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喬治·席亞拉巴
摘要：如果美國希望成為一個由有反思、論證能力的、自治的個體，而非不安全的、無知的、冷漠的綿羊組成的民族/國家的話，重大的舉措是必須的。
二十世紀社會學理論最富有成果的觀念之一，是馬克斯·韋伯的目的合理性的「鐵籠」這個概念。韋伯認為，一旦某個組織原則——比如說，市場競爭，或意識形態正統——支配了生產和統治領域，那麽，其他社會制度也會發現它們自己也會逐漸卻不可抗拒地接受同樣的原則。在一個意識形態主導的社會中，一切流動的都固化為石了；在一個市場主導的社會中，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
當然，不是一切。鐵籠，和大多數其他有用的理論概念一樣，也是一個理想型。所有社會都會保留一些受保護的（或被忽視的）空間，尚未理性化的傳統和社群便興旺於斯。然而，盡管理性化的磨坊運轉緩慢，但它們磨得也極細。假以時日，韋伯相信，現代社會中的一切實踐或制度，無論其一開始的目的是什麽，遲早都會在一種不可抗拒的壓力的逼迫下，接受該社會的基本組織原則。
這是理解威廉·德雷謝維奇關於美國高等教育之惡化的重要哀訴，《優秀的綿羊》所講述的故事的一種方式。德雷謝維奇按編年順序記錄了在最近幾十年裏，美國的學院和大學是如何反映並強化新自由主義之崛起的——後者，新自由主義，便是過去三十多年裏美國社會的組織原則。在2008年離開學院前，曾在耶魯教過十年英文的德雷謝維奇，對美國大學把自由啟蒙的傳統訴求，替換為晚期資本主義的目標和要求（消費者主權、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債務融資、「科學的」管理和營銷、以及技術驅動的生產率的增長）感到悲痛。大學已經從培養其學生的精神，淪落為促進其就業——特別是金融和咨詢業——的地步。
學院，在德雷謝維奇看來，本應是一個人發現自己對某種大於自我的東西的忠誠的地方：這個東西可以是對某個社群或某個事業的服務，也可以是藝術或科學或學術的實踐。問題不僅僅是教學上的，也是政治上的：除非美國菁英致力於某種大於自我的東西，否則，美國這個國家就是不可能的。
學院公司
德雷謝維奇的高度個人化的敘述援引了他本人的經驗，和多年來與他分享過他們所受的挫折的成百上千名，也許是成千上萬名學生的經驗。他給當代美國大學畫了一幅赤裸而令人驚愕的畫像。學校把對本科生的教育貶低為補償少得可憐的附屬任務，同時卻大打爭奪學術明星的激烈的競標戰，而這些學術明星，跟學生幾乎沒有什麽聯繫。保健、保安和監管服務被外包出去了。後勤人員縮減了，給學校雇員的福利也少了，而高層管理人員的薪水卻劇增。發展辦公室擴大了，並也和其他地方的市場營銷部門一樣插足決策。專利和技術授權費形式的知識產權變成了大學的收入的主要來源，商界對學術研究的資助越來越多（並因此而形塑了學術研究）。如今，學校視學生為消費者，而使消費者滿意意味著修建昂貴的社交中心和體育設施，甚至以同時削減圖書館和研究預算也在所不惜。一直是古代行會意義上的公司(corporation，公會)，如今成了一切意義上的公司。
學院教育不再是一個根據學生的感受力與性情，或輕浮或莊嚴的成人禮；它是一項投資——「你能做的最好的投資」，事實證明這句老生常談是對的：平均來看，有大學學歷的美國人每小時賺的錢，要比沒上過四年大學的人多百分之九十八。對學院的投資在年輕人申請學生貸款或支付學費前早就開始了。青春期以及，甚至童年都已經變成了為未來成為菁英學院的學生而進行的劇烈競爭的舞台，這些學生的通常是上層階級或上層中產階級的父母隨時都在周圍候著，提醒他們的小孩（注意）此間的利害。簡歷的創建，從選擇性的學前班就開始了，並且會在小學和中學無間斷地一直持續下去——家長們會請家教並保證豐富的課外活動（這些活動為給學院招生辦留下好印象而選擇）好讓孩子的簡歷更好看。就像德雷謝維奇寫的那樣：「分數，就是成績，就是戰利品。你受表揚是因為它；你受獎勵也是因為它。（你分高）你的家長會吹噓；你的老師會高興；你的對手會咬緊牙關。最後，最大的獎品，是給你的青春期畫線，把你總結給全世界人看的那個獎品：被你夢想的學院錄取」。
這還沒有完。「學院」，他寫道，「有過之而無不及」。菁英學院「絕少或根本就不去把學生從他們從高中帶來的那些價值觀和習慣中喚醒」。一個理由是，許多菁英大學看起來也不太關心本科生在課堂裏會經歷什麽。最有名望的學院往往從屬於研究型大學，這意味著，學術部門雇傭和提拔高級教員依據的主要是他們的學術或者說科學產出。
