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賀蕭，譯／陳雁
在1980年代的中國，常常能夠聽到年長的人們稱1950年代為「黃金時代」。人們以這種質樸的集體記憶來追溯早期社會主義，這與文化大革命時期截然相反——國家官方貶斥其為「十年浩劫」。對於1950年代早期的回憶包括排隊候車，黨的幹部們平易而負責，人們的生活在可衡量的、物質層面日新月異。這種流行的懷舊爆發的過去20年裡，對於1950年代的理解也在不斷地變化。學術研究與個人記憶，中國國內與海外的出版物已經詳細描述了這個黑暗的1950年代——所有毛時代弊病的起源在這時都能窺見一斑：專制與政黨沖突，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殘酷壓榨農村的政策。我們對於這一時代的政治運動和領導階層對於什麽是中國最佳發展道路的黨內爭論的理解也變得更加精確。然而，對於政治權力中心之外的1950年代，我們實際上一無所知，對邊緣的歷史所知更少。
文字資源上黨/國家聲音占據著統治地位，導致了這種理解的局限。官方紀錄告訴我們中國國家這個空間是不可改變地穩定的——它的邊界是固定的、地圖繪制好了的（mapped）和受保護的，它的內部在整個疆界內統一地、均勻地受黨/國家統治著。官方文件也假設了一個新的分期，我們可以稱之為「運動時期」——以國家發動和廣泛參與來衡量，把它與1949年以前的「解放前」截然分開。假想中國家發動的運動大同小異，僅在地方人事、特定的不滿和領導層所犯錯誤的程度（這是近年來的出現的）有所不同。罕有跳出運動框架之外的紀錄書寫。簡言之，我們沒有任何中國社會主義早期的文化史和社會史，而這些歷史主要可能的來源之一——記得這些年代的人民的聲音卻正在迅速地消減。
下文是一項嘗試，以推動、擴大和細察在國家空間和運動時代的有限的歷史框架下的研究工作。本文將被雙重邊緣的群體——農村婦女置於1950年代文化史的考量中心。對農村婦女的聚焦要求我們跳脫政策聲明層面，探問官方行為與地方實踐是如何互為糾結，以改變社會圖景的。將這些婦女的口頭生活描述作為主要的素材，要求我們考慮到故事與失語，記憶與遺忘。這也要求我們探究當社會性別被置於中心時，中國學對於20世紀中國社會與經濟生活轉折點的真實性會發生什麽變化？
在地方層面，對誰而言，什麽是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創建社會性別起了什麽作用，而社會主義對於社會性別自身的建構又起了什麽作用？對這些在社會主義國家成立時，尚是青年的婦女們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她們記憶中的早期社會主義是什麽樣子的？作為老年農村婦女，現在她們的境況大變，她們的記憶與官方和反官方的歷史是如何交叉的？
本文利用的對於陜西農村婦女的訪談，是從1996年開始，在陜西省婦聯研究室主任高小賢的合作下進行的。我們的研究集中於關中與陜南的4個村莊，每個的地方經濟情況各不相同，而政府組織較為接近。在確定研究點時，我們有賴於各縣婦聯的協助，也得到縣政府官員的首肯。在每個村莊，村民們樂意與我們問候、攀談則拜賜於代表婦聯的高小賢的努力（她在農村地區已經工作多年）；而且我們的到來也得到了官員們的支持。不過，我們的訪談時是沒有任何形式的官員的到場或造成妨礙的（村莊一般來說不是「上頭來的」官員們首選的開會地點。）沒有人介入我們的訪談，也沒有人試圖指導我們就某些特定主題展開訪談——除非我們要求幫助。沒有任何一個有官方職位的人去告訴那些老年婦女們該對我們說什麽，或者去打聽他們說了些什麽（盡管有關我們的訊息不斷地在每個村莊裏傳播，前面的受訪者會自願告訴後面的受訪者什麽是我們感興趣的，而後面的受訪者則抱怨前面的人誤導了她們等等）。我們的對談者不會羞於批評國家政策——不管是現在，還是過去的，但她們不願意就家庭成員、鄰居和官員們提供長篇大論的批評。我們從常見的一個現象中獲益匪淺——人們樂於選擇外來者（outsider）來交談，而不是說給隔壁鄰居聽，因為外來者、過客不會將他們的秘密在當地泄露。當然，我們的訪談也受到一些特別的影響，因為我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外國人，而高則是工作在群眾組織的城市婦女，我們花了很大的注意力來交流這一因素究竟起什麽作用。但對很多受訪者而言，有個聽眾對那些長年無人問津的故事感興趣，這一事實壓倒了其它所有顧慮。
