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2月26日《全球危機之下：香港的左翼運動往何處去？》一些發言的整理。論壇主要是一些勞工基層團體的組織者及政黨人士圍繞當下形勢交流看法，包括有長毛、蘇耀昌、譚俊賢、伍建榮、歐陽達初、林致良以及陳敬慈。因討論頗長，有些地方的筆錄並不全面及有遺留，請大家注意。另外，林致良以及陳敬慈亦有自己的討論稿，方便大家參考。
第一位講者為社民連的長毛，他認為左翼應去想如何建構群眾運動。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擴張，導致歐洲國家如希臘和西班牙大幅削減福利、教育和公務員開支，使各地人民的反抗意識不斷提升，當中有人開始反思資本主義的危害，找尋另一出路。而在香港的反資運動中，情況比其他國家更壞：無組織、無意識和無有效抵抗。香港現時受中共的管治，所謂內地崛起，香港正受到中國官僚資本主義影響。我們只說香港有地產霸權是不夠全面的，香港的金融及地產霸權是互相影響，而資本的膨脹不是如我們所想的只是某某霸權的問題，因為有了金融霸權之後，資本的影響就很易滲透入其他的領域，而且非常大。這些都是要大家更具體去分析。資本的影響不單在尋租領域，而且在生產領域，例如他們會不斷壓低工資。因此在香港作為生產剩餘價值的那一部份工人，如果不去抗爭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中港跨境財團比過去變得非常強，已不是以前中國財團要靠香港財團，或香港財團靠中國財團。現時的利益關係是你中有我。這是為何特首競爭會那麼激烈，因為有很多餅分。兩地的勾結情況，已滲透到香港的立法會，就如高鐵事件所顯示的一樣。曾蔭權內地租樓事件，前海、河套區發展及六大產業發展，亦突顯內地與香港商界利益勾結嚴重。
左翼需要建構一系列的行動綱領，條件包括：對群眾來說是看得明白的，而且是群眾會認為政府能力範圍內可以做到但又不去做的。行動綱領是要解決到人民的問題才是重要，亦要具體。例如可以是：反對工資與工時的剝削；反對公營事業私有化（用法律仲裁；港鐵沿線地為何是港鐵優先用；為何港鐵是私營）；提倡稅制改革；解釋規劃是殖民地政府為了搶地的政策，以及現時地是被送去不同產業，由此說明土地、城市發展、舊區重建規劃與資本關係；取消醫療方面的藥物名冊；增加社會福利開資（批評香港社福開資只佔GDP 2.2%，相比其他國家偏低）。近期(當時2月尾)亦可以是借特首小圈子參選人和曾蔭權醜聞來突顯其不公義，用此發動群眾。所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左翼要做好組織和連結工作，左翼亦需要社會性調查，此是與運動分不開的。另外，現時議會抗爭與群眾抗爭似乎脫節。
最近社會上經常出現 “香港精神”或 “核心價值”。長毛指香港精神/核心價值只是杜撰出來，價值不應是說出來，而是在行動中體現出來。他認為強調價值等同沒有價值，政府不會主動捍衛核心價值，擺出 “核心價值”只是管治階層用來對抗危機用。經濟危機來到，基層被要求忍受更加多的剝削，這就是現時所謂的核心價值，這是被壓迫的結晶品。香港也曾經有所謂核心價值，例如89年百萬人上街，或03年50萬人上街，才可聲稱有核心價值，但如果不是經群眾充權，以及群眾運動洗禮，聲稱的核心精神是沒有用的。而總的來說，“核心價值”本身就顯出階級力量的對比 (包括文化/論述/經濟力量等)
