他們把成功建築在別人痛苦之上，他們不能認同，但要替自己辯護，又言之成理，也不容易。它最好有任人演繹的彈性，無明顯破綻，並得到學術權威的品質鑑定，令質疑者難以招架。以王于漸和雷鼎鳴為首的主流經濟學者，過去十多二十載，持續不斷地在本地報章雜誌撰文，提供一個把世界高度簡化和量化的理論框架，以所謂「大市場」及「小政府」為宗旨，聲稱能解釋大部分（甚至所有）經濟現象，並教導社會如何致富。這套語言偽術，連阿叻之流都可以輕易掌握和反覆運用，正好滿足老seafood的心理訴求。
披著科學外衣的語言偽術
「市場決定」使人感到要願賭服輸，「自食其力」就無形中淡化政府角色，至於空間運用、城市策略規劃、文化保育及發展等課題，只有撈油水的政客或利益團體才會關心－這套語言偽術，加插在外國經濟學者的理論和研究中，特別容易入腦－明明各地政經條件、制度和文化有很大差異，外國個案有幾適合用於香港，須嚴加論證，但王于漸和雷鼎鳴避而不談，把自己的偏見當作科學定論強加於香港。常人眼見兩位大教授言之鑿鑿，在服從權威的心理下，很少會質疑市場至上主義－即是假「大市場」之名，政府由得社會的持份者自生自滅或僅提供最少的援助。
筆者也分析過，兩位國師的寫作手法大有誤導成分，一方面把經濟學界內部不同學派的重大理論分歧抹走（請參考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張夏準的《拚經濟－一本國民指南》），彷彿世上只有一把經濟學的聲音；另一方面，又把鼓吹弱肉強食的叢林邏輯包裝成科學定律，合理化市場霸主的賺到盡行為－你賺得錢少，證明你懶，證明你無競爭力，市場不會、亦不應講人情，更不會考慮個人的工作能力和貢獻，有賴社會多方面條件的配合，並非咬緊牙關去自我增值或轉型便可以搞掂。
年輕人捱極得個桔，居住權得不到基本保障（安居不一定要買樓），政治上又無法靠選票改寫命運；服務街坊幾十年的小商戶，失驚無神被領展、市建局連根拔起，他們艱苦保住祖業，守住一門生意或技藝，背後對社區的建樹和文化貢獻，可以隨便一筆勾銷；中低收入家庭扣除沉重的住屋開支，在欠缺妥善社會保障下，亦正面對向下流、科大麥寶龍博士所提出的第二層面貧窮問題（註一）－只不過，在港府國師口中，「小政府」要壓縮開支，不宜插手，市場的事由市場解決（見下文）。總之，被社會淘汰的失敗者，要怪只能怪自己，不能怪別人搶走你的乳酪。政府施援手，只會養懶人，好心做壞事。
其實，所謂玻璃變鑽石，正代表一個地方的人靠投機取巧便發大達，腳踏實地工作，或靠儲蓄正正經經地累積財富，反而受到懲罰。這種敗壞敬業樂業精神的經濟結構，只會詛咒大多數勞動者，使社會財富慢慢集中在少數擅玩財技或/及擁有大量資產的人手上。政府理應重視社會的均衡發展，以跨領域的實證研究為基礎，設法撥亂反正，避免劣幣逐良幣的畸形現象擴大，縱容「low tech 撈嘢」的炒賣活動，摧殘民生。
主流經濟學者卻認為政府介入是死罪，而港府一直謹遵國師的教誨，連當年民主派大腦、現任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也是市場的教徒。范婦人口中的繁榮，有學術權威背書，地產、財經界KOL吹噓，再得到小投資者附和，政府在缺乏阻力之下，長期推行經濟放任政策—例如拒絕抽取空置稅、大額增值稅，以及反對任何形式的租管等。但事實證明，奉「大市場」為圭臬，社會發展便不再以持份者權益為依歸，會造成極度貧富懸殊。政治和經濟苦主一天比一天多，隨著獅子山故事徹底破產，置業階梯變票房毒藥，政府僅有的認受性也蒸發掉，民怨終於在前年突破臨界點，一次過爆發出來。
選擇性失明的事後孔明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曾國平最近談到事後孔明的謬誤(hindsight bias)，提醒大家別在事情發生後才發馬後炮，把自己當成無所不知。偏偏王于漸和雷鼎鳴兩個本地經濟學權威，便最喜歡借「後見之明」扮全知者，並往往選擇性失明，避重就輕地删除不利「市場至上」的證據，把現實世界的事情高度簡化和量化，剪裁出一套永遠可自圓其說的敍事方式，務求達至有「科學證據」支持的錯覺和推銷效果。