【地方社會主義與「國家影響」】
任何對於社會主義中國婦女生活的考察都不能摒棄對於國家的關注，因為中國的黨/國家在早期就迅速而強有力地進入，並重新安排社會性別關係（在生產和再生產領域都是如此）和以他們的理解來安排其他的範疇（the categories through which they were understood）。「中國領域」的學者們慣於將黨/國家理想為一個確定的實體，也許內部並不團結一致，但仍然被明確地界定著。在研究1950年代時尤其如此，絕大多數描述呈現為擴張的國家引導下的對於農村生活高度統一的介入。然而我們不能忘記所有的社會主義（Tip O’Neil的名言「所有的政治」所說的）都是地方性的。即使一個中央集權國家大多數、闡釋性的法令要在大的、千差萬別的環境中施行，必然會被地方官員們依照特定的環境來解釋、重寫、強調和扭曲。在我們的每一個研究點，空間的重新安排和時間的重新校準受制於國家的聲明，但是他們是受地方的關係與實踐影響的，並且有著當地自己的理解。現在，半個世紀以後，這些改變已經與當地的敘述與記憶融為一體了。
曹竹香——1950年代關中地區著名的勞模的記憶就是這樣一種地方性的描述。曹1917年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16歲時訂婚並嫁入一個沒有成年男子的家庭。她的公公已經去世，而她的新丈夫比她還年輕3歲。剛過門她立即就跟著她丈夫的嬸嬸下地幹活，她娘家的哥哥、侄子都來幫她。在她丈夫剛剛長成一個成年勞力時，就被征兵隊抓走了。家裡多方疏通後，他被放了出來，但必須到渭南做工兩年。當他回家時，身患結核病和腫瘤，1940年就去世了。丈夫的死使曹二十四歲就做了寡婦，並給她留下一個六歲的兒子、一個三歲的女兒，和一大筆為治病而欠的債。那時她下決心一定要學會種地，於是讓她的哥哥教她全部的種地技術，包括女人通常不做的犁、鋤、耙和耱。
1949年5月，共產黨來到了曹的村子。當曹在區委書記提供的貸款幫助下積極組織7個婦女紡紗織布時，她在1950年春受到賞識，成了一名勞模。這七人中每個人都象曹一樣，家裡不是完全沒有成年男勞力或是因某些原因而缺少壯勞力，而她與她們中每個人都很熟稔。這七個婦女到村南的集市買了一些紗線，在曹家支起三架織布機，開始工作（WDNHSB 1993，367）。當越來越多的婦女來看她們，並希望獲得建議以幹同樣的工作時，曹回到書記那裡得到了另外的啟動貸款。當夏收時，這7個人的團隊已經擴展到21人，並轉型為農業互助組，負責在大塊土地上收麥子。
村裡花了2年的時間來實踐各種形式的互助組。這個過程坎坷不平，充滿了錯誤的開端和爭吵。大多數時候，曹都是組長，也是中心人物，她千辛萬苦地設計安排、分析錯誤、重新嘗試。到1952年底，才建起一個由36戶組成的穩定的互助組，曹是這個組的頭兒。1951年，曹被選為西北地區的勞模(WNXZ 1987, 617)，1952年她成了全鎮第二個黨員。1954年，集體化的第二階段——低級合作社成立時，曹是主席。她在接下來的高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時期也保持著領導的位置。她一直被選為勞模，後來因成為「五朵銀花」 的一員——省級棉花生產英雄，而名聲大躁。