第二位講者為蘇耀昌(呀蘇)。他指雖然現時左翼分析認為資本主義陷入危機，似乎左翼可以借此機會壯大及宣揚左翼理念，但同時左翼本身都可能陷入了危機。資本主義危機不一定必然令左翼可帶香港向左轉，歷史上右翼民粹興起亦是回應經濟社會危機的另一可能。雖然左翼似有復興，但呀蘇對於左翼並不樂觀，原因有以下：一是香港的左翼未有效介入群眾。二是過去群眾雖高漲，但運動入面反映相當大的個人行動主義。三是香港的左翼一直有關心國際、大陸的傳統，但無奈群眾恐懼外來/大陸，而且並不想了解中國/國際。四是群眾對於基層運動，或群眾運動都沒有信心，市民的參與很零散，而且沒有或不能被組織化。第五是左翼內部有極大的分歧，在這極大的分歧下，如何建立共同綱領是一個難題；有時綱領不是沒有，而且頗多，例如幾乎每次任何聯席都是先討論綱領問題。現時的問題可能是如何介入群眾，令群眾相信，現時各樣政策問題可以是其中一個入手位。
對於現時泛左翼，呀蘇建議是否能建立一個較大的平台，讓不同的左翼互相影響，促成左翼間觀點的交流。至於對象方面，現時香港的左翼力量實在太少，這類平台暫時可定位為 “進步” 力量平台，光譜上應可闊一些，例如擴至中間偏左，令社會進步的力量聚在一齊交流。但此平台不需作為動員平台，因本身不同團體已做。他認為，此平台希望可以做到不要拉黨結派，攸好內部民主運作，以蘊釀及討論為主，可針對基層/勞工/中國問題，同時應結連學者及青年群體，在適當及有共識時亦可介入當下重要議題。
與會者寶瑩回應指左翼對她自己來說定義很大，基本上社運圈都可以是。但左翼自己是否認為存在危機呢？至於平台方面，可以是集體傾方向、運動重點、具反應性以及討論左翼運動策略。她指綱領是要貼近群眾以及建構在市民上，反而以前的NGO 方向扣連不到政治經濟。呀蘇指心目中的平台不是要急於有什麼大成果，亦不一定要反應性，但重點是要結連不同範疇的人，至於重大事情如果是有共識亦可以回應。呀Cham 則指對於左翼是否需要一個平台或對於所謂進步力量如何合作還要看情況，暫有保留，未敢判斷。
第三位講者是譚俊賢，聽完以上講者後，認為現時主要問題是如何結合不同人的力量，以及做好細緻的組織工作；反而現階段不用太集中注意力在綱領上，因為他認為在唯物主義下，人民在哪個社會形勢及時機下就會有哪些相對應的思想。現時應該有政黨作為組織及聚合作用，尤其將不同的被資本剝削的人聚合起來。他引用引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指階級是經過無數的分離、而不是預定之中好像太陽升起一樣。他指香港工黨暫時以小型及不同的抗爭去累積，連結不同群體。他指馬克思在1848以前經過結連小資產階級嘗試推翻資本主義失敗，之後寫了資本論以及搞組織，並以10年、20年、30年的期望去做。如果以為革命是明天會來到的是錯的想法。香港的左翼現時亦缺乏動員群眾的方法，沒群眾就沒左翼運動。
與會者Cham不認同譚俊賢指不需要論述/綱領。我們或者可嘗試如何在一些細微的事做政治教育。如果群眾不理解綱領，可能不一定是綱領問題，而是寫綱領那個人的問題。現時如何去講清楚一些講法是重要的。至於在組織工作中，需要加入思想教育。
呀蘇坦誠指出街工在光譜上當然不是太左。但如果以街工內的工會具體情況而言，街工反而可以比現在更右的可能。當然，如果沒有這些工會在街工入面，街工在立場上是可以左一些，激進一些，但如果只留下一些很激進的人留在街工，其他不是太左的工會/工友/街坊紛紛離開，這樣的街工又有何用？呀蘇亦自批街工的組織工作不足，需要檢討。
第三位講者為伍建榮(亞伍)。他提出左翼運動面對的問題，一個是條件／機遇的問題，一個是方向／實踐的問題。他指出以往整體運動分工有不足，少了生產論述的部份。但這不代表是要高高在上的講一套論述，因為群眾/市民在具體生活中有睇法，組織者要進入他們的想法。他認同群眾會有其愚昧性，但是要體諒其處境及限制。因此組織工作是要好仔細，進入群眾的日常生活做細緻的群眾工作，不應盲目樂觀，幻想群眾運動會突然出現，而是要進入群眾的日常生活做細緻的群眾工作。同時，別以為只要論述或組織其中一樣做得好掂就得，這是沒可能的。在社區不斷與街坊及各群體進行討論、轉化，慢慢令群眾行多一步出來，其中重要的一種步驟就是組織。而作為組織者要謙卑，不能夠幻想自己地位仍是在上面。群眾不是單一意識形態，要轉化/組織他們，是要跨越在他們背後的不同意識形態。因此一定很吃力。