本科生的教學和指導是次要的職責。「贏得校園教學獎就意味著，你拿不到終身教職了」，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主席恩斯特·博耶爾如是說。「這不是笑話」， 德雷謝維奇向讀者保證。
結果，他說，盡管美國的菁英學院提供了低得令人妒忌的師生比例、一流的設施，和一切可想像的咨詢服務以及課外活動，它們卻越來越不能培養傳統上人們所理解的自由教育的核心經驗：在一個專業而投入的教師的指導下參與同輩組成的小班，討論藝術的理念和作品——這些東西會迫使每個學生去思考他或她的人生目標以及他或她的基本假設的有效性。
學校的迷亂
當然，要精確地衡量特定種類的教育的衰落是近乎於不可能的，而德雷謝維奇也沒有用量化的案例來支持他的哀訴。但他所描述的那些勢頭，卻是有客觀證據可依的。首先，根據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在過去五十年間，學文的本科生的比例，從近百分之十四，減少到了區區百分之七。在差不多相同的這段時間裏，主修商科的學生的比例，卻從百分之十四上升到了百分之二十二。這相同的幾十年也見證了經濟專業的學生數目的劇增，如今，在三分之二的排名前四十的大學和文理學院中，這一情況尤其顯著。最後，德雷謝維奇也指出了菁英大學畢業生向金融和咨詢業的大規模遷移：在許多常青藤大學，至少四分之一的學生在畢業後會去那些領域。德雷謝維奇相信，這些變化之所以發生，不是因為學生發現經濟、金融和生意在智識或道德上令人充實，而是因為，他們害怕堅持從事更有趣的工作會太過於冒險，或因為他們必須償還學生貸款，或僅僅是因為，在一個贏家通吃的社會裏，誰不想成為贏家呢？
基本上，德雷謝維奇的論證，基於他從內部，首先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身份，然後作為耶魯大學的教師，對常春藤機構進行的，長達二十年的觀察。他也依靠了他寫作的文章、和他在這個主題上的言說引出的通信和對話的結果。他聲稱自己見證的，是（大學）對曾經學院的首要目標做出的，近乎於拋棄的行徑。要獲得靈魂，正如帕斯卡在《思想錄》中告誡十七世紀的讀者的那樣，一個人必須時不時地獨自靜坐。
德雷謝維奇補充說，（要獲得靈魂），在其他時候——在青年時更好——一個人也必須和一小群他人一起坐坐，也許，再在面前展開幾本偉大的書，同時就真善美展開充滿激情的辯論。
這就是那種不陷於實踐成就或職業目標之藩籬的那種學習，德雷謝維奇相信，這種學習，正面臨從校園消失的危險。他引用哲學家艾倫·布魯姆的話說：「一切教育系統都想生產特定種類的人。」對德雷謝維奇來說，看起來，二十一世紀美國的教育系統想要生產的，是聰明、健康、有知識、勤奮、行為良好的，道德想象欠發展且不願質疑權威的小大人。德雷謝維奇的一個學生聽眾在思考了這個對她和她的同伴的描述後回答說，「你的意思是，我們是優秀的綿羊咯？」
當然，不是所有學生都是綿羊，而那些確實符合這一描述的人，也不應因為他們被社會化成這個樣子、或因為他們在學院裏有這樣塑造自己的行為的動機而受責難。父母想把他們的菁英地位傳給子女也沒有錯；在美國，非菁英（不是菁英）確實是件需要避免的事情。甚至要為大學本身開脫也是可能的，畢竟它們也很難避免反映更大的社會的走向、和對州與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資助的蒸發引起的財政壓力做出回應。
但通過獎勵已經享有特權的年輕人，然後又增加他們作為成年人所享有的優勢，高等教育也就成了美國階級分層的首要機制。有手段的父母會付費來換取家教、音樂和舞蹈課、強化項目、夏季旅行、和學院申請指導等服務；德雷謝維奇說，甚至還有專門給高中生提供「論文就緒」夏令營的團隊。富有的家長也可以給他們的子女選擇的學院捐款。培養和服務捐贈者幾乎是大多數學校的必修課，而足夠慷慨的捐贈者的子女，在申請上也會獲得巨大的優勢。沒人會相信這樣的優先權是正當的，但也沒有學院有能力棄絕這種東西。
個別的抵抗和小規模的改革不可能解決如此根本的問題。高額的學費、巨額的學會貸款、官僚化、超競爭的風氣、和遊戲精神（這可是創造力之源啊，在教育中和其他地方都一樣）的逐漸消失不是憑空出現的。相反，它們是美國社會一些同樣深刻的變化的結果，這些變化帶來了鍍金時代以來人們見所未見的，各種程度的經濟不平等：金融的崛起，有組織的金錢在政治中的影響力的增長，以及對一種無止境的經濟增長的意識形態的普遍的接受。
