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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迫遷,兩種態度」——東音工馬上封 Hidden Agenda「東音工」音樂會報導(一)

「兩次迫遷,兩種態度」——東音工馬上封 Hidden Agenda「東音工」音樂會報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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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東音工晚表演的樂隊「門生」的主音Benny Cheng

(獨媒特記報導)「馬上封」,讀音令人有些霞想的名字。但在活化工廈政策下,就是單位馬上被封的意思,是位置觀塘的音樂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第一次被逼遷所舉辦的抗議音樂會姓名。音樂會結束,即晚收拾細軟,將器材搬到新租來的單位,新的Hidden Agenda再次上路。一年後,Hidden Agenda再次被逼遷,今次結業音樂會叫「東音工」,全名是「我們來自工廈之:東九龍音樂工業音樂會」。處身於政府活化工廈政策左右的一年之間,他們經歷了活化工廈政策,「東音工」的晚上,與「馬上封」的晚上感覺已全然不同。兩次迫遷,兩種態度。

Hidden Agenda的負責人之人Kimi被問及「馬上封」的經歷時,心情也沉重起來。在「馬上封」至「東音工」的一年裡,政府對活化工廈政策進行了中期檢討,放寬了「活化」工廈的門檻,業主更容易更改工廈用途,可能是令Hidden Agenda再被逼遷的原因。

黃津玨(阿玨)是自然活化合作社成員和Pusshitachi的結他手,認為「馬上封」時代的Hidden Agenda做不到現在這樣一場關注東九龍音樂工業的運動。當時Hidden Agenda開業只有短短一年,只有留意香港獨立音樂的人才知Hidden Agenda它的存在,運作方法亦不成熟。當時Hidden Agenda突然收到通知,要在一個月內走。成員盡力地想能在一個月內做什麼,要怎樣做,想到的就是「嘩原來而家剷到埋黎喇啵,咁樣我地開始去講喇」開始意識到活化工廈的影響,也有了「馬上封」音樂會。


圖:三十一日晚Hidden Agenda的東音工

「東音工」時代,除了受到業主加租壓力外,更主要的受到來自政府部門的壓力。Kimi說Hidden Agend正分別被多個部門「攪緊」,分別是地政署指Hidden Agenda在工業用地進行商業活動;食環署指其沒有娛樂牌;警方要求申請酒牌。在香港法律下,所有大廈也要根據土地契約所規定的用途來使用,而Hidden Agend所身處的大廈用途是限作工業或倉庫用途,無形中變成了不能申請娛樂牌變相不能申請酒牌,因為不符合士地用途。而Hidden Agend在表演期間賣酒,其實是貼補支出的主要途徑,同時令觀眾看表演時,看得更盡情,更是文化的一種。阿玨說從前的Hidden Agenda不會和政府硬碰硬,「會有些驚」,如果地政署的人員來到,成員會說不如假扮貨倉避開,或者建索性不賣酒。但經一輪討論後,大家都明白硬碰硬的意義,輸了都不過是打回原狀。但如果贏了就很勁,可以改變工廈表演場地是犯法的想法。

Hidden Agenda的運作模式相比從前也成熟多了,除了租場給獨立樂隊表演外,亦會進行其他活動,例如七一遊行前特別辦了「社運戰鼓速成班」。梁穎禮(阿禮)生活圈主要在觀塘,是意色樓和Pusshitachi的主音,參加過「馬上封」和今次的「東音工」,也有幫忙策劃「東音工」。他也認為「馬上封」和「東音工」的差別是訴求更加清晰,這都是因為受影響的工廈租戶更多了。阿玨亦覺得支持Hidden Agenda的人數是比「馬上封」時多了。認識Hidden Agenda的人不再只是在觀塘的樂隊,有些在香港生活的外籍人士也支持Hidden Agenda,因為他們看到觀塘的優點,離開民居很遠,不會收到嘈音投訢,單位也很大。假設在唐樓開一間類似Hidden Agend的表演場地,最小需要三十多萬設置隔音,試問怎會負擔到。除了工廠區外,也不太可能出現類似的地方供人表演音樂。

我們來自工廈之東音工演唱會的宣傳片,片中強調獨立自主的藝術空間,可能正時香港所缺的。

其他有關東音工和觀塘藝術家的報導,本站特記家樂寫的由東音工開始從社區和文化保育的角度看觀塘,嘗試探討社區與本土文化及其他工業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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