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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人

諸事八掛,愛好閒事,典型鴛鴦蝴蝶派,尤好年報、畫報、旅遊,專門研究社區怪事,扮偽文青。 網誌

已過去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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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電視中那意氣風發的新任政務司長林瑞麟,想起辛亥革命前的1911,滿清政府任命的皇族內閣——清廷向百姓示範何謂「自絕於天下」。內閣任命前,不少人還對立憲抱有幻想,到頭來卻是滿人貴族當道的內閣,知識分子和鄉紳也立時狠下心場,放棄立憲和大清政權,拿起槍枝,走上革命之途。

歷史是諷刺和重複,清末宦官當道、官員庸碌無能的歷史轉眼間又活現眼前。辛亥革命百年,近期,回顧作品的作品不絕於耳,國家歌劇院本來又想重演辛亥革命歌劇,可惜被叫停了。能面世是重拍往事的《1911 辛亥革命》電影,但最有趣莫過於《重返辛亥現場》一書——與其說重返,倒不如說是重編和重譯過去的歷史。

巧合與符碌

如果將這本書拍攝成電視,不是歷史劇,而是喜劇,喜劇不是在結果,而在過程。書中的孫中山有如特務戇J ,持之以行執行的建國大業,總會跌跌撞撞。「以史為鏡,可以得啖笑」,1911 年孫中山在籌款會中竟向美國洪門致公堂領導黃三德說: 「革命成功之後,我在南建一洋樓,西湖建一洋樓,廣州建一洋樓, 請你安樂居此, 以娛晚年」,黃三德回應「志不在此」,在場人士無不大笑;此外,孫中山亦向華僑表示凡捐軍餉之人,可記大功,承諾民國建立後,可雙倍償還,可是1913 年,黃三德要求孫中山兌現承諾,他卻說: 「至今一百元求還一仙而不可得也。」歷史,不像電影,並沒有英雄,沒有宇宙最強,沒有以一擋百,也沒有神機妙算。

革命,也只是一連串的意外,成敗不一定繫於大人物,書中的孫中山、黃興,都不是英雄,只是一個個堅毅吃苦的普通人;起義、革命,是我們事後的美化,決定勝負都在小人物手中。像廣州的庚戌新軍起義失敗,因為低級軍人以為革命成功後,可升官發財,預先去印製名片,但卻嫌價錢太貴,跟名片店主吵架,招致警察介入,打草驚蛇,全軍盡墨,付上三百條人命。

今天,中國大陸的電視每天都放映着軍事紀錄片,怎樣在韓戰打敗美國人,如何在敵強我弱的內戰中,力克國軍,統一中國……電視中的戰爭彷如家常便飯,陪伴內地的市民起居飲食。事實上,書中的起義,大多彷如一堆特務戇J,烏龍百出,缺乏資金購買武器下,拿着國產零零漆的「攞你命三千」,衝向一群未戰先逃的敵人中。亡清不是革命黨,而是清廷的腐敗。

今不如昔?

電影《1911 辛亥革命》中,政府土崩瓦解,其實並非辛亥革命的現實。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書中描述1900 年以後的狀况,是大街上有喊「強盜打人啦」,大家關門避禍,但有人在街上叫「官差打人啦」,上百上千群眾就會義憤填膺圍攻官差(今天應為「城管」),人心思變。常說中國人冷漠,原來一百年前對政府已有要求。

昨是今非,作者借往昔回應今天的社會。常常聽到人民水平不足,民智未開,原來一百年前已有此說法。書中明示,與其說民智早開,實是官智未開,強加於民而已。作者強調民間社會的形成,示威、學運,罷市不是一蹴可及,也是誤打誤撞, 逐步建立抗爭常態:從十九世紀末,政府反對立憲,到1905年,立憲已成為共識——改變推行時間速度的,不是政府上層的政治家,而是民間社會的壓力。

革命成功,政權更替,民間社會卻未能配合。早期革命力量是以會黨為主,亦即港產片所謂的「社團」,後來變成軍人,兩者分別只是革命組織者不需要從外地買入槍枝,不需太多的資金投入,起義成功機會大增。

家天下,到黨天下,不同家庭組成的中國,卻無法形成「共有的社會」?中國的出路不是槍桿出政權,幫會和軍隊不能補國,作者暗示公民社會的重要,一個民眾自主維權的社會,才是我們的出路。

遙想昔日的大清,見到今天的中國。國家並不會消失,政權才會滅亡。

紀念1911 年的辛亥革命之餘,不如,重新紀念1909 年的三十萬人聯名提交請願書,要求盡快實施君主立憲,清廷被迫縮短立憲時間由九年至五年。香港的民主不進反退,大陸的民主更遙不可及,我們等待已不止五年了。

原文刊於2-10-2011,《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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