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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永生:時間的暴力.記憶的政治——電影 「無間道」 系列的寓言解讀 (第三部份)

這種對黑社會家族故事接近史詩式的描述,令不少人將無間道II比擬爲 「教父」 (Godfather)。不過,我以爲只有從政治寓言的角度,才可以解讀出這兩集無間道電影之間的有機統一,及有別於一般黑道影片之處。故事中倪氏家族衰亡,充滿內憂外患,權鬥不斷,一邊是常抱異心的分離主義者,一邊是意欲一統天下的野心家。傳統價值的忠誠和忠貞,與不規矩的貪念欲望流動,出現無休止的較量。如果這個故事,可以被讀成中國近代史(或華人家族式社會)的某一種縮影的話,那陳永仁這個 「同父異母」 的臥底角色,就更可堪玩味。他的身份悲劇,在於他決意 「做好人」(不單只是一個能完成任務的警察),與自身家族的罪惡、傳統和恩怨告別,並因此而向現代法理秩序致敬效忠。但是,他的唯一機會,卻是要接受臥底任務,潛伏在自己家族之內,當一個隨時被揭發向另一種制度、另一套價值效忠的 「叛徒」。而當 「無間道II」 細訴了陳的過去身世,揭露了他的上司其實正是他的殺父仇人,情節之反諷詭異,一如香港的真實歷史。因為,如果鴉片戰爭之恥可以比作殺父之仇,那幫助爲中華民族文化注入現代法理價值,於香港人而言就有如一秘密任務,甚或會招來殺身之禍。香港人積極支援北京學生運動,長期拒絕遺忘六四,其處境就如作自己家族的臥底?現實中,記者程翔的命運,是否就是香港命運的縮影,在現實的舞台上上演 「無間道」 故事?

二十年來,活在種種 「親英」 還是 「親中」 的拉扯角力當中的香港人,在陳永仁身上,難以閱讀不出一種集體經驗。當陳決意下大決心 「做好人」,選擇繼續秉承警察職志,完成臥底任務時,他卻只能在暗角向在警校提攜教育他的殉職教官致敬。 「無間道I」 的這一幕就更折射出香港人對自己的 「過去」 當中,殖民性(coloniality)與現代性(modernity)交纏的複雜體認。不過,陳一心以爲可以耐心的收集黑幫犯罪證據,以求一個歷史和法律裁決,爲實現現代理性公正的夢想而努力。可是,在更大的復仇欲望和權術詭詐共同鼓起的竄流暗湧下,他的努力最終盡付流水,甚至付出生命。因爲他要尋回 「真實自我」(authentic self),取回 「過去」 的 「真實」 記憶(authentic memory),收集 「真實」 的歷史證據,將之交付公義裁決,實際上是有點過份純真率直,具威脅性,卻又非常危險。

「無間道II」 承接了上一集 「重新做人」 的題旨,對香港後殖民秩序作了一個宏觀的歷史反思。這個秩序既非現代性的深化落實,也非一個過去香港黑道題材影片一直塑造的那個可以歌頌和繼續依靠的前現代 「非市民社會」。相反地,這兩種社會理想中那些神話化的價值,例如法理公正和兄弟義氣、家族忠誠,都受到偏擺和扭曲。片末以九七主權移交典禮為背景,由白道重投黑道的韓琛,思憶已亡的妻子,淚光在忽明忽暗的面上閃爍,鏡頭交接深鎖眉頭的黃志誠,和他手中的被殺的倪家全家血腥照片,和回歸交接大典的莊嚴場面,及警察忙於換旗換徽的景象。而最後是意得志滿的韓琛 (儼然是另一個韓琛) 推門向眾參加回歸酒會的嘉賓祝酒,迎接盛世繁華。道德和情緒對照極大、歷史與個人交織辯證的鏡頭交互剪接,是非、恩怨與善惡的分界日益曖昧不明,九七回歸所預設的歷史和線性進步的時間觀念,在這個黑幫故事電影被徹底嘲弄。

身份錯亂與左右逢源: 「無間道III」
 
如果說首兩集 「無間道」 的臥底群像,舖開了一個交錯的香港殖民歷史時空下,香港人主體性問題,在心理上和道德選擇上的焦慮困局,那不應忽略的是, 「無間道」 系列並沒有以自憐、自傷的態度去看待香港人的所謂雙重身份、雙重效忠、身份迷失等問題。相反地, 「無間道」 系列中一、二、三集的編排,並非單純以一個線性時序交待事件,而是以不斷回溯來重寫上一二集的角色,打開觀眾觀賞和評價的可商議空間。這一種不斷重寫的敘事策略,我以為特別適合探討香港的身份政治,因為香港的雙重身份問題,正好並非一個單聲獨白的故事可以道盡,而是有多重書寫甚至多重解讀的可能。第二集改寫了督察黃志誠在第一集的一貫正直形象,掏出他的污點,以探討他的歉疚。這集也改寫了韓琛,他不是生性歹毒,而是如常人一般,在忠誠、恩義、情愛之間糾纏掙扎。結果他捨善道而行惡道也是形格勢禁,在矛盾的道德原則下驅使的結果。