如果沒有黨/國家的行為，這些貧乏的描述將無法理解，它們提供了制造曹的體制背景與公眾認同，現在她80多歲了，在當地赫赫有名。然而我們遺漏了這個故事裡很多重要的細節，如果我們認為「國家」是一個抽象的、或客觀的實體的話。曹竹香在她整個成年時期都住在她婆家的村子裡，在那裡她成為黨員、地方官員、黨的權力在地方的化身和農村婦女們學習的榜樣。在近年來的多篇論文裡，米歇爾（Timothy Mitchell） (1991, 1999)提出不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劃定明確的邊界，或者將國家視為「建立秩序的無需支持的代理人free-standing agent issuing orders”」(1991, 93)。他更進一步指出，「體制安排與政治實踐的網絡構成了國家的物質實質，它的邊界是彌散的、含糊不清的」(1999, 76)。米歇爾想從國家與社會間「不確定的邊界」出發來探究，「這種影響如何產生，在某些層面適應社會，而在其他層面則代表國家？」(Mitchell 1991, 89)。他認為，對於空間和功能的明確規範是現代制度的特征，這些職能的調和形成了等級的安排，管理與監督的組織，把時間標記為進度與計劃，所有這些都有助於構建一個這樣的世界——它顯然不是由復雜的社會實踐構成的，而是一個二元的秩序：一方面是個人與他們的行為，另一方面是遲鈍的「組織」，不知怎麽的就脫離了個人，先於個人，而且包含、構架了他們的生活……我們不應視其為真正的組織，而是對於實踐的強有力的、顯而易見的和形而上學的影響，以使得組織顯得存在。(Mitchell 1999, 89)學者們描述中國時不習慣這樣思考。畢竟，人們不是在黨內就是在黨外，黨與政府組織之間有著有據可循的、堅實的關聯。當黨/國家發聲時是署名的，能不當它回事？（it signs its name. Is it not a thing?）想一下，比如，我們是怎麽思考黨/國家、農村社會和「婦女問題」的？國家在1950年代早期強調的農村社會關係之一就是社會性別。對於土改、婚姻改革和集體化的早期描述都強調婦女在這些運動中的積極參與，暗示著解放前後農村婦女生活深刻而持續的變化，甚至是翻天覆地的變化。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已經對這種徹底改變的版本提出懷疑。這兩種描述雖各有利弊，但（在它們的研究中）農村婦女顯然主要仍是國家關注的對象，或是國家疏漏的受害者。
如果我們停止用這種習慣的思考黨/國方式來思考伴生著社會性別安排的農村社會，我們則要問：什麽樣的實踐？什麽樣地方性的「特定空間」和「標誌時間」對1950年代的中國農村構成了國家的影響力？農村婦女，在首次遭遇政治會議、掃盲培訓、婚姻改革、集體化生產、新形式的社交和公眾表達時，當然參與形塑了這種影響力的輪廓。農村女勞模的打造重新安排了農村的社會性別化的社會空間，盡管這些勞模是從舊的婦德和吃苦耐勞的觀念中獲取了其合法性。與此同時，當婦女們開始用解放前「封建的過去」有別於1950年代的「新社會」這樣的時間劃分，講述她們的生活故事時，地方時間性也發生了變化。但這裡，對於封建、解放、國家運動的內容的地方性理解讓國家的呈現，用米歇爾的話來說，「彌散而含糊不清地在其邊界被界定」。
【運動時期和時間的縮水】
拋開國家的官方聲明的歷史，同類的國家空間（主導的）和社會（反應）的歷史框架，國家分期的「運動時期」也會被打上疑問。集體化時期，政府暫時不是國家政府遙不可及的道具（remote property）。回到米歇爾有關國家影響力的討論上來，通過「時間表與計劃來標記時間」，這個世界被建構成「顯得不是由復雜的社會實踐構成的，而是一個二元的秩序」(Mitchell 1999, 89)，政府的時間表包含和構成了農民們的日常活動，而且比以前更貼近日常的社會實踐。集體改變了工作時間的分期，把它分成三個不同的時段，每個時段都規定有不同的工分。晚上常常被用來開政治會議。