亞伍指現時社會議題長期被右翼民粹入侵，左翼無還擊之力。在過去10年，社會上瀰漫一種「憎富厭貧」的情緒，既源於厭惡新自由主義引致的貧富懸殊，也存於國族主義的社會排斥，成為民粹主義的溫床，。經過近年經濟危機，雖然證明自由市場以及凱恩斯都行不通，但右翼思想並沒有因此消失，而是滲了入不同領域再轉化。他認為左翼在新的形勢下，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必須做好總結及作細緻的部署，才有條件作出反擊。
至於回應之前工黨的成立，亞伍認為香港在現時的階級形勢底下，沒有基礎搞工黨。香港比台灣更加缺乏基礎，現時的組合只是一個選舉聯盟。如果要有左翼的整合，必須拋棄 “泛民” 的身份作招徠，要重新考慮建立以“泛左”為主力的社會運動戰線上。這是身份問題，不除舊，何來新。
第四位講者是歐陽達初，他觀察到現時政府角色的轉變。現有財政危機及認受性危機，不過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那種。現時屬後緊縮年代，從開支方面看，開支指數化，只以指數升跌來衡量，藉此去政治化。雖然福利開支愈來愈少，但在公眾中的能見度很低。至於收入方面，由於低稅極低，因而更加依賴靠賣地收入。而且依國家霸權如自由行等增加短期收入，這卻在公眾中能見度高。以上不是傳統左翼講的由於少福利而引致認受性危機，現時的危機亦被右翼佔據，例如危機被排外議題。這對基層運動有什麼啟視？達初指這不單只是資本的壓迫，我們需要的是新的階級政治 – 即生活政治，落社區層面。那麼現時以什麼議題入手爭取群眾及做好連結？可以嘗試由政府收入方面的問題著手，即部份涉及稅收的問題。討論政府稅收的問題可避免團體只著重向政府爭取本身界別資源分配多少，而轉向將目光放在為何政府收入少及不穩定的問題。達初又指，不相信從一個很高的層面建立論述或純粹討論了一套策略就可以能帶領他們，必須在社區層面做好組織與論述。但現時極缺乏前線組織者。
第五位嘉賓為林致良，他指現時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地區爆發經濟危機，另也爆發一連串民眾反抗，但經濟危機不會自動變成政治危機，政治危機也不會自動演變為進步的社會變革。當下對勞動階級和左翼力量來說既是爭取實現美好前途的契機，也是個嚴峻的考驗。要建立一個以滿足人民生活需要而不是利潤為原則的新社會，它的客觀條件早已成熟。所謂反資本主義，就是實行一套與利潤邏輯完全不同的方案，如把銀行、公用事業和關鍵經濟部門交由大眾民主管理。有了社會主義覺悟的人，應該把積極傳播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自己首要的任務。左翼的根本任務是推動社會革命，並不表示輕視在革命實現之前的局部改良，雖然社會主義者反對改良主義。根據普羅大眾的迫切需要而提出局部改良和過渡性的要求，鼓勵和組織群眾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議會和領袖）去勇敢爭取，也是左翼的重大責任。