系列第三集 「終極無間」 一方面著墨於後九七更大的空間格局,引入沈澄/影子(陳道明飾)和楊錦榮(黎明飾)的新角色,以帶出大陸公安/黑幫的元素,另一方面也改寫了陳永仁(梁朝偉)和劉健明(劉德華飾)兩個臥底的形象和性格。這一集的劉健明,也改變了他在第一集的冷面形象。他藉偷閱陳的心理治療檔案而進入了陳的內心世界,使他原本被殘酷的生存和自保需要而掩埋的另一個嚮往公義的自我浮現,但這也使他掉進了一個負罪者自我揭發,無法區分雙重身份中何者才是真我的心理悲劇。但有趣的是,第三集的陳永仁,卻不再只是被描述為身份悲劇的犧牲品,他其實並非因為被分裂的身份所撕裂而有暴力傾向 (他的暴力其實是韓琛測試他的忠誠而被逼作出的)。這個被重寫過的陳永仁,是一個不斷頑抗警察體制將他的處境 「病理化」,與治療語言相互戲耍的頑強人物。(12)

 「終極無間」 拒絕自傷自憐地看雙重身份,還可以在新加入的楊錦榮及沈澄兩個人物得到引證,因為兩人在影片中都有不同性質的雙重及含混身份。而對兩者的 「真正」 身份,影片其實最終也沒有交代清楚。觀眾可以接受那個 「官方」 版本,認為後者是執行臥底任務的大陸公安,而前者是協同大陸公安查案的香港高級警察。但觀眾也可以代入片中劉健明那種懷疑的視角,把各種疑團、線索,例如楊錦榮和韓琛在圖書館的秘密會面,視作為楊錦榮其實是韓琛安插在警隊的另一臥底的 「證據」,而沈澄則是在大陸既為官府亦屬黑道的雙重人物。 「終極無間」 對雙重身份問題的開放詮釋,雖然使不少觀眾撲朔迷離,但楊錦榮這一角色,對影片整體的這一種結構性的含混,事實上作了很有興味的註解。

楊錦榮穿梭黑道白道,游走京港之間,司職黃志誠所指 「有很多秘密」、 「搞政治比搞保安更多」 的 「保安課」,左右逢源,實是呼之欲出的典型後九七政壇新人格。他那副冷峻無情、滿懷自信而迹近目空一切的面孔,正好是陳永仁和劉健明這兩個苦惱於自身雙重身份的臥底們所欠奉的。他為求政治上把台灣黑道掃出香港之外,面不改容地公然插贓捏造偽證。而他也透露,他早於警校時期,開始踏上成功之道就在於懂得寫報告。他從不猶疑或迷惑於真相、身份,因為他有懂得寫報告的能力。這點既是指涉他這個角色,也是指涉作為敘事工具的電影,以及香港歷史現實中的情況。

既然三集 「無間道」 都可以對不同角色的屬性一再重拍、重寫,重新估價,觀眾所需的並非誰是忠、誰是奸的終極答案,而是重新閱讀、重新審視的空間。身份問題的問題意識,不在於身份的有或沒有、遣失或尋找、記憶與遺忘、證據與指控,也不在於它帶來的是喜劇團圓還是悲劇感傷,而是關於 「再現」(representations)及 「再現」 的權力。

楊錦榮的自得自滿,相對於劉健明的迷亂瘋狂,陳永仁的無辜喪命,合組成香港雙重身份的文化權力大架構在改朝換代下的浮世繪。但箇中誰是忠、誰是奸,誰有罪,誰是站在公義的一邊……等等,並不在乎有沒有證據佐證終極的答案,而在於是誰人為甚麼原因擁有甚麼權力去重寫、重演、重看、重讀。然而,這種重寫的可能性,並沒有減弱 「無間道」 系列作為一齣政治寓言的批判性。可以說,沈澄的含混和神秘,毫無淡化這個角色所具體指涉的後九七香港政治實況。而他這種亦官亦匪的形象,正切合許多香港人對大陸當權者的觀感。而楊錦榮的多重面貌,則更直率地說明一種關於某種香港人在九七之後,努力在新朝代、新權力格局之下進取爭先的策略。他們不是擺脫了雙重身份,而是政治性地挪用雙重身份。而整個 「無間道」 系列,作為關於香港歷史境遇的政治寓言,成就正在於串連起香港電影傳統中各種相關的悲劇情節,卻亦能擺脫了香港文化討論中關於雙重身份、雙重文化等論述往往內蘊著的傷感主義濫調,開啟了歷史和政治層面上的諷喻和批判。而這點批判卻既是實質政治指涉上的,也是美學/認知形式上的。

