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土主義陡然勃興之情況下，今年圍繞悼念六四的討論也鬧得火熱。當中主軸離不開「建設民主中國」的必要性和責任歸屬問題。有人認為，堅持支聯會主辦的悼念活動不過是無聲吶喊，既不能為香港開創自由的新氣象，更是變相認同其「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在大中華意識漸薄的趨勢下，強調民族自決的聲音漸厚。擺脫中港命運共同體意識，似乎成了本土主義的議題（agenda）之一。有主張認為、六四屠城刻烙在香港人身上的民族意識，必須以反思六四意義作一了斷。此一新趨勢試圖為香港人的民族意識重新定位，把「想像的共同體」侷限於本土。六四當日的鎮壓畫面是大中華意識的起點，今天在本土風潮中卻成了擺脫民族枷鎖，自決自主的力證。
「建設民主中國」的爭議源於中港關係和身分認同。在民族自決的前提下，本土派主張香港二次前途問題未決，建設彼岸的民主是超出能力和責任所及。與其把精力投放於遙不可及的民主中國上，不如把心思聚焦於更切身之關懷。另一方面，身分認同向來是主觀情緒，無法強加於人。尤其當此涉及國民意識，我們更難輕易以「香港人都是中國人」的身分假設來論證「建設民主中國」的必要性和責任歸屬。在此基礎上，六四學運作為27年前發生在內地的政治事件，其精神脈絡未必能與今天的香港接軌，產生共鳴、更甭說期望新生世代繼承當年學生的遺願，建設民主中國。
既然身分認同不能建構一種道德邏輯來論證適用於港人的「建設民主中國」，那麼我們能否無視或否定它？
憲制共同體下的民主中國
19世紀分析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先驅，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曾寫道：「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蘇聯瓦解印證了改革之破壞性，亦成為中共解放政治權力的心結。在中共的政治思維中，改革是一種侷限於中共內部的過程，必須在紋風不動的憲制基礎上進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13年南巡的內部講話中，對改革論道：「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有人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則就不是改革。這是偷換概念，曲解我們的改革。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事實上，共產黨近代史是一個「作用與反作用」的過程。外界越期待中國政府放寬權力控制，中央越會抓緊。講話中習近平特別提到蘇聯崩潰乃源於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改革，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出此意識形態的端倪。再者，在實踐復興中華民族「中國夢」的過程中，中共會以民族團結作一起步點來加強民族情緒之控制。由此路進，香港的政治改革根本無法獨立於中國的政治環境。在中共今天的意識形態下，中國內部的政治改革亦沒有前進的動機。由是，香港人的確不能與虎謀皮，光靠大陸施捨民主。
如上所述，在現今的權力制度下，真正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幾乎是緣木求魚。如斯政治格局衍生了本土派面對的第一個難題－如何在現有的憲制下實現真正自治？要知道，在本土派的光譜中，港獨的旗幟絕非一支獨秀。自治派或城邦派等在推行永續自治或中華聯邦的過程中，都必須通過憲制設計這扇門。而這憲制關乎中國未來之政治體質。事實上，今天很多對「建設民主中國」的誤解是「黨國不分」之故所致。建立民主中國絕非等同爭取共產黨變得民主，兩者決不是邏輯自洽，共產黨在中國建立的圖騰更無萬世不變的可能。從觀察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而得出中國人沒有建立民主國家的可能，進而否定政治體系的改變，是切切實實否定了人類的自由人素質和自由本身。難道我們要學習中共「黨國不分」的一套，以黨為本位去定斷一個國家的命運未來？改變中國的權力架構和憲政基礎，實際上是回應如何實踐港人治港的大前提。中國民主與否，根本上是影響著今後香港的發展。民主派和本土派在「結束一黨專政」上理念如出一轍，正是這個道理。然而，在本土派的立場上、要確保永續自治或中華聯邦的和平實踐，結束一個獨裁政權的生命是不足夠的。政體必須交回人民手中，活化國家的政治生命方可確保其憲政開枝散葉，發展出自我完善的機能。否則任何具侵略性的觸手再次向這個國家張牙舞爪，受害的必定包括香港人。由此路進，要解決現有憲制下的香港民主問題，民主中國是必然條件。
