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學生會論壇－雨傘革命回顧及展望 周永康 發言部份
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大家好，我是周永康。今天的論壇是回顧和前瞻，我相信回顧中有很多事情值得我們檢討及在未來改善。有三點想略略談談。第一是運動中的決策權問題。由運動開始至完結，經常有人提出「沒有大台、只有群眾」，其意念是在運動裡，大台的所謂學生代表、政黨代表、團體代表都代表不到群眾的意向，這情況顯示政治領袖或團體領袖所作的決策，佔領區內的群眾不認同或有保留，覺得代表不到他們或那些決定蠢或離地，有這些質疑聲音，當然也有佔領者或運動參與者同意那些團體下的決策，但這是大問題。運動中經常有焦慮、迷茫、以致運動裡群眾之間有疏離或群眾對團體領袖有不信任的情況，其實都出在決策權問題。
以學聯為例，運動後有退聯潮，其中一個問題是學生認為學聯不值得信任，或學聯所作的決策有問題，學生完全不理解或覺得和他沒有直接關係：「為何不是做我落的決策？」學聯在運動中是如何下決策的呢？是這麼多間院校，學生代表之間作判斷，然後（聽不清楚），然後作決策，運動都是處於這種模式。運動推進，學生代表和群眾、學生之間的connection越來越弱；運動之後有退聯、有不認同學聯的聲音，說學聯不代表他們，其實是在運動開頭已積下這樣的成因。
問題在於，如果我們要令每一個人都參與其中、參與決策，大家可以就著運動的不同方向落判斷，然後大家下決定，以致不會出現上層組織或代表和群眾之間出現溝通斷裂，那個方法應是如何？近期在一些院校播放的魁北克學運紀錄片，他們的學運運作模式和香港有不同的地方。他們經歷三、四十年的浮浮沉沉及掙扎，去思考究竟學運如何改變純粹投票給學生代表，然後學生代表去幫他們做決策這個運作方式；有沒有其他運作方式？
在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他們試過罷課但不成功、政府不讓步，繼而負面、沮喪的情緒吞噬了整個學生聯會，然後瓦解了。他們嘗試不斷重組及重整，零二年出現新的聯會，強調要開會員大會去做決策。他們聯會有五十個屬會，全部屬會都要開會員大會，然後他們的代表們再上去再上的平台再deal抗爭或罷課的策略。魁北克的學運模式和香港和台灣的截然不同，他們帶出新的方向，去處理傘運面對的問題，例如決策權不平均、大家沒法共同參與，然後裡面越來越來多互相不理解、溝通出現問題、誤判等情況，到底有甚麼實際方法可以彌補到？魁北克的紀錄片的罷課（部份）似乎是一個啟示。
當然我不認為魁北克的模式可以搬字過紙地直接搬來香港。在香港，大家想起的學生組織大概是大的學生會，以港大學生會為例，港大學生會開會員大會的話，quorum是10%，即是千多人一起開會，其實有其操作難度。魁北克的模式是五十個屬會接受院會或系會作base的聯會制度，這樣一來可以開到會員大會，二來決策權是在群眾。他們試過（討論）是否延續罷課，由學生代表和政府對話後，然後有個deal，然後他們回到會員大會去決定究竟還罷不罷課、罷課的話要罷多少日。魁北克的操作和香港的操作很不同。未來前瞻方面，我覺得無論學運、政運、社運，都是一個重要的考慮方向。
似乎若現時的操作模式不改變，再有社會運動時，我們仍會面對雨傘運動裡的問題，就是判斷有異時，組織和參與者又沒有強烈連結時，大家有判斷、見解的分歧，當中的落差要如何處理？大家在差異之間如何求同存異，resolve到一個方向，繼續推進運動？這是香港未來需要考慮的方向。學聯可滅亡、瓦解，但香港學運要如何更新、香港學運未來的路該如何走下去？似乎這是個方向。
除學運外，政黨也面對同樣困局。社區工作或立法會議員通常都是service provider，地區期望出來選的人－學生層面是學生代表－去take up大部份的工作，然後去處理、幫手work out solutions。這情況其實強化寄望代表去處理不同事情，這樣的話，政黨或政團的幹事或成員（需要）著力做大部份的社區工作。這是龐大的資源浪費，有這麼多人，為何不一起參加？如何改變、革新結構性的運作，以令政黨、學運、政運、社運都有革新、推進的方向？這是在操作層面大家必須處理的。
未來大家似乎要改變組織手法，要包含大家的寄望，行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或民主機制時，到底該如何處理及決策？如果傘運時學聯和八大學生會都有開會員大會，（不斷一起）做決策的話，也不會出現學聯常委－學生會中的會長或外務副會長－加秘書處那批人討論完，作的判斷、決策，結果學生不理解（這些決策）的巨大鴻溝。這是必須處理的問題，否則瓦解聯會、推翻某屆學生代表，若運作模式依然強調「我們選代表、然後代表幫我們執行」的話，似乎學運的深層次結構或運作核心是未有改變，這是未來大家要努力或嘗試考慮改變的方向。
除了操作層面，另一個政治運動現實需要處理的問題是香港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由六月開始有人提出修憲公投，全民制憲，有人提出社區裡的政治革新，我認為方方面面都要做；似乎大家確實面對迷茫的狀態，究竟香港的下一步、運動目標、未來運動的發展方向如何？《社區公民約章》包含公投，處理香港政治、憲政、以致經濟上的發展方向，這是一些proposal。
實際上的改變應如何促成或該如何做？現在社會有個狀況，大家面對不同意見時就先否定對方的立心，這確實令到多方的溝通或合作進入惡性循環。否定對方的立心或覺得對方搞事時，其實很難展開溝通。所以我也很多謝堂主盧斯達及鄭松泰提出的觀點。
剛才鄭松泰提出港大學生是「否定學聯」，或「因為否定而肯定」，鄭松泰確實說得對，學聯代表以往的運作模式，在未來，不論在學聯、政黨、或社運團體，都面對繼續這模式就會舉步唯艱的局面。問題確實是，以往的模式是精英政治的模式；我們授權代表，代表幫我們決定、去思考方向，然後代表去落order，然後期望他們的支持者跟隨。但這模式有其局限，一來弱化了群眾的參與，二來，所謂社運領袖、政運領袖和群眾的判斷不同時，那如何解決？是否變成deadlock？這是很真實的問題，該如何處理、有甚麼方法去處理？（是否）全部團體收哂檔就真的可以解決到問題？剛才鄭松泰的講法是，當瓦解學聯，我們換了批人、否定那批人就可以解決到問題。但是否方法僅僅如此就可以解決到根本性或結構性的問題？我對此有疑問。
我認為學運需要改變。而魁北克（的例子）告訴我們，他們如何改變這種無法限制領袖權力，或無法在不同意見下令到他們跟隨群眾（的模式），他們最直接的方法是開全民大會去處理。若傘運期間，學聯、學生會開全民大會去作決策，最終是否會出現學生會和學生之間的溝通疏離、大家互相不理解的情況，或減低這些情況？當然魁北克的聯會的操作方法和香港的聯會不同。他們的聯會以系會和屬會來