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必然會瘋癲到這種地步，即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
帕斯卡
看罷Laura Poitras拍的《CitizenFour》, 離場時萬般的沉重，萬般的困惑。為的是Snowden的勇氣與遭遇，也為著他以一生前途換來的絕望真相。
Snowden當時揭露美國監控系統的新聞我追看過，Glenn Greenwald於去年出的 《No Place to Hide》我也拜讀過，基本上這齣紀錄電影大多是那本書的影像版，但震撼感只有更強。 更令我震撼的是，整件事過了兩年，除了Snowden與身邊的人繼續流亡海外，似乎世界早已把消息消化，漣漪不多了。畢竟政府權力再大，我們仍得正常生活，正常生活就得令一切都習以為常。
到底Snowden 揭露出來的是甚麼？是亙古以來，人類史上最龐大複雜，最無孔不入的監控網絡！這監控系統得到美國政府無限量資源支持，權力本身已經無限膨脹，借戲中 Snowden的話，你所面對的政府情報機構的能力，“Assume your adversary is capable of one trillion guesses per second”。同時，他們與不同伺服器戶聯網供應商合作，與不同地方政府合作，能精密地監察截取任何一個人的任何資料，包括信用卡八達通，銀行戶口資料，電話通訊，戶聯網通訊，以至於搜尋器紀錄與購物紀錄，單單是facebook, skype, amazon, yahoo, google, apple 的個人紀錄，以足夠令監察單位掌握到遠超metadata 的個人化檔案。 這極龐大的情報蒐集系統與數據庫，當然不只是用來“得個知字”。配合美國的全球戰略部署和軍事力量，自然可以更容易在高度監控的情況下，隨時在各地打擊敵人。而這敵人，可以是“外國勢力”，也可以是“危害國家安全”的任何人。
三五年前，還以為《Eagle Eye》, 《Die Hard 4》, 《1984》, 《brave new world》, 尚與現實有一段距離，如今恐怕我們已無法想像，今日的政府，十年後的世界，監控的能力能發展成如何恐怖。近幾個世紀，理性能力，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尢其在二十世紀中後葉，根本是光速地發展。每隔十年，世界都改頭換面。互聯網的興起，令資訊知識普及到任何人，地球村在虛擬世界緊緊地連在一起。Snowden曾說，互聯網令地球一方的小孩，能平等地與另一方的專家交流討論。
但正正是這科技的高度發展，亦令政府的監控與打壓能力以幾何級數提升。在這個高度數劇化網絡化的時代，掌控數據情報蒐集意味著權力能伸進每個人最私密的地方，或許是財務上，是交往上，又或者是思想上。能監控便能打壓，人的自主便一點一點的失去。如六十年前Adorno與 Horkheimer在《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中的警世之言：知識本身就是權力，而知識的增長，能力的擴大，不僅看來把人從愚昧無知的迷信和恐懼中解放，同時亦令人陷入一個更強大更可怕的勞役支配關係 － 一個源於人的理性支配能力得以實現的全球支配體系。啟蒙，本來就不是如此的美好。
難道這是美國的專利嗎？非也。如戲中所言，舉凡世界各個已發展國家，發展中國家，美國，英國，中國，俄羅斯之類，監控系統只有程度之差，沒有例外。民主國家也好，專制政權也好，對人民的監察控制絕不會手軟。只是，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示範著如何同時成為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和監控國家。權力從來不會嫌多，因為只有無限膨脹的權力，才是當權者安全的最大保障，這是Hobbes 帶給我們的教訓。權力令人腐化，不管那人是否從選舉產生。共和黨，民主黨，都只會服膺這套遊戲規則。
然而，在國家憲法中，不是有各式各樣的權利自由的保障嗎？那些，不就是保障個體免受大海怪的侵害嗎？對呀，形式上的確有很多。但你聽過911後美國立的〈美國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嗎？中國的〈國家安全法〉，以便世界各地林林總總的國安法，其實與當年Schmitt 著墨甚多的威瑪共和第48條憲法的性質上相近，是行政力量隨時能實行的例外狀態權力。打著國家安全的旗號，法人本身按憲法理應賦予的權利，能隨時懸擱了（suspended），暫不適用。權利擁有者（bearer of rights）隨時成為了一條裸命（bare life），除了肉身甚麼也沒有。你即使不談關塔那摩監獄這筆糊塗帳，單看中國，被安上危害國家而擁有中國憲法賦予的權利者又有幾人？難道他們突然不是中國公民，突然不受法律保障？不過是公民身份，連帶形式的權利自由也懸擱。這在當代政治理論稱為例外狀態。而按Schmitt的說法，只有決定何時實行例外狀態權力者，才是真正的主權者。
這片悲情的文字下來，讓人自然地想，難道在國家這大海怪的無限權力魔掌外，只有無政府主義才是出路？因為一切國家都會有權力的中心，而權力的中心都會不斷塌陷，不斷累積擴大權力去保護自己所擁有的。我本身對無政府主義抱有同情而嚮往的心，但先不論無政府主義是否可行的選項，在可見的將來國家仍將主導著世界的秩序，而同時，政府亦是我們一切渴求的權利自由的保障者，也就是說，沒有政府，便談不上櫂利自由。
這是Hannah Arendt十分精闢獨到的見解。在其大作《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一語道破所謂普世人權，僅能在一些發達地區中才有可能實現。而這些發達地區享受人權保障的人還需要符合一個極重要的前題，就是必須活在一個主權國家內。因為那些權利，最後還得靠主權國家的實質力量的實現。
因而沒有國家，就沒有任何所謂的普世價值與人權。最近在地中海上飄泊的難民，便是最佳例證。他們是人，自不用說，但所謂人權，空不著地，誰也不願承擔。因此，要權利便需要活在主權國，分享公民的身份才能享有。
但是，主權國的公民身份一方面令國家需要擔起權利自由的保障責任，但同時國家的無限權力亦會造就極不對稱的權力關係，個體無從反抗。這個張力，一直縈迴在心頭 ，久久不能放下。制度內的權力制衡，監察行政，顯然遠遠追不上行政權力擴大的速度。怎樣面對呢？或許如Chomsky 在十多年前一次訪問所言，我們一定要放眼長遠，努力抗爭。若如六十世代不抗爭，便沒有往後更豐富更多議題的參與和改變。
我們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