分離獨立的政治思忖
然而，以上的論述只歸納了民主香港的一些可能。既然在當今憲制下爭取香港民主荊棘載途，民主中國遙遙無期，我們何必蹉跎歲月，而不嘗試在憲制以外尋求出路？這疑問正是支持香港獨立一派針對憲制問題所提出。九七香港主權移交以來，中共亟欲以經濟手段在港建立以物質掛勾的忠誠，希圖以繁榮昌盛換取愛國主義落地生根。可惜事與願違，中共的過度積極干預加劇了兩地文化制度上的衝擊和排斥。眼見香港珍貴的制度和文化遺產被染紅，香港日復一日沉淪，本土開始出現索性與中國割席，自己當家作主的獨立建國思潮。在政治上，爭取香港獨立的基礎很簡單－香港自殖民地時代開始已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無論金融，司法，政制都有別於中國大陸，因此只要通過民族自決運動，香港人是可以選擇獨立建國。這裡引申出本土派面對的第二個難題－從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將香港分離，政治上是否可行？
實行分裂獨立從來是政治的，而非法律的。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列明：「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 ，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然而，條文是針對去殖民化運動提出，並沒有普遍轉化成簽署國的義務責任，成為國民在法律上享有的權益。從近代歷史角度追本溯源，聯合國的民族自決，無非是美國總統威爾遜《十四點和平原則》的精神延續，目的在於籍去殖民化維繫國際社會之和平，而非創造一種從國家內部分裂獨立的想像。尤其在威斯特里亞主權（Westphalian sovereignty）因子之影響下，世界體系在意識形態上都著重國家領土完整多於民族自決。正如耶魯法學院 Lea Brilmayer 教授指出，分裂獨立並不止於建構一個獨立的國家政治體，而是從主權國身上分裂出土地，並聲稱有資格擁有它。由此可見，民族自決並不能單靠民主過程一蹴而就，因為它除了超越了民族本身的利益，更會建立出國與國關係。而這種關係最終必定歸納於政治協商或力量比拼之結果上。在缺乏擁有絕對權力世界機構之情況下，這種關係是法律和道德建立不了的。因此，分裂獨立的考量，必須從政治入手。
從今天的政治環境盱衡所得，對本土派而言「建設民主中國」可謂是實現香港獨立的一種功利式手段，當中並無身分認同或責任之枷鎖。政治上，香港並不如台灣擁有國家實體之既成事實。面對中共和世界體系，台灣尚不能自決獨立成國，更何況香港？事實上，阻礙香港獨立或自決的並非政治上道德論理之爭拗，而是改變現狀之政治條件。毫無疑問，它以中國的意識形態為中心，其政治形態為軀殼。由此路進，不民主的中國和民主的中國對港獨的成敗而言，是確實有天壤之別。有人可能質疑，只要一黨專政結束，中國對香港之束縛自然解除，何必建設民主中國？首先，任何自治或獨立運動是建基於人民福祉（well-being）之上。香港的長治久安始終難逃地緣政治。自不用說，中國大陸之政治紛擾是無眼子彈，香港冷不防就會被打中。13億人口的大國在中共呼啦啦倒塌後產生的政治動盪不可小覷，且其影響必定波及周遭地區。難民，內戰，民粹式的民族主義，第二極權抬頭，以上種種可能都會構成香港人苦難的閉環。任何珍惜香港人福祉的人，始終有日要面對「建設民主中國」的困局。情況有如人類始終要面對氣候變化一樣。聲言傾力保護人類長遠的生活環境，卻又公然無視或否定氣候變化的重要性，與偽善無異。
當然，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已經寸步難行，更甭說在中國推動。有人可能覺得這是「大中華膠」的幻想，香港人根本無從入手。但我相信任何長期的政治運動都要人類的智慧建立和推動，如何推動改變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如果我們堅持「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香港的民主終有一日會被動盪的政治蠶食得不堪入目。中國人需要我們的民主精神，需要我們的民主經驗，更需要我們親身示範爭取民主的堅持。我們不必每個人都擁抱改變世界的理想，但亦不必妄自菲薄，認為自己的微力無助改變世界。無論是香港的民主，中國的民主，甚至是世界的民主，我們都可以思考，可以作出貢獻。只要我相信自由的可貴，堅持的重要和改變的可能，世界總會變得更美好的。
原刊登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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