作爲無間道的 「勾結式殖民主義」

香港九七問題的出現,以及這個問題所爭持的,是關於香港島、九龍半島的有關條約的法理性,以及關於新界地區租約的時效性。整個爭論所先設的,是那套深植于現代世界民族國家體系內的線性法理歷史敍事時間觀。一直以來,香港問題的官方陳述,都視之爲 「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以彰顯歷史的公義。但是,香港現代文化角色的難局,並沒有隨九七的時間界線被越過而改變。時間的序列(編好號碼和日子的證據)並非等同公義的序列,每個新的時間開端都不是原初性的復歸,也不是新的出發,而是另一場表演和扮裝。(13) 就如 「無間道II」 中一幕:剛在九七之前,黃志誠督察面對謀殺指控,雖然因意志消沉而想一口認罪,但警方的內部聆訊卻一力爲黃掩飾,否定各種證供。平行剪接的鏡頭又不時跳到劉健明在警隊的升職考核場面,他被問到對九七後的前景有沒有信心,匪徒臥底的劉卻以一口流利的英語說:the law will back me up(「法律會支援我」)。顯見,法理公義的時間並非自有永有,它的前提其實是 「再現」 的權力。

「無間道」 系列以不斷重寫人物的開放結構為中心,但整體上又提供一個宏大而反諷的歷史敘事:九七不是一個大審判的時刻,但也是一個 「大審判」 的時刻。因為人們都要為自己打造一個身份以便迎接 「未來」。面對這場要 「重新做人」 的大決算的,包括那些曾被中央某些領導人首肯爲 「當中也有愛國人士」 的黑道豪強。九七這場 「大審判」 以回歸 「真正」 身份為戲碼,但結果似乎更合於以背叛、出賣、勾結、「轉軑」、變臉爲能事的各式豪強。一方面我們看見,陳永仁在九七之前,於掛著快要下落的港英旗幟的墓地,向殉職警察同事立志完成臥底任務,但九七之後,他仍繼續過 「三年又三年」 沒完沒了的臥底生涯。公義的時間似乎停頓下來,亦隱喻香港人作為一個身負尶尬文化角色的悲劇,似是沒完沒了。但另一方面,隨九七逼近而大步發展的,卻是黑社會權術家倪永孝,他甚至踏足政壇(差一點被推舉爲政協代表)。及後韓琛雖然經歷劫難,終能取倪而代之,重出江湖,立即就在慶祝香港回歸的酒會上,得意洋洋地舉杯。換旗、換徽,一個大時代的開展,卻又好像甚麼都沒有改變。

九七之後,黑社會仍是香港政經權力形構核心的最佳隱喻,他們或會死於仇殺,或會死於被騎劫操控的法律工具手上,但他們真正的競爭者,就只剩下那些甚至能出入 「政治/國家權力」 架構的同類,以及與後者共謀的 「勾結者」。因為只有這些既能把弄雙重身份,卻又沒有身份認同和道德原則包袱的政治 「勾結」 行為,才有搬弄黑白是非,消滅和捏造歷史記憶和證據的權力,使他們得心應手地駕馭各式政治忠誠的遊戲。它們沒有過渡九七,它們反是關於九七,關於前後的記憶和身份的主宰。這種權力形構,既是黑社會的,也不單只是黑社會的。就一如香港一百五十年來的 「勾結式殖民主義」 一樣,既是罪犯的,也不單是罪犯的,既是殖民主義的,但更多是屬於勾結者的。所以楊錦榮和沈澄究竟是公安還是黑道,其實並不重要。

誠然,今天的香港,並非如電影世界所想像的,僅只是一個由黑社會把持的 「罪惡之都」,但放眼更宏觀的社會政治層面,那恐怕還是一個由權術家、陰謀家、野心家和勾結者當道的世界。他們向哪一方面都能靠攏,也會隨時背叛任何人和原則,在他們中間,起主宰作用的行爲邏輯,恐怕還是符應著與百多年香港歷史共同推進的 「勾結式殖民主義」 文化政治形構。這個 「無時間、無空間」,不隨時日年份而被跳越,跨境跨地的在不停運作的文化權力形構,或者也就可以像這系列電影一樣叫作 「無間道」。

[第一部份]
[第二部份]

附註

(12) 陳永仁在此集的形象,其實脫胎自九十年代香港臥底電影中臥底“去悲劇化”的前文,和對身份的“演出”性質的體會。而與心理治療師(陳慧琳)周旋的情節,更有向另一齣臥底電影 “豪情蓋天” (1997)中心理學家(吳鎮宇)對出走臥底張耀揚不斷研判的情節致意的味道。

(13) 視身份作為表演和扮裝的文化理論,可參看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