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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大時代,台下有真的主角

引言:大時代,台下有真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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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來臨的九月九日,是立法會選舉的大日子。近年政治形勢凶險,令是次選戰變得意義重大。本人因而略為改寫拙著中的前言與感言,並在此公諸同好,好讓各位在這兵荒馬亂的形勢下,可以有一點參考:

在二零一二年三月廿五日,商界精英支持的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唐英年,終以大比數落敗,無緣晉身禮賓府。回想在不足一年之前,唐英年仍被視為下一任行政長官的熱門人選,幾乎沒有人會預計到唐先生最終會敗選。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一個全新的世代,就此揭幕。

商界精英於香港政壇叱吒一時,卻於短短數個月內失勢。儘管唐英年仍然能夠得到285位選委的支持,卻有近百位曾提名唐的選委沒有投票給他。這意味著在北京的政治壓力面前,商界精英並未能有效地團結一致,部份人更是大難臨頭各自飛。這逆轉結局或會令不少分析者大跌眼鏡,然而若細心觀察香港權力精英近數十年的演變,便會驚覺當輿論圍著地產霸權、官商勾結等概念團團轉時,真正的主角早已在台下磨拳擦掌。

官商共治的殖民地體系

商界精英以前之所以權傾朝野,可追溯到殖民地時期的政治體系。香港開埠之初,英國政府因香港當時未能像其他殖民地那樣為大英帝國來龐大收益,曾一度考慮放棄香港。而在香港營商的商人,又因繳稅問題,不時向倫敦反映不滿。香港殖民地政府為求自保,只好吸納主要商行的精英進入政治體系。與此同時,殖民地官員不熟悉中華文化,加上種族主義造成的偏見,不敢亦不願直接與華人打交道。因此他們便倚靠以華商為主的個別精英為中間人,透過他們間接管治華人社會。

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史葛(Ian Scott)指出,香港自開埠以來,曾經歷過多次管治危機,而每一次都是透過吸納更多的精英進入政治體系,讓更多的精英分享政治權力,從而平息風波。這些精英大部份都是商人,先是主要商行的外籍商家,後來又擴展至華商。與此同時,殖民地政府亦讓公務員體系擔當制訂政策的角色,讓潛在的政治分歧化約為行政管理的技術問題。這種行政吸納的管治作風,令殖民地時期的香港能大體上維持政治穩定,亦奠定了官商共治的政治體系。

在八十年代精英交織網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官商共治體系的結構。主要商行與政府委員會之間,有著豐富的交織聯繫,把權力精英連成一個團結的陣線,而部份較具規模的主要商行和較重要的政府委員會,則在網絡中擔當主導的角色。

山頭林立的商界精英

到了一九八四年,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議定於一九九七年將香港的主權移交予中國。北京政府認為商界主導香港政治的力量,開始對商界進行統戰。北京最初期望能夠維持香港官商共治的格局,但這個如意算盤卻因中英兩國後來交惡而打不響。

彭定康上任後推行政改方案,於一九九五年立法局引入選民基礎較廣泛的新九組功能組別後,北京決定放棄「直通車」的安排,以「另起爐灶」的方式自組主權移交後的管治班子。曾為彭定康服務的公務員體系則被視為「港英餘孽」而不獲信任,商界精英成為了唯一獲北京信任的管治伙伴。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商界出身的董建華宣誓就任首位行政長官,開展了主權移交後商人治港的政治格局。

然而當商界精英走上了權力顛峰之際,他們之間卻已不復以前那樣團結一致。主要商行之間的董事交織,在八十年代以後愈來愈稀疏。近幾十年全球經濟一體化加劇了商營機構之間的競爭,令它們更難為著一致的政治目標而團結起來。商界精英的分化,是近幾十年先進國家的普遍現象,唯香港商界精英的分化卻同時有著本土的因素。北京對香港商界精英的統戰,再加上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商機,使北京與香港商界建立了主從關係。香港商界一方面公開表示效忠北京,另一方面又利用與北京的人脈關係向競爭對手及特區政府施壓,以爭取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這既加深了商界精英之間的不和,亦令他們失去了組成管治團隊的動機。香港的商界精英在九十年代起便分裂為多個山頭,整個商界亦逐漸失去在權力精英中的主導地位。

董建華在任年間,特區政府曾嘗試過加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的角色,後來更引入了高官問責制,使董建華可以任命公務員體系以外的精英為主要官員。無奈商界精英卻不能團結一致,組成一支可以支持董建華施政的管治團隊。及後一連串管治危機後,商界精英雖然仍然能維持其政治影響力,董去曾上卻已成定局,開展了公務員治港的時代。

