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
「靜坐堵塞交通，這不是發洩性的行為，而是希望透過阻礙日常社會運作來達致和掌握權力者談判，以推動真正的改革。」這是三月六日反對財政預算案示威之後，一群堵塞馬路的人士被警察拘捕之後所作出的聲明。抗爭者提出了這樣的一個方向，顯示了鬥爭運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香港不乏「爆大鑊」
以現時的社會情況，以至癱瘓制度而令制度發生根本性的改革的可能性很低，但是，運動的力量是可以積累的。事實上，群眾大規模搗亂以至局部癱瘓社會運作，令資本家和政府向讓步的例子在香港也不算少，很值得參考，只不過因為不直接涉及政治性，往往沒有被專門針對政權的抗爭者所注意和了解，除了2007年的紮鐵工潮之外，還包括：幾年前的士司機堵塞花園道，抗議運輸政策；十年前貨櫃車司機堵塞整個葵涌貨櫃碼頭，抗議碼頭濫收費用；十年前有多的城巴工業行動及新巴工業行動。另外，還有很多規模較少的工潮和各式的社會行動，不勝枚舉。
可能有讀者看到這裡，會覺得不對勁，怎麼這舉出的這些例子都不是要求政制改革，沒有針對政權，沒有衝擊警察的呢？然而，這些事例都是真的達到「透過阻礙日常社會運作來達致和掌握權力者談判」的目的。
筆者粗略地把群眾抗爭分為兩類以作分析，探討發展更有力的抗爭運動的可能性。
利益群體的抗爭
上述的例子都是利益群體的抗爭，為了方便說明，就談大家較為了解的紮鐵工潮。
紮鐵工人主要是因為工資過低的問題而發起抗爭，雖然紮鐵工人沒有全體罷工，但局部的罷工和怠工，已經影響全港建築工程的進度，紮鐵工人以此為籌碼，逼使政府和紮鐵商（也代表其背後的大財團）走向談判桌與工人代表談判。
雖然為了社會同情的需要，紮鐵工潮中的工人代表一直對外強調和平抗爭，但事實上，紮鐵工潮一直存在暴力震懾的力量，一直沒有被政府忽視，為數不少的警察由始而終與工潮同在。
紮鐵工潮頭幾天，工人群眾衝上商會，砸爛商會的大門；在颱風中與防暴警察打鬥，有工人流血受傷；工人堵塞中環馬路，隨時毆打警察；罷工期間，工人遊擊隊每天清晨到地盤「掃場」，威嚇性地「勸籲」工人停工，傳聞有工人堅持開工，被打至頭破血流。在罷工期間，紮鐵工人以罷工阻礙建築工程為主要籌碼，也在談判中利用了暴力威脅，有意無意地警告資本家和政府，若談判不果，工人對社會的影響「後果難料」。
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在這類益群體的抗爭中，參與者很愛跟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員攀談。「阿SIR，我哋唔係嚟搞事架，我哋好慘架，如果傾得掂，我哋都唔使咁搞啦。阿SIR，你諗下，如果俾你或者你屋企人好似我咁，你點睇？」幾乎是這些抗爭者的標準對白。抗爭者明白警察是鎮壓機器，不斷地向警察訴心聲，爭取同情，不時會引起警員的口頭上的認同。抗爭者實施這類「軟攻」，一方面是申明自己行動的正當性，避免遭鎮壓，另一方面，也顯示了自己有清晰的訴求，因為制度失效，才會反抗，到底是渴望回到常規，以制度的手段解決問題，「唔係嚟搞事」。
紮鐵工潮之初，一些工人在窩打老道與防暴警衝突，有工人受傷流血；在工潮末期，工人衝擊多個建築地盤，在各處與警察對峙，甚至被警察暴力鎮壓。工人跟警察開打的時候，會罵警察坦護有錢人，說工人有份交稅交差餉，怎麼警察會鎮壓工人？衝突完了，工人都不會針對警察來罵，反而又來一次向警察訴心聲，爭取同情的「軟攻」。建制對於工人群眾，是一個無可逃避的現實，在衝擊建制之餘，還得認受建制，與之對話。
以紮鐵工潮這個例子，可見利益群體的抗爭者，以影響社會運作為籌碼，對建制「又傾又砌」，既衝擊，又談判，令資本家和政府作出妥協讓步。
