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榮基先生記者會後，香港各傳媒再度談起禁書問題。在下今天看了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教授兩篇討論禁書及期刊文章，感到和我的經驗有衝突，大惑不解，故書成此文。
首先，邢教授開宗明義指「不是大陸出版的便是禁書」。鄙人在兩年前仍不時回大陸買書，少年宮書城的書架上，可見到浸會大學出版的《人文中國學報》，我老友，台灣作家賈忠偉先生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故事》，也被發現，很多的台灣、香港出版書籍，也可以看到。英文書更是汗牛充棟。
至於教授所言「所有香港（或境外）出版的書，除非你跟中國內地出版社合作，出版簡體字版，取得國內的書號，否則不能打入中國市場。」奇哉怪也。大陸的出版社，也有發行繁體字書籍。教授是神學學者，也許對人文學科不了解，但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等史學名著，原始史料，皆在大陸有繁體版本出售，而且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著作，更是公開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學科的指定參考書。
宗教書刊。我曾在新亞研究所當工讀生，閒時會閱讀各地大學寄來學報，內地一向有研究宗教學者，佛、道、儒研究都有見容於大學期刊，不限於教授所列機構。
至於帶書籍刊物只限一本。在下於新亞在職時最繁忙時間，為新亞學報出版，要把印好的學報寄往各地大學，其中便不乏內地大專院校。我親手往郵局寄的，我是否要回大陸自首投案？事實上，兩地學術機構，不時作出交流，內地教授對香港新儒家學人如徐復觀先生關於民主的著作愛不釋手，懇求取一兩本回去是平常事。
兩篇文章，都有提及國民黨時期，大陸出版如何百花齊放，我沒有做過為何會見容於威權的研究，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清朝已經百家爭鳴，在清代，梁啟超等「逆賊」著作，也在內地風行，洛陽紙貴，原因是有租界存在，租界之內，行外國法律，中國政府不能規管，國民黨之時，租界仍在，是否租界因素使然呢？所知是四五年日軍投降才取消租界。要不然，為何台灣戒嚴時期簡體字書不見容於寶島，出版又經常被查封？
誠然，大陸並無出版自由，但批評是否應該有理有節有證據？我無意為共產黨開脫，但邢教授的文章，實在太多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