危險的生意
讀到現在，許多讀者會小聲嘟囔：「是啊，我之前就已經聽過這種關於靈魂啊個體性啊自我創造啊的話：很有啟發。我清楚地意識到，嚴重的經濟不平等是當代美國生活的一個特征。但德雷謝維奇想說什麽？如果他有改革美國大學的權威和資源的話，他會怎麽改？」
他會回避的一個常見的回答是技術創新：網上教育可能是一個商業機遇，但它是教學的死胡同。他也不會支持單純地提高對教員的補償：相反，他會使教授的數目翻倍，並且給教學與指導，以不少於給他們的研究技藝的獎勵。前沿研究當然是無價的，但它卻很少能夠給本科生自由教育的體驗，後者，如果他或她幸運的話，會在一個傑出的研究者在場的情況下，在數十名甚至數百名其他學生的陪伴下，每周花上兩三個小時來學習，一連學上三個月。
德雷謝維奇也敦促大學把平權措施放到階級上而不是種族上，限制或停止在接受申請時偏袒體特生和捐贈者子女的實踐，並調整SAT的成績，以說明社會經濟因素。他還號召大學停止與影響力大到令人扼腕嘆息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排名的合作，後者「衡量的是市場地位而非教育質量」。
德雷謝維奇還會清算學生貸款業，這個行當對除放款人外的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場災難。把教育的開銷從公共資金轉向私人借貸是政治學家雅各布·哈克所說的，在過去四十年裏發生的「風險大轉移」的一個例子：所謂風險大轉移，指的是「經濟風險從廣泛的保險結構（包括那些以公司部門和政府為主顧的保險）向美國家庭脆弱的資產平衡的大規模轉移」。
《優秀的綿羊》的底線是清楚的：如果美國要成為一個由個體組成的民族/國家的話，那麽各個層次的自由的、高質量的公立教育是無可取代的。而因為「要讓孩子們有平等的機會進入學院，他們就需要在上大學前，就有平等的機會」，這意味著，小學和中學教育也必須進行深刻的改革。公立學校的資金來自於財產稅，因此它們的質量也就經常與它們所在的市鎮或城市的住宅的中位價相當。階級分層在幼兒園就開始了——社會化使美國人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接受繼承而來的特權。
德雷謝維奇會淘汰用財產稅來資助公立學校的實踐，並至少在州這一級，平衡對學校的資助，就像許多其他發達國家做的那樣。不幸的是，因為美國對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容忍度要遠遠高於其他發達國家，這也是「沒有一個當權者會想通過的改革」。德雷謝維奇也大致提到，這樣的平衡造就了「最好的教育系統」，就像在加拿大、芬蘭和新加坡那樣。這個有趣的說法還有待分析，但看起來，與教育不平等對教學的影響相比，德雷謝維奇更關注其帶來的政治後果。
最重要的是，德雷謝維奇相信，我們需要進行系統的改革，來幫助反轉風險大轉移，並使更多的公共資金可為各層次的教育所用：應采取諸如大力削減國防支出、結束刑事司法系統對大規模監禁的依賴、和提高針對公司和富人的稅收此類的措施來增加可用於教育的公共資金。無疑，他是理解這點的，即這些事情是幾乎沒有可能發生的。但直言不切實際的真理，有時就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之所在。說到底，如果美國希望成為一個由有反思、論證能力的、自治的個體，而非不安全的、無知的、冷漠的綿羊組成的民族/國家的話，重大的舉措是必須的。
同時，閱讀這本書的學生、家長和教育者也會不由得地質疑常規的，衡量教育質量的標準。就高等教育而言，在思考他們的選擇的時候，他們也可能會更可能提出，某個特定的大學是否可能在攪動學生的靈魂的同時，也改善他們的就業前景。
[註]本文由洪姆譯自George Scialabba, “Class and the Classroom, How Elite Universities Are Hurting America”, 載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5並授權破土網站發布。譯文僅供學習交流，轉載請標明譯者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