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廣東道小販街
文：張錦江；圖：葉寶琳
按：花園街大火之後，讓社會聚焦在排檔的管理上，政府延續取締小販的大方向，新諮詢文件更會進一步減少小販數目。小販這個過百年歷史的行業，我們卻甚少聽到他們的聲音，此系列讓讀者對這群地產霸權的前線捍衛者認識更多。
剛走近檔口，就聽到有街坊問「手襪幾錢一對呀？」一個個子不高，但聲音洪亮的男人應聲答道：「最平五蚊，最貴四十五蚊。」這位就是我今天要訪問的花園街檔販─超哥。
超哥，在花園街經營牌檔超過三十年，主要是售賣手襪。檔口的設置簡樸，一目了然，檔口前的一支吊架整齊地掛著一雙雙新款的手襪，猶如展覽般給途人觀看。檔口的內部地上放置了六個盛滿手襪的膠箱，任由顧客蹲下身子，尋找心儀的手襪。在外人看來，牌檔小販可能不過是一個「有牌」的小販，地位遠不及商鋪店主，而在街頭售賣貨品，亦看似較為低級。但是經營牌檔的超哥，卻沒有因此妄自菲薄。相反在言談之間，他能夠讓人清楚感受一種充滿自信的氣魄。記得超哥在訪談的開首，已經豪情壯語地說道:「我的手襪有十萬對以上，存滿幾個貨倉」。對於自己售賣的手襪，超哥更著有一份驕傲。每當他說起自己的貨品時，雙目總會變得十分有神。他不止一次說起他的手襪本身都是廠商的出口貨，是因為和廠商關係要好，才能大批購入。質素絕對不比他人差。當我擔心地問道: 「沒人看顧檔口，會否擔心有人偷竊」，超哥即哈哈大笑兩聲說：「有人偷東西才是好事，證明我的貨品仍有價值，所以人們才會想偷啊！」
聽著超哥娓娓道來，我方知道原來賣買手襪亦是一門專業的學問。只是單單保暖的手襪，已經有羊毛、皮質和絲質的區分，還有在不同場合穿戴的手襪，例如結婚手襪、運動手襪等等。手襪的花款也五門八類，價錢亦各有異。特別的是，每雙手襪均沒標註價錢。每當顧客拿起吊架上的手襪，眼利的超哥總是即時能說出那雙手襪是什麼種類及價錢，難怪他素有「手襪大王」的美譽。
從事小販的點滴
談起三十多年來從事小販的經歷，超哥總是面帶笑容、輕描淡寫地說著。但他所述及的故事，卻委實是一段掙扎求存的血汗史。超哥最初入行是在廣東道做無牌小販的，售賣的亦不是手襪，而是生果。期間，他亦陸續賣過椰汁、涼粉……等食品。後來由於市政局對賣食品的小販監管較嚴格、掃蕩較頻密，他因此才轉而經營賣乾貨，如衣物、玩具等等。當年為了謀生，超哥有一段時間會走遍全港工廠區做小販，自行租一架客貨車在午飯或放工的時間，泊在工廠區的路口，向經過的工人兜售雜物，一日內便會牡不同的區域走幾轉。超哥甚至將貨物運至長洲、梅窩等偏遠地區出售。當我問及為何他需要山長水遠到那樣偏遠的地方做小販時，他就淡然的回應說:「我手上拎到什麼貨? 在那裡有機會能賣? 我就會去那裡吧」。記得當我附和道: 入行做小販奮力工作，也是為求三餐溫飽吧，超哥笑著糾正我說「當時都沒有想過竟有三餐這麼大想頭，只求兩餐溫飽而已」。即使到了今天，超哥幾乎仍是年終無休。當人人都在準備過年，花園街的檔販們為了把握人們前往花墟的良機，由年初五開始，每天營業到午夜。他只在年初一短暫休息一天，初二便再開檔謀生了。
踏入八十年代初期，超哥逐漸固定在花園街擺檔。其後, 他亦找到了現時固定牌檔的持牌人(一位老小販)，一同合作經營。談到當年為什麼需要找持牌人合作經營，超哥解釋謂: 市政局七十年代早期已經停止發放新牌，小販一牌難求。而他亦厭倦了「走鬼」的生活，希望較穩定地做生意。自從九十年代中期，持牌人年紀漸大，逐漸不再過問牌檔的經營，全權交由超哥負責。超哥每月只需將營業額抽取一定比例及成數，交給牌主作合作利潤即可。換句話說，超哥是實質的「牌主」，但在現時的牌檔政策下，卻只能領取助手牌經營。
超哥三十多年的小販經歷，也許正正是七、八十年代一群基層市民生活故事的縮影。縱使香港當時正處於經濟急速發展的階段，逐漸變成一個國際都會，但是對大多數基層來說，「香港夢」終究是一個夢。無論是打工仔、抑或有牌和無牌的小販，日以繼夜地工作，求的不是大富大貴，而是每天的溫飽；也沒有空暇去為未來籌劃，只盼望能踏實地養家活兒。在同輩中，或許超哥已經算是幸運的了。在今天在地產主導的社會，他起碼尚能擁有一個小小的檔口，繼續做著小本經營（嚴格來說，超哥也不是真正的牌主）。超哥的「發跡史」，不是「香港夢」中社會主流所描述的成功人士－大商賈、身穿白領的專業人士；相反，他們只是小小的自僱人士。他們大部份麵懷有很渺少的盼望：能夠自主決定自己的生活，能夠為自己每天的工作自豪。猶記得超哥向我直言：「雖然不同階層的人士都會行花園街，但顯然我們小販就是主要為基層市民服務」。我想，縱使沒有假期、沒有員工福利、沒有僱主供強積金，每天需要辛勞工作，賺取的可能也不過是微薄的收益。但是，我從超哥身上看到的。是一名基層市民能夠自主經營一個屬於自己的社區空間；獲取的不止是生計所需，而是一種生活尊嚴的可能性。
