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那天我請了事假，到立法會外參與反高鐵的示威集會。當天，我碰上了一位正在修讀大學研究院的朋友，談話之間，我向她表示近年除了六四燭光集會那種指定動作外，自己其實很少參與遊行集會。是次之所以參與，原因有三：
一、
報章傳媒欲蓋彌彰，把整件反高鐵事件焦點集中於一群被稱為「八十後」的年輕人身上（按：「八十後」指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港人），並把他們的行動配以「激進」來形容。其實近月來，不論學界、文化界、工程專家們，諸多的界別均以不同形式，在公眾領域上表達了他們對政府動用六百六十九億興建高鐵的意見。但政府漠視、不理，把民間高鐵專家小組提出的三百多億興建方案輕率否決，一意孤行地火速要求立法會撥款上馬。社會上就政府提出的單一議題有如此廣泛的迴響與反對，對上一次要數零三年的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是次茲事體大，不關注不參與，對自己而言有點說不過去；更重要的是，作為公民，我所關注的並不純是個人事件，而是整體香港社會福祉的事情。為何政府能如此不合理，甚至以帶有暴力的方式行事，且在回歸的十二年裏變本加厲，這個問題不去想，有違作為追求公平公義社會的文明意志。
我還記得很清楚，當上一任特首董建華借腳痛為名下台後，換上了今天的曾蔭權。當時有不少港人認為香港有救，事情會轉好。然而，擺脫那份令中產有樓階層叫苦連天的怨毒，你我其實都心水清，知道問題核心不在董先生是否腳痛，而是誰主誰哪隻腳要痛的制度、權力和當權者上。今天的高鐵事件，不單跟菜園村會否被拆、高鐵硬要將站頭設在西九龍而非元朗錦上路，以及天價高鐵之後強暴事件會否陸續有來有關，此外，它其實還反映出港人的悲哀：我們都心知肚明，如此的政策如何倒行逆施，如何不合理，如何加劇貧富差距；然而，我們就算身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也只會裝作一切如常無風無浪地生活著。說香港人政治冷感並非毫無根據，但這種政治冷感的因由如何發生，如何連活在貧窮線下的市民也能好像「時運高，看不見」地繼續生活而不作出最直接的反應，這其實與長久殖民歴史更有密切的關係，而其中在殖民過程中高度被挪用以令我們奉行不干預、不聞不問的「精神」的，是我們對資本主義那種急攻近利、經濟增長、發展主義神話以外的共產政權歴史的歇斯底里式恐懼。簡言之，我們是因怕共產政權而對作為別樣選擇的資本主義作出移位，骨子裏並非對資本主義有甚麼愛戴甚至認識；當然，我們對共產主義在過去中國的演變和歴史悲劇之間的關係也沒有進行過仔細的梳理，然後便將罪名歸在共產主義身上。故此，當我們向資本主義傾斜之時，我們並沒有多大對它進行深入認識。
基本法承諾香港五十年不變，持續享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活。那時一句簡化版本的「馬照跑、舞照跳」就能說明一切。回歸，不少人都說，那一夜之後一覺醒來，甚麼也沒有變，多好！這份以不變作為承諾，在當時成了不少港人的定心丸。然而，這顆不變定心丸，在整個世界近十二年翻天覆地的轉變下，奇怪地，神奇地，我們仍然認為過去那種堅持「不變」很重要，並且把它提升至不可動搖的地步，成了一個緊箍咒：一唸眾生皆沒法抵抗。呂大樂教授粗梳地說香港歴史經歴至今有四代，就觀察而論，在意識的角力下，並非四代的思想生活之間都獲得承傳和交往滲透。至少，香港的老人政策在董建華先生年代還能給老人在生活上一點尊嚴；但今天的社會，長者有如過街老鼠被邊緣化，認為他們因沒有生產力而成為社會中有待處理的「問題」。同樣的情況也見之于被形容為第四代的青少年，只是被說出來的理由有所不同而已（近年，青少年被說成社會的威脅，危害社會未來發展，這在校園檢毒計劃上可見一斑。）在香港，勝出以能佔據主流論述的，其實是八十年代獲益於世界公廠降臨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年代。這個年代的神話，沒有因九十年代製造業北移導致大部份勞工失業轉職而被打垮，相反，中國經濟的堀起漸成為延續資本主義神性神話的新舞台。這新舞台要較任何西方的市場更有潛力。回歸，從殖民歴史角度說，當然可以被說成為我們由一個宗主國轉手至另一宗主國；然而，我想，同樣複雜的是，中國大陸在這數十年間成功地躍升成為港人逃避具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歴史的一資本主義新載體。有趣的是，就連香港民主黨在新近由社民連及公民黨提出的五區總辭方案上退席時，也要祭出今天的民主局面是得之不易的謬論，其中的根本神經，除了是議員本身可能為了失掉議席同時也失去飯碗的仕途自保外，也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已進化至能讓民主黨在某程度上將鮮血淋漓的六四事件歴史責任與中央政權保持一段距離有關。與今天的中國共產政權過不去，其深層是跟港人的新經濟平台過不去。我愈來愈看不見那道歴史的傷痕還能強而有力地起著推動民主政制發展的作用。