這類型抗爭的參與者在達到其目標之後，多不會把運動目標再延伸，具一定的保守性和本位利益性。紮鐵工人群眾經過工潮鬥爭之後，意識的確有所提升，但除了少數的工人會較多地探討政治問題或參與社會運動外，絕大部份工人都沒有轉化為其他運動的抗爭者。
針對建制的抗爭
為方便說明，從「留守抗爭」談起。自從2005年開始，便有參加大型示威的人士留守在遊行的終點，以表示更堅決的抗爭，那時，他們還算是「熟口熟面」的社運圈中人，但隨著社會矛盾越來越深化，「生面口」的留守人士越來越多。至去年元旦民主遊行結束之後，群眾已不止於「留守」，而是主動去衝擊警察防線。在「元旦事件」，幾百名群眾主要目的是為了衝擊警察防線而走到馬路，而不是堵路，這種抗爭手段對於不久之後的反高鐵鬥爭有著催化作用──為了阻截通過高鐵撥款的一眾高官和建制派議員離開，堵路行動又一次出現。媒體輿論對於十足二十天內，連續兩宗群眾堵路抗爭沒有一面倒的指責，反倒是有點可理解和接受的意味，這種反應相對於三年前，媒體輿論一面倒地指責紮鐵工人堵路有很大的不同！
社會氣氛一直在變，是很明顯的，這與這些抗爭者們的行動得到一定的社會認同很有關係。經他們的努力，反抗空間不斷地被打開。
「留守抗爭」富形式性，抗爭者在大型示威之後不離開，就等待警員抬走，此中又不免與警察衝突，有些人士或會被起訴，抗爭者就此表現出對建制的挑戰和不妥協，經媒體報道，再激發了更多人士參加這類針對建制的抗爭。這類抗爭者的共同目標是挑戰建制的權威，抬走他們的警察就是權威鎮壓的體現，於是與警察衝突往往成為了抗爭的主要內容。
這類針對建制的抗爭不見得對社會運作帶來太多影響，抗爭者被抬走或自行離開之後，對交通的短暫阻礙就消除了，然而其形象十分鮮明，對於政府和社會各界，在衡量社會矛盾有多大時，總不能不把這類抗爭放在眼內，對於當權者，這是有一定壓力的。
三月六日反對財政預算案示威之後的堵路抗爭者，希望達到「透過阻礙日常社會運作來達致和掌握權力者談判」的目的，把這類抗爭賦與了新的意義，之後如何發展，還得看日後的抗爭行動。
新式抗爭在成形
以上的兩類抗爭各有特點，「利益群體的抗爭」爆發的時候，真的有逼使掌權者進行談判的力量，然而富有保守性和不外延性。「針對建制的抗爭」在大型示威之後幾乎是必然發生，形式大同小異，警方一早準備面對，抗爭容易被鎮壓清場，難以逼使掌權者正視，然而富有擴散性和蔓延的趨勢。
抗爭運動仍在發展，本文不能作出預見，也不能判斷那種抗爭形式孰優孰劣。最後，以「罷食大家樂」作為例子，以作進一步思考的起點。
最低工資施行在即，大家樂打算對員工「扣飯鐘」，激起了社會的重大迴響，各類社運、工運團體和人士，以至一些較少參與社會行動的人士也想挺身而出，打擊大家樂。「利益群體」和「針對建制」的抗爭者都在其中。
工會呼籲罷食大家樂，得到響應，二十多個來自勞工、基層、社區及政黨等團體，打算於「罷食日」到全港51間大家樂分店示威，呼籲市民不要光顧，再加上一些市民和社運人士也會向大家樂發動「游擊戰」，估計148間大家樂分店中接近一半會遇上抗議行動。
眾多團體和個人在「罷食日」所採取的行動可謂各式各樣，有些行動神出鬼沒，騷擾經營，有些則形同封舖或佔領！影響大家樂運作、形象和盈利，以逼使其取消「扣飯鐘」方案，是行動參與者的共識，而他們這樣的思維和決心，與整個抗爭的大形勢是扣連的，他們打擊大家樂的手段也是受到各類抗爭行動所影響的。
最後，大家樂在罷食行動前三天撤回「扣飯鐘」方案，這除了是因為社會輿論壓力，與大家樂感受到當下抗爭行動的威脅性不無關係。
大家樂沒有跟抗爭者談判便投降了，可見抗爭者為要干擾其運作所作的組織工作和戰術準備是有效的。
「阻礙日常社會運作來達致和掌握權力者談判，以推動真正的改革。」共勉之，我們的抗爭不囿於大型示威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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