牌檔的社區網絡
在超哥身上，我觀察到的是一種久經歷練的精明。這種精明，不是指要去算計別人，或者去貪圖別人便宜；而是在街頭擺檔多年，訓練生成的生存本能。在訪談的兩小時裡，每當有人想問價、或付款時，超哥總是能夠在顧客開口前就給予反應，然後轉過頭來又繼續訪談，有條不紊地接駁回剛才剛被中斷的話題。俗語說「無商不奸」，但是當超哥說到在街頭營商的秘訣時，他有這樣的演繹。「最重要是信任和人緣。我們做小販的，沒有本錢像大財團在媒體上賣廣告，靠的只有口碑。」口碑，不單止是指確保產品的質素，而且還需要超哥這個「生招牌」。印象深刻的一幕是：當一位伯伯來到買手襪時，超哥立即走過去打招呼，猶如多年沒見的老朋友。超哥向我介紹伯伯是他的老主顧，也是一名彈結他的「音樂家」。在短短幾分鐘的交談裡，便可看出超哥和伯伯的關係，其實只是建立在一年數次手襪的交易買賣上，在日常生活裡，並沒什麼真的有其他往來。然而，這正正反映了牌檔與社區的互動關係。在牌檔這個特定的空間形態中，檔主每天都以「真身」駐紮在檔口，直接通過這樣的「體現」，進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他們與往來的街坊、顧客建立起了一種無形的社區關係。超哥曾自豪地說：「即使其他檔口賣得比我平，老主僱還是會走回來光顧我，因為他們相信我。」老主僱對超哥的信任，就是建立在那短短數分鐘，互動交流的印象上。這種信任，對於今天我們這個以金錢利益掛帥的商業社會來說，可能是難以理解；但是在舊社區裡，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其實是再平常不過。
非人化的政策
近年無論特區政府，抑或主流傳媒，均不斷將文化保育掛在口邊；而牌檔亦被美譽為一個本土特色。然而，當談到現時政府的牌檔政策，超哥直斥已經「過時」。他認為現時的牌檔政策，從1960年代開始沿用至今不變；多年來亦缺乏檢討，以至很多規定，已經顯然是不合時宜，大多與社會現實脫節。舉例來說，其中一項規例要求：牌主必須在場經營，否則即屬違例。這根本無視現時不少牌主年事已高，實際上，己將牌檔交由持「助手牌」的助手看檔。又或者如超哥的例子，助手已經接管了整個牌檔的經營，每月只須分紅給牌主，牌主幾乎已經不再理會事情。另外，若牌照持有人逝世，則只有其直系親屬才能繼承。超哥對此限制也十分擔憂。他指出：年輕的新一代未必願意繼承牌照，但現時政府又拒絕發放的新牌照。對於早已替代牌主經營生意的「助手」來說，牌主離世的話，助手便隨時會喪失繼續經營牌檔的權利，結果十分不公平。食環署現在執行的小販條例規定，小販的經營範圍不可超出三米乘四米一項，導致全港數千名牌檔小販，幾乎每天都在違犯。對於食環署打算實施釘牌政策（三個月內違規六次即被釘牌），超哥坦率地說「小販經營不過是為了謀生，每個檔口背後都有著幾千個家庭，生計都由靠他們支撐」。嚴厲執行的結果，恐怕只會使全港的牌檔，在數個月內，陸續被取締。
談到花園街大火，超哥不否認牌檔的環境可以有改善的空間，亦樂意出資改善自己的檔口。但是，他直接指出：現時食環署欲推出的新政策，如釘牌等新建議，根本無助解決問題。相反，新建議只是在逼迫牌檔結業，趕絕基層的生計。超哥更提及：前年花園街其實已經發生過大火，焚毀逾五十檔以上的牌檔。然而當時政府並無汲取經驗，改善花園街的防火設備，亦無任何政府部門協助檔販改善牌檔環境。結果，這次花園街大火燒死多人後，政府才為免輿論譴責，將責任全部推卸至牌檔身上，這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事實上，問題的癥結在於街道防火設備的缺乏，然而政府從不會提及投入資源改善街道環境，又或者提出一套明確的指引，協助更新牌檔的防火設備。超哥便曾屢次提及可以考慮在牌檔的頂部裝上防火花灑，確保能及時制止火勢的蔓延。
最後，超哥嘆道：「我們做小販的，很多已經做左廿年、三十年；最青春的時候都過去了，今天就算想轉行，都很難了。」做小販這一行的基層，其實都不過希望滿足人類生活最卑微的需要－溫飽。不論無牌、抑或有牌，小販都是用自己的勞力和血汗去養家活兒，理應受到大眾的尊重。然而在香港社會裡，無牌的小販每天都需要提心吊膽地過著「走鬼」的生活，有牌的小販也要每天給食環署職員巡查監察。他們的尊嚴從來不獲重視。然而，究竟為何庶民不能自主進行經濟活動？為何在街道小本經營，自力更生，依然要被當成做「賊」一樣，受到諸多管制和監視？這些問題，或許是我城的人需要再去反思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