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 Critchley – Interview, STIR
In Spring 2012
翻譯：吳耀鏜
ＳＴＩＲ：
正當有關國家可能發生的「工具化」現象(instrumentalisation)的辯論持續，越來越放肆的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已經令國家消亡，並輸送到越來越少的人手中。而斷言現今沒有國家權力這回事，並且民族國家在政治上是無關重要的──活動家正將他們的焦點轉向金融機構和企業，認為他們要為經濟及生態危機負上責任，都將會是錯誤的。你認為哪裡才是今天真正的政治地形(political terrain)呢？
SIMON CRITCHLEY:
鮑曼(Zygmunt Bauman)一個影像，人們要上飛機，上一架舒適的飛機，去某處地方，在機上閱讀和看電影；然後有人告訴你，沒有飛行員駕駛飛機；然後你又被告知你10分鐘後將要降落的機場不僅沒有開放，而是沒有建成，因為規劃方案還未獲得批核等等。這正是我們時代的影像。我們舒適地往前走，所以我們認為無人在掌管：一個政治和權力的分離。所以，我認為我們從這個政治和權力分離，我們仍然這樣認為的觀念著手──也許這是我們殘留的浪漫主義或膽怯(cowardice)──我們仍然認為政治有權力，而政治和權力的融合所在就是國家。所以我們仍然想要相信，當每事都指向相反方向，政府確實仍在做著事情。
這似乎是寡頭政治（或無論我們怎樣稱呼它）的方式──自由主義民主過去30 – 40年，在列根總統和戴卓爾夫人和其他人之下已經逐步成為財閥統治，釋放一個信念，政治是服務於權力而沒有政治上的責任。所以，到了那個地步，國家就服務於（並將成為）不處於任何國家的資本利益，這是一個跨國、游牧的形式，因為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選擇你的工廠，如果你受到他們徵稅的威脅。
所以政治地形是首先創建一個政治地形，給它一個口號是「沒有地點便沒有政治」‘there’s no politics without location.’。政治是有關地點，必須要有一個地方。住在美國和紐約，可怕的事情是無論是共和黨和民主黨和其餘的候選人都沒有地點的。任何人都不過是一個場景的旁觀者，對誰是最佳候選人，有人有這個和那個看法。而一切關於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的是地點。這裡有一個對抗的地形，圍繞一系列確實相當蒙龍而迷人的無限召喚組織起來。
對我來說，政治任務是去建設一個地形。我認為在很多場景確實是這樣，或許最清楚的是目前正在歐洲發生的事情。特別是在希臘發生的事，當地政府只為了服務於國際金融機構和歐盟的利益而存在。所以，希臘對民主任何可能的宣稱或標榜，毫無疑問已宣告絕對無效。
問題是：目的是甚麼？嗯！目的就是建立一個地形──去造一個地形。我會回到無政府主義的另一個元素，是它強而有力的聯邦主義(Federalist)憑據。無政府主義是國家的對立面，但並不代表混亂無序，而是以另一種秩序與組織的概念，是關於地方自治的形式。我想看到的是──而我認為這並不是瘋狂而不切實際的──如果歐盟所有國家在未來10–20年解體，而這些領土上的人能夠建立聯邦自治管理的形式──那將是甚麼樣。
如果「沒有地點便沒有政治」‘there’s no politics without location.’，政治的目標就關乎到當地一個人的居住、思考、工作和吃渴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它是關於一個地形的建立。然而，我們居住在一個世界，從某種意義上是沒有地形的。地形向我們拒絕，因為我們已經將權力割讓給那些不代表我們的代理人。我認為整個現存的政治體制簡直是多餘的，而它消失得越快越好。我猜想去年已經以最燦爛的方式顯示了，以阿拉伯之春開始，不一而足，就是一旦你不再恐懼，或一旦多數人開始對抗少數統治他們的人，清晰表達他們自己，屆時一切都完了。
在英國，要發生很容易。會發生是因為有誰會再在乎英國的政黨政治？我在過去的1980年代是工黨成員，與來自極左的成員在工黨共事，因為我們不得不鏟除戴卓爾主義。但那時的工黨仍然是一社會主義政黨，有一個廣泛的社會主義呼籲(Socialist Appeal)，第四項條款(Clause IV)與所有其他。這些政黨政治似乎不過是稻殼，一些不再存在的事物的回憶。那麼為甚麼不就去採取大膽的步伐乾脆除掉他們？
ＳＴＩＲ：
當人們談論到冷漠，我認為人們都找錯了地方：他們只望著代議政制和工會主義。而如果你不參與其中，你便是冷漠。他們並沒有看到正無處不在而不引人注目、草根的政治活動。
SIMON CRITCHLEY:
冷漠的是正常的政府與政治。
ＳＴＩＲ：
這是從政黨政治脫下，而再投入地方行動和以社區為基礎的政治行動。
SIMON CRITCHLEY:
而其他政治形式都關於感傷力(pathos)。如你所談及的，這是關於憤怒和所有其他。在《無限召喚》Infinitely Demanding的結尾，我借用南希(Jean Luc Nancy)一句說話：「憤怒是最先的政治情感」‘anger is the first political emotion’。對就是這樣。這是一種複雜的情感。而佔領行動就是一次憤怒感傷力的清晰表達。但同樣茶黨、同樣在荷蘭投票給自由黨的人──他們都憤怒。所以憤怒是一種感傷力，使一個主體激怒而行動起來，但另一方面是它要求一個分析的條理。憤怒並不足夠──但它是一個開始。
（完）
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
美國紐約市社會研究新學院（新學院）漢斯．約納斯教授(Hans Jonas Professor)、荷蘭堤堡大學兼任哲學教授
翻譯原文：
Simon Critchley – Interview, IN SPRING 2012, STIR
http://stirtoaction.com/?p=1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