雷鼎鳴在2012年的文章《積極不干預 不搞工業政策》中寫道：「哈佛的大教授巴羅（Robert Barro）曾有篇經典名著，報告了一個實證發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政府開支佔GDP的比例愈高，該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率便會愈低。」他這是要借巴羅的研究結果加強說服力，推銷他演繹的「積極不干預」版本，要求政府貫徹壓縮開支的財政紀律：政府開支不可超過GDP的20%。基於他同時大力支持所謂低稅率政策（這亦是港府經常強調的競爭優勢所在），在量入為出的前提下，政府只有限制福利開支的增加，就算受貧困煎熬和威脅者，已不限於基層。
巴羅的實證發現，立足於特定時空，與今天香港肯定有不可相提並論的差異。既然「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不存在，雷鼎鳴沒探究兩者背景上的分野，便直接採用報告的結論，否定港府考慮改變理財哲學的可能，這是一種偷步的處理方法。退一步說，就算同意巴羅的結論，我們還是可以問，除了長期經濟增長率，是否便沒有其他同樣、甚或更重要的社會目標要追求和實踐？雷鼎鳴一向都不會碰這個問題，而當他的分析只考慮GDP時，客觀效果上，就會限制了長期讀者的想像，例如以降低痛苦指數作為政府的施政目標。（這樣說，不代表筆者支持政府毫無節制地增加開支。要善用公帑，得顧及社會整體的多重面向，以看待生態系統的眼光，把握當中環環相扣、此消彼長的利害關係，進行公共理財政策的審視和規劃）。
前嶺大校長陳坤耀四年前接受訪問，曾指夏鼎基時代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所謂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被錯誤地演繹和翻譯。他並以公屋政策為例，說明香港昔日的成就有賴政府恰當的參與市場當中。理大講師鄒崇銘亦曾經撰文批評，不少自命自由經濟的信徒，在談到19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只顧吹捧「大市場」，忘記「大政府」的貢獻：當年港英政府號稱「積極不干預」，卻仍通過大規模自上而下的新市鎮建設，移山填海，鋪橋修路，同步為輕工業提供大量發展空間，並向基層市民提供大量廉租單位，為工廠輸送源源不絕的工人隊伍。
鄒崇銘還提到麥理浩時代的新市鎮規劃，參照英國「花園城市」（Garden City）傳統，大會堂、中央公園、圖書館等，會佔據新市鎮的核心地段，相反，後期如西九龍及東涌發展區，市中心全面讓位予大財團和那連綿無盡的大型商場，社區設施龜縮於商場後門角落。
這些有關「積極不干預」的重要事實，都不會在王于漸和雷鼎鳴的版本中見到，而就算有提及，亦不會佔重要位置。
註一 科大會計學系高級講師麥寶龍博士在《信報》文章《扶貧政策忽略第二層面貧窮》及《濟貧靠資源重配 稅基須擴增財收》中，提出「第一層面貧窮」和「第二層面貧窮」的概念，「其背後有一個更深刻的結構性因素 — 即本港的工種不夠多元化。」結果，低技能和低學歷的勞動人口，便「失去工種多元的選擇和自我脫貧機會」。
註二 鄒崇銘，《信報》@2018年8月20日，《既要大型填海，又信奉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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