整個1950年代經常性地，針對農村人口的正式的國家運動重新安排了他們的日常群體，農民在一起勞動，收入也以這種方式被計算和分配，勞動力也以社會性別來區分。雖然不再可能去理解國家對時間的重新安排在最初是如何被領會接受的，又以怎樣的途徑介入日常生活，我們可以回溯它們的影響力——而且再來評價他們——用那些有關過去的敘述中它們的表現。在婦女們對她們生活的描述中，在事情過去40多年之後，她們在訪談的回憶中，運動時期是怎樣在腦海中重現或改變的，適當的，還是顛覆的；被忽略的，還是被放大了的？在國家的話語中，對於時間的最顯見的分界就是「解放前」和「解放後」。當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土改時期，婦女們被動員起來「訴苦」時，或參加掃盲班和互助組時，她們被鼓勵來組織她們的記憶和她們的私人敘述，以契合解放前吃苦、解放後幸運這樣的範疇，這很快變成了中國農村日常語匯的一部分，它自身又來建構(encode)對於事件的獨特理解。以解放作為一個人生命的坐標，意味著將其自身記憶組織進個人或集體有關解放過程的敘述中。
然而，像所有擁有霸權的語匯一樣，這一個也偏離了它的本意，用它的方式來嘲笑政府官員們的本意，即使不是有意地。比如說，當一個學者在1990年代早期開始收集有關老年農村婦女的生活故事時，她發現她們中有些人用「舊社會」這個詞不是指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政治和軍事上勝利之前的時段，而是指1980年早期開始的經濟改革時期之前（王國洪，1993年）。這樣的偏移特別地有意思，因為它表明「舊社會」這個習語在改革開始前頑強地固守了30多年。這些受訪者不太可能只是忘記了這個習語通常的意義。她將年代與事件相結合表明了她對自己過去的解釋的某種線索，對於官方術語的一種扭曲的表達。它至少表明，早期社會主義的變革已經被後來的事件所取代和遮蔽了，改革的變化不僅僅更近，而且更深入，遙遠的過去物質匱乏，而現在近年來生活則容易得多了。這也表明了一種對於集體化時代的不太尖銳的批評，因為「舊社會」這種習語帷幕（valence）被保留了下來——有意以一種官方的用法——完全的負面用法。在這裡，對於國家斷代的「誤記」是用國家的話語來反對國家。
在地方性的用法中，「舊社會」和「解放」的不同用法也被社會性別化了。在我們訪談的婦女中，她們的描述與各自家庭的災難與艱辛，對於無情的貧困，疫病，分娩時的死亡，對於生病的孩子繪聲繪色的描述，對於征兵和負債相交織，一個最常用詞匯就是「封建主義」。當婦女們講述她們的故事時，有關封建主義的特定內容都是關於社會性別的經歷的。曹竹香明確無誤地用這一術語專指1949年前把姑娘關在家裡，買童養媳，虐待媳婦和纏足這樣的經歷。當描繪1949年以後的事件時，她用封建主義來指家裡試圖阻止媳婦上掃盲班，她也說她自己封建，在她剛當幹部時因為縣上開會很少有婦女而感到尷尬。在我們訪談的所有婦女的描述中，這個術語的出現並不規律，但當它確實出現時——特別是出現在那些年輕時是當地積極分子的婦女身上時——它常常指婚姻和家庭活動，或指相信婦女應該呆在廚房裡（「圍著鍋臺轉」是常用的說法），而不是像男人那樣的穿越公共空間。
那時，對於婦女積極分子而言，社會性別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緯度，也許是最重要的，用「封建主義」來定義，或者說在革命的當下，標記著封建時代的結束。而這就有了國家影響力社會性別化的問題了。「封建主義」是一個標準的國家語匯，在革命前毛澤東就用在「半封建殖民主義」中。在毛最初的用法中，「半封建」主要是指農村地主的權力，而「半殖民」則指中國的政治經濟地位與外國列強的擴張。我們不清楚「封建」在什麽時候，面對什麽聽眾時被用來指稱家庭生活。同樣，我們也不知道農村的男人、女人們對（封建）的使用是不是不盡相同，或者說男人也將其用於指稱纏足、婦女被關在家和婚姻習俗。也許婦女是被指引，甚至是鼓勵將現代性想象為，是從特定的社會性別實踐中獲得解放。這也許同樣也是男人們對於現代性想象的至關重要的一部分。或者我們也許能聽聞，當下對於封建主義這一術語的用法，是撬松了國家的術語的本意，將其重新安排（不管有無官方的鼓勵）以適應地方性的要求。
