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曹‧香港十分一會
由七零年代種種經濟、政治及文化的急速轉變為本同志運動的萌芽提供了養分和空間、八零年代麥樂倫事件誘使殖民地政府就男男性行為非刑事化、九五九六年胡紅玉提出性傾向歧視條例草案、到今天不同利益持份者再熱烈激辯應否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香港的同運轉眼間便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寒暑，從只集中同性戀議題走到擁抱多元、尊重差異的政治道路上。
八零年代就男男性行為非刑事化的爭論，有意無意地把宗教團體(尤其是基要派基督教團體)與同志社群放置在二元對立的參考框架中，同志運動的發展被理解成對基督教核心信仰的挑戰，因而為部份基要派基督教團體提供動力、議題、甚至是假想敵。這種把基督教與同志運動想像成對立的陣營，不單單嚴重削平了基督教社群本身對性/別議題既放開又豐富的不同立場，還妨礙了把性少眾每日面對的壓迫重新放置在更廣闊的社會脈絡中討論和反思。要認真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擁抱多元、尊重差異的社會，我認為同運以至整個社會必須脫離上述僵化的思考模式。
壓迫性少眾的最主要來源是制度化的異性戀霸權(heterosexism)與伴隨著的恐同症(homophobia)。恐同症是指對同性戀存有非理性的恐懼。佛洛依德學派的精神分析學家認為，極端的厭惡其實是一種自衛機制，它試圖透過把恐懼投射在同性戀者身上來逃避和掩蓋個人在潛意識中對同性的情慾衝動。與同性戀者接觸令到這些原先被壓抑的慾望浮現，導致對同性戀者感到恐懼、極端厭惡甚至作出暴力行為。換言之，同性戀和雙性戀對異性戀者來說意味著性別角色的不穩定和展現了性別越界的可能。流動、不確定和越界的性別身份構成了恐同症的基礎。
然而，把性少眾面對的壓迫約化為異性戀者(或社會)心理狀況的結果，忽視了壓迫也源自異性戀霸權與社會制度的糾結。第一次出現在一份1977年、批評早期心理學研究對女男同志存有偏見的學術期刊上，異性戀霸權原意指一套意識型態，認為異性戀比其他性傾向優越。到了八零年代，一批西方女同志女性主義者開始談及異性戀霸權的制度化過程，指出異性戀這個概念並非自然而然地存在，而是需要不同的社會力量持久地介入和維持。這些社會力量來自法律、教育、宗教及科學等。種種隱蔽在社會制度背後的性別主義與異性戀本位的意識型態，在八零年代開始，紛紛被揭露出來。
倡議改造社會是同志運動與女性主義的共同目標。但是，當我們高叫情慾自主、鼓勵社會從恐懼與仇恨中掙脫出來的同時，發展民主的親密關係必然是我們的道德基礎。基進的多元主義並非相對主義的同義詞，而要求將個人情慾，在完全不考慮情慾關係發生的脈絡下，作徹底的開放更非我們的意願或目標。以往自以為能夠把公私領域截然劃分的自由主義，無力解決今天發生在個人與社會及人際之間的種種壓迫與宰制。
同志運動所倡議的是一套對權力運作具有更佳考察能力和敏感度的多元主義。肯定多元生活面貌的存在，就是否定一種由上而下權威式的論述，企圖為情慾劃限，把其他可發展的空間列為禁區。向舊有旨在支配和打壓他者的價值說「不」，就如尼采在宣佈上帝死亡後人類要為生命負責，為一切價值重新評估。世界的確變了，價值觀也隨著歷史的發展作出了調整和轉移。大聲疾呼要求回歸舊有社會秩序或許是一種回應我們共同面對困局與問題的進路，但不必然比倡議基進多元主義在學理上和道德上更為優越。
同志運動的發展必然對一些想當然的價值觀帶來衝擊，這一點是無容置疑的。然而，這些挑戰不應該只被消極地理解為造成傳統社會秩序面臨完全崩潰，或對社會福祉百害而無一利。同志運動所鼓吹的多元主義是著重重建與創造，是積極地打開討論空間，讓情慾、身體、關係和政治一併被重新審視。女性主義與同志運動其中一個滙合的地方，就是共同對抗因性/別所帶來的壓迫，嘗試提出另類的聲音和視野。從兩者對社會作出的批判及努力倡議和實踐另類更自主、平等的社會關係模式，女主義與同志運動有其不可抹殺的政治性----她/他們都希望改造社會，對理想社會持有一種想像。
道德不只是一埋教條，更不只是一張列出「應該做」與「不應該做」的行為清單。「彩虹」所象徵的多元既是鼓勵我們審視和挑戰道德的前提，同時又要求我們尋求更人道、更能讓我們在互相尊重的精神下發展新的社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