今天，反高鐵事件，將沉積多時的不滿，以及長久以來講不清楚，和不去清楚講明的困局試圖打開了缺口。你可以說參與反高鐵的市民都是憤怒的，甚至激進，然而，我們倒要反省的是更深層的問題：何以今天被稱作「激化」的局面會彷彿「一下子」間爆發？何以長時間以來各界對政府施政的提議、討論、批評均沒有被細心聆聽回應？十二年的日子，加上多年來的殖民地意識對香港的改造，令到香港人沒有了主體性。試問這種來得持久和激烈的暴力，相比起一群和平集會，以靜坐和苦行的非暴力抗爭手段表達意見的市民，那一種更應被指責和痛駡的呢？是次過千人的抗議集會，令財委會不能通過撥款，可以說是社會運動歴史上難得一次的小勝，但在這次集會以先，各大媒體甚至集會的市民，其實心底裏多懷著輸多贏少的打算。突如其來的得勝，從宗教的角度看來像神蹟般發生。我盼望這神蹟能進一步改變更多人的思想矩陣，令大家認真思考過去沒想過的東西，為重生的生活賦予意義和持續奮鬥的價值。
二、
「八十後」青年在整件反高鐵事件中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他們過往曾留守禮賓府、政府總部，以靜坐和苦行的形式，一次又一次清楚地表達了他們在整個社會中的「在場」，他們作為整個香港社會的持份者，是其中一員的身份。他們的行動所反映的，如菜園村關注組主席高春香女士所言，「（常言道）很多年青人對任何事情漠不關心，問他們甚麼，他們只會回答：哦，呃，諗下先啦，唔知點㗎......。但我坐在這兒......，我發現.......年青人比我們更有理想，年青人更敢於發言，年青人更無懼怕，而我們卻有所懼怕。」（參2009年12月20日《鏗鏘集》）對於教會內外多年來的青少年政策施行不果，今天這群「八十後」究竟帶給我們甚麼的訊息，他們帶給我們怎樣的思考可能？
梁文道先生曾在皇后天星事件中說：「時間在你們那邊。」青少年的本錢，大抵就是他們擁有較我們這些八十前的人更多的青春活力。七八十年代的青少年暑期活動方針是消耗青少年的體力，為免他們去搞事。當我就讀中學的時候，國文課老師曾向我們一班被指精力過盛的男生說，要多做運動，不要胡思亂想發春夢。但實證顯示，這種說法，毫無科學根據，有的只是道德教條在動用偽科學作為管理青少的手段。雖然我沒有對國文課老師有任何怨恨，但對其學說實在不敢苟同。
青春與能量所要的往往不是壓抑，而是空間和尊重。每當我們說笑或認真地要求別人給予空間透氣時，我們究竟有沒有想過青少年人同樣對缺乏空間的世界感到不滿？我們對青少年的不滿常走進矛盾之中：一方面我們說青少年是社會未來棟樑，另方面我們卻愈來愈容忍不了青少年的行徑，甚至青少年本身。青少年作為社會的問題，化成了一個將眾多社會問題歸咎的標耙。但仔細去看，我們如此這般繼續去思考，都會令我們走不出一個死胡同，那就是我們與青少年之間假設了一道高低從屬的關係。我們不會想著要倒轉過來，去學習明白他們生活之理。今天，八十後的青少年出來表達他們的想法。這究竟是一次破格的青少年復興運動？還是我們仍然懵然不知地以為他們還是不知世途的黃毛小子？
八十後，根本就不需要我們為之代言，因為他們自己說話了，說出他們所思所想。在結束三天的苦行後，有參與的八十後青年說：「我們不是沒事做找事做的人，我們都要返工，做錯事都會被老闆罵的。」又有說：「我們行出來，要對立法會內的議員說，我們不是甚麼也不懂，我們讀書可能要比當議員的都多。」一群有理想、敢於發言、有知識、無懼怕的八十後，請大家別看錯，他們不是可以用考試成績來評斷高低的。在目下被指一塌湖塗成效不彰的教育改革中，破口大罵的多是商賈，是家長，然而作為最大持份者的學生卻失縱了。我們可以說教改是錯誤的，但甚麼獨立思考、創意思維、多元智能在被批評的當兒，內裏的邏輯還是能否考試過關，升上心儀中學大學，然後找到一份專業工作。今天的八十後，給我大開眼界的不是他們有多少人能躋身專業行列，而是他們竟能從過去如此這般爛透的教育改革中，鑽出教育的真理想來，為這個世代否定地說出讀書為何的根本問題：不要為了發財而做出傷天害理之事。