對於時間的第二種標記是由國家運動來組織的。（A second marking of time was organized by state campaigns.）對於農業生產的再組織並日益擴大集體化，提供了一些主要的坐標：土改、互助組、低級社、高級社和大躍進。這些運動對於女人和男人都意味著日常生活的深刻改變，但當那些前勞模們用運動來敘述她們的故事時，很多其他的婦女們則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組織著她們過去的故事。比如說，盡管所有我們訪談的婦女都知道「大躍進」這個詞，但沒有人用這個來描述她們自己的歷史。她們寧願用「吃食堂時」，或不太常用的「煉鋼時」或「熔鐵時」，這是當地積極分子們主要實施的大躍進的政策。她們沒將大躍進看成是一個統一的全國的現象，她們當地的「運動時期」分解成一些要素，而這些對她們才有意義。而這種分解意味著，雖然國家政策對於農村生活有著深刻的影響，但那些被記住的或被遺忘的，不是由國家的發展目標所決定的，而是由鍛造家庭安排的那些改變和社會性別的分工所決定的。
勞模們，因為他們是將國家政策傳達至其它村民，並發動他們去遵守的地方積極分子，也許更傾向於圍繞那些關鍵事件來組織他們個人的敘述。然後其他的分期與這些國家的分期是並存的。婚姻的分期將女人們的人生分成早年在娘家的村子裡和作為新媳婦在一個新的群體裡的生活。婦女們記得她們孩子的出生以中國的生肖為標記，而不是用政府的年歷，而且她們用農歷來回憶一些重要的事件。生兒育女和其所必需的一些特殊要求也是記憶的主要標記。也許按部就班的歷史學家們會覺得不爽，但這可能是必要的——用多元分期的方式來思考，重疊和混亂，社會性別、婚姻、政治活動的積極程度、年齡、跟進時一片茫然和地理位置等都產生著交叉的影響。
在曹竹香這樣的勞模的影響範圍內，我們訪談過的所有婦女們都能沒有太大偏差地來敘述這些運動的範疇。但是我們猜想這些記憶在各地並不一致。當我們在Z村——位於陜南省界邊的山區，訪談時，我們發現記憶的場景是以遺忘來標記的。山區的記憶遠沒平原地區那麽生動。人們談到解放前的土匪，宣傳婚姻法的歌曲，紡紗織布，生兒育女和食堂。然而在Z村，那裡既不是勞模的家鄉也不是「進步」地區，婦女們一個接一個都跟我們列舉著一個奇怪的故事梗概。她們說，解放了，接著集體化，再就吃食堂了。結果，一個婦女說，「因為食堂辦得不太好，一、二年後，地又重新分到各家了，從那時起日子就變得好起來了。」
我們第一次聽到這個時很震驚，因為食堂在1959或1960年左右就關閉了，但直到1980年代早期土地才承包到戶。在這些敘述中，有20多年不翼而飛了，整個文革和農業集體化的絕大多數歷史都不見了。借用Madeleine L'Engle's children's book (1962)中的用法，我們見證了「時間的縮水」。後來，至少有6個婦女自發地告訴我們這樣的故事版本，有時還有路人或其它家庭成員為其提供確證。
當然也有可能，Z村的婦女們僅僅表達了對生產安排的事實上的變化。楊大力告訴我們，因為大躍進政策災難性的失敗，包產到戶「在1960年代早期，未獲中央批準，就在全國被廣泛采用」，雖然中央反對，在1960年代中期仍然存在。（楊，1996，73頁）盡管國家主導的運動削減和取消了這些由大躍進所帶來的主要變化，（楊，1996，76-80頁）「農民們為生存而抗爭，更願回到一家一戶組織農業生產的階段」（80-81頁）。但到1964年，家庭承包已經被大規模禁止，盡管楊注意到有關打壓的具體資料很少見。
因為那麽多人告訴我們分田到戶的故事，我們用這些不多的、幸存的農村記憶，近乎瘋狂地拼湊出：Z村事實上是不是比中國其它地區早20年就已經開始經濟改革了？楊大力引用的材料裡沒有陜西，而Z村——這個每逢暴雨，通往縣城的道路就會被沖毀的偏遠地區，也沒有任何有關1960年代早期那裏的土地分配究竟發生了什麽的地方性記載。當然可能，在大躍進初期村裡的土地不再屬於各家。但是現存的記錄令我們一無所知，有可能主持這一舉措的男人們都已過世，而女人們的記憶則含混不清。有的人說食堂一解散，土地立刻就回到各家手中；另一些人則說要到四、五年以後；還有些人確定說是在1971年。如果說有幾年土地曾經回到各家手裡，那麽為什麽沒人提及當其重新回到集體控制時，發生什麽沖突了呢？相反，為什麽她們描述她們人生中的重大事件時，就好像土地從未再回到集體手中呢？
最後，當我們每夜以我們最快的速度翻山越嶺，以便在黃昏前能夠到達時，高小賢對我說，她想我們錯了。因為企圖分辨婦女們通過她們對自己經歷的理解而建立的範疇，我們試圖在提問時對「運動時期」這樣標誌性的事情盡量少解釋。面對開始時信口開河，接下來又是對當代事件的抱怨——早已遠離1950年代，現在又是消失的幾十年，高小賢開始擔心，我們為了不強加範疇，事實上卻強加了一個非常巨大的範疇性的要求：脫離她們的生活，要求Z村的婦女們來創造一個敘述性的結構，而她們是不習慣這樣做的。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們開始問一些試探性的問題， 有關1960和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和農業學大寨這樣的全國性運動。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那消失的幾十年和集體農業的日常運作重新、詳細地出現在她們的故事裡。然而，令人困擾的問題依然存在，這幾十年仍然在她們個人或共同對於村莊歷史的大的敘述中缺席。為什麽會這樣呢？是這些婦女們只記得像食堂出現這樣重新安排她們家庭空間的事件？是農業集體化的年代如此平淡無奇，不值一提？還是生兒育女（每個女人一般生4-10個孩子）和勞作（下地勞動和沒有報酬的、各種各樣無形的再生產勞動）占據了她們所有的記憶？就像一個婦人評論國家影響力的有限性時，懊悔地告訴我們：集體勞動時，國家管了一切。他們跟我們說種稻子好，收得多，吃得多。但是他們不管生孩子。他們不控制生孩子。生得多罪就遭得多，遭死罪了。我生了八個娃，你也許認為很好笑，2個兒子、6個閨女。我有很多孩子，就得挨餓，我吃透苦了。解放後，我生這麽多，我可生氣了。為什麽他們不控制呢，不告訴人們不要生那麽多孩子呢？可憐啊！（王，1999年）
在大躍進後農業集體化那“消失的20年”裡，意味深長的是有一個特定的年份被不止一個婦女所格外強調：1971年，這一年，農村有了輸卵管結紮手術，而很多婦女都積極要求做這個手術。
要跳出運動時期的框架來撰寫1950年代的歷史，需要考慮到運動時期所鍛造的術語和群眾的變化。然而我們也必須追問哪些是農村婦女的記憶中習以為常的，哪些是她們已經試圖忘記的。很明顯，運動時期已經與集體化年代融為一體，進入婦女們的記憶裡，並有助於組織它們。但是它們並不是完全包容的。它們互為補充，有時會被另外的分期戲劇性地打斷，也會被對集體化年代的政策間接的不滿所打斷。這就造成這樣的可能性：一旦離開官方文告的純文本領域，進入超文本的實際，「運動時期」立即被其它的分期所打亂；正是這種被打亂的產物，記憶的重敘，為搶救1950年代農村文化史提供了最佳的可能性。在那些失聲和寡言的時代和這些噴發而出的記憶，我們應該認為這些沈默伴隨著痛苦、去政治化的過程和令人精疲力竭和占用全部精力的日常勞動？就象瓊·凱利（Joan Kelly）曾經說的，如果她是寫中國歷史而不是歐洲史，那是不是會有一個中國婦女的革命呢？如果有，什麽時候？
本文摘自Gail Hershatter著作《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