親北京勢力暗渡陳倉

曾蔭權上台後,他大可以運用既有的公務員系統,以及利用公務員在殖民地時代制訂政策的經驗,建立一個自主的管治團隊。可惜曾蔭權卻抱著打工仔的心態,將自己視為北京政策的執行者,而非香港的政治決策者。特區政府與香港商界一樣,都有著只向北望的政治文化。親北京的政治勢力,亦逐漸悄悄地佔據了權力精英們主導位置。

在二零零八年的精英交織網中,商界的精英已經分化至各個甚少互相連繫的山頭。主要商行亦未能在網絡中擔當主導的角色。只有政府委員會能夠主導精英交織網。我們發現在這些委員會之中,大多是與主要商行沒有連繫的商界人士。他們當中有不少都曾於中國大陸的政治體系中擔任過公職。他們雖然來自商界,但大部分卻非傳統官商共治體系的成員,而很可能是北京親自裁培的嫡系勢力。

同樣在二零零八年,中聯辦研究員曹二寶在中共黨校刊物撰文,指出北京需要在香港建立第二個管治團隊。考慮到這篇文章的觀點,我們相信在權力精英中嶄露頭角的親北京人士,很有可能是第二個管治團隊介入香港事務的渠道。在傳統商界精英日趨分化的情況下,由北京栽培的精英便可以進佔原先由商界精英主導的政府委員會,不知不覺的將之轉變為北京影響香港政治的平台。他們具有商界背景,讓政府委員會延續昔日親商的作風。然而他們卻不從屬於主要商行而且正是要取代昔日主要商行的角色。北京政府充分利用了政府諮詢制度的空間,容許他們在表面上不損害一國兩制框架的情況下,以合乎香港法律的方式介入香港的政治事務。

北京對香港社會各界全方位的統戰,亦於主權移交後得到成果。不少社會團體及地區團體在近幾十年逐漸投入親北京的陣營,由北京栽培的精英亦相繼活躍於民間團體之中。這些團體對香港市民做了不少意識型態上的宣傳,從而凝聚了不少政治立場保守的群眾,令親北京的政治立場可以得到民意的支持。這些團體在選舉時,亦成為親北京政團的地區「樁腳」,其動員組織的能力遠比民主派的對手強大。我們可以預期,北京在民間社會的統戰機器會在二零一二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時再次全速開動。北京方面的目標,是要得政權、奪議席、贏民心,透過部分民意授予的認受性,推行所謂的四大政治任務:訂立國家安全法、全面推行國民教育、落實僅具鳥籠民主裝飾的終極政制、整頓公營公共廣播。香港既沒民主、自由亦受限,將會淪為中國屬下的一個殖民地,開展一個由北京全面掌控香港的新時代。

香港的商界精英無疑是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權,當中涉及的利益衝突亦繼續影響著香港市民的生活。然而當輿論群起批評商界霸權時,商界在香港政治的主導地位已被逐漸被陰乾。當商界精英以為business as usual而氣焰沖天之時,親北京的嫡系勢力已準備好要接收權利。不過是幾個月的功夫,殖民地時代的官商共治體系,霎眼間已成為明日黃花。

感言

執筆至此,大局已定。本書所作的推測,似乎在出版之前就已經應驗。目前的政治低氣壓,猶如一口吐不出來的烏氣,悶得叫人無力再寫下去。

「大時代,台下有真的主角。大時代,誰讓你主宰?哪裡會有地方可以暫避,去讓你玩,快活到死?哪裡會有地方可以遁地?看著你,你沒法遠走高飛。」我們彷彿聽到一隊不復存在的樂隊,聲嘶力竭的為失去光芒的都市唱著哀歌。

只是,再是絕望,我們仍要對那再度殖民香港的北京權貴、對著建制中幫共官做買辦的賣港賊,大叫Don’t teach me how to die!「好風光不會停留、不要妄想老天會打救」,「不偏不激不反,然而無力救你;不枯不萎不倒,仍然全賴勇氣;不屈不朽不囂,昂然重拾武器;不可不知不懂,隨時隨地你要打不死。」北京愈是要全盤操控,我們就愈是要在各個關頭都要堅守到底。讓我們堅守九月的立法會選舉、讓我們走上街頭、讓我們以勇武抗爭抵抗惡法。我們能依靠的,就是前面的那雙手、對自由的渴望、對世道不靖之不甘心、以及我們對土地與親朋之熱愛。

《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專頁:http://sytsui.wordpress.com/category/elite-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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