左翼也要利用本地相對自由（例如資訊流通較自由）的環境，一方面捍衛仍有的自由權利，爭取香港的民主自治，同時放眼中國和世界，促進國內的工農民主運動和進步社運。只有內地工農大眾的自主抗爭，直至建立起大眾對政治和社會經濟兩方面的宰制權，才能有效廢止中國的官僚專制和資本專制；也只有中國的徹底民主化，特區的民主自治才有保障。
左翼要處理好聯合行動和方向澄清兩者的關係。要挑戰資本和國家機器，需要有勞動階級最廣泛的聯合行動，同時左翼要從中澄清方向，令勞動者對社會矛盾、階級關係和鬥爭戰略有清楚明白的認識。
最後一位講者是陳敬慈，他指目前在香港出現資產階級內部的分化，但是從全世界而言，各國資產階級表現了很大的團結和協調能力。勞工（代表其利益的左翼）和資本（代表其利益的右翼）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兩面。左翼在資本主義之內，而不是之外，我們的行動直接影響資本主義的未來。世界各地雖然有群眾的抗議和動員，卻不一定能推動社會政策的向左轉。資本的危不一定是左翼的機，原因是過去三十年左翼運動的敗退，工人階級團結的被打破，包括括結構（政治經濟）和意識（文化行動）兩個方面。
如果左翼的工作首要是重建工人的階級的團結，那麼組織的工作和意識形態的工作都是分不開的。假如沒有意識形態的工作，那麼將被事件性組織和動員起來的工人群眾引導到什麼地方去，將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例如今天的歐洲，不是沒有群眾的動員，而是沒有一個超越資本主義的群眾運動。這是需要左翼和工會或者其他群眾組織的結合，但是在歐洲過去幾十年，兩者分來了。左翼在香港的團結可以極大化我們目前能爭取到的成功，另一意義是，在歐洲一樣的經濟危機在香港出現時，我們有更加充足的準備，給予回應。如果沒有思想上，意識上，和組織上的準備，那麼我們就應該容易被分化和打敗。
他亦指左翼21本身定位為一個反資團體，但成員在各自的工作崗位已有很多組織工作，因而只能比較做得多青年學生和勞工基層的連結工作。現時青年個人實踐的傾向很強，未與其他社會運動特別是勞工基層運動走向結合。未來希望做好這部份。另外，也要進一步擴大團結面，和部分學者，文化人，知識份子相結合。希望可以形成一個左翼社會力量，雖然明白這個過程很慢，而且起點很低。
至於不同講者關於左翼的共同綱領、交流的平台、徹掉“泛民”這個招牌，並建立泛左。陳認為這些都不是矛盾的，可以先後次序之分。先交流，交流有共識之後就是綱領。
回應關於發動群眾的問題，陳認為要界定什麼是群眾和工人階級，群眾應該就是廣泛意義上的工人階級，而不是特定的基層勞工。不同組織者面對的群眾不同，但大家都在做群眾的工作，或者都可以在左翼運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推動的社會力量的出現是需要不同位置的結合。另外，現階段可以是針對運動的骨幹分子這一個層次。
與會者寶瑩表示，組織、連結、鼓動、宣傳和教育需要有機地結合。對群眾來說，要一步步有成果地改變現實。另一與會者認為，年青人激，並有先鋒心態，但如何應對群眾中保守的部份？因為群眾不是個個都激。另一人表示，現時有一不良現象，是圈內人鬥自稱左，鬥自稱基層，你不夠左就批評你。Cham表示現時青年不關心工人議題，這個情況很不利，或者青年人背後有 “一大堆野”影響住，例如是身份問題，例如說 “泛民” 這個概念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呀伍對於組織青年人的問題，認為組織者不能自說自話，他指現時難組織青年，或青年對傳統議題不感興趣，意味著社會經濟模式轉變，因此我們要學習他們的語言。放下幻想，行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