可以肯定地說，無論教改是否帶著無間道式的意圖進行，今天活在我們眼前的八十後，都絕對有資格宣告教改的死亡。因為教改的目的是要培育人來服務這個破爛不堪以資本主義發展掛帥的社會。我們要知識型經濟嗎？青年人給我們說明知識型社會的溝通邏輯，帶領我們看到真的要走高科技可能得到預期以外的效果。當政府官員在想著如何在立法會內湊夠票便可通過撥款之後關人時，八十後透過facebook平台，無邊無際地進行個體化的集體行動。以往的思維是要抽出誰代表大眾，今天的運作是我在代表我自己，而每個我之間，竟有數不清的共性讓大家走在一起。若問目下八十後的社會運動是否有組織性活動？答案一定是有！但問這樣的組織怎樣運作，問題可能要較我們現有的思維複雜百倍。為此，我甚至認為，在與八十後的溝通模式已出現了短路，故懇請仍然試圖以管理模式來料理青少年的人，請虛心向八十後學習，一同建構社會發展的合理方向和議程。
三、
整件反高鐵事件，教會並不是進退失據，而是完全的失場。如上所言，如此震盪著社會各界的事件（每位港人要付一萬元的高鐵建造費，清拆菜園村，影響大角咀居民生活），教會卻連立場也沒有給予社會作參考，這究竟反映了怎樣的香港教會狀況？
友人曾說原因在於教會中產化，追求超穩定，不肯求變。然而我要追問的是，甚麼是中產化？當中產階層代表了對穩定的追求時，那有甚麼不妥當？我們又怎樣理解當中說著的穩定與不變？中產化的教會所談的穩定和不變，其邊界在哪？指涉在哪？是否泛指著要追求一切事物之不變穩定？或這只是指到對某種狀態的維持？若是關乎保持狀態的穩定，這接下來我要問的是，甚麼的狀態需要我們花氣力去維持原狀？我們至今又用了甚麼方法去維持這種狀態性的穩定？若如此狀態維持穩定了，又會產生甚麼的結果？
可能教會信徒領袖會說，我要求教會提出可供參考或討論的立場是強人所難，甚至有違政教分離的精神。但我又要提問，你所指的政教分離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是否指到教會跟世界的完全分離？我想問這個連使徒保羅都不會如此說並加以否定的想法，有多少適用性和神學並聖經的根據？政教分離的理解若是指到政府或政權與教會在組織上互不從屬，這個倒是公民社會，做公共神學的基本理解。再者，我們這由呱呱落地的一刻，就已經要跟世界打交道，這是避不了的。活在香港，作為一個香港基督徒、教會的一員，我必須要尋找信仰對現實生活的指導如何的問題。有甚者，在我認為獲得某種介入社會的根據時，我亦要反覆思考，不斷反省如是去做的效果將會怎樣？要敏銳一點，對於任何借上帝之命去做一些事情時，總得保持清醒和批判，不然很容易便會與世界走在一起，以含糊的「中產」意識助長了不義的發生。
我很懷疑，香港教會在回歸以後都缺席於諸多關乎民生法治的公共議題，而轉從變為積極地批判同性戀或性文化等道德事情的始作俑者，這是否也是變相正在收窄和壓縮著基督信仰？同性戀和性文化的發展，至今已超越了作為單純道德層面的討論。我認為教會確實有需要好好學習，認識世界的變動，否則，我們到頭來只會是自說自話，不光跟青少年，就是跟我們自己也溝通不了。
教會的自我壓縮有如自我審查一般，窒礙了各種活潑多元生命的發生，令到我們很怕與錯誤相遇。常識告知，失敗乃成功之母。這不是說我們在容許錯誤，而是錯誤本身就在所難免，問題是我們如何面對和自處。宗教改教家馬可路德在想通因信稱義的基督核心教義後，曾向信徒作出「勇敢地犯罪」的呼籲。如此語出驚人正是因為馬可路德對作為恩典的信仰的認定。由於我們都在基督裏被稱為義，但我們又在一個充滿相對性的世界中生活，凡事顧忌這，害怕那，這其實壓根兒是律法主義的精神作祟。八十後和反高鐵人士所分享的，某程度上是一種恩典的人生。所說的就是他們看透律法主義並不能導引人進到真正的和諧生活，而只會成為人的伽鎖。他們無懼怕地表達對社會的願景時，何以教會沒有為此提出一種關乎恩典的神學反省，讓社會大眾，或至少在信仰之間經驗到神恩的豐富與實在？
上述三點，我沒打算立即作出任何形式的蓋棺定論，一來我沒有這樣的能力，二是因為事態還在發展之中（下一次立法會財務委會員開會會期為2010年1月8日，尚未知會否在該次會議上再審理撥款申請，另外接下來社會上還有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大事發生），任何定性之說都必然缺乏說服力。故此我只想藉著文字和可能的行動，去投入整場香港社會事件的思考中，為事件及自己提供各種解釋上的嘗試。再說一次，解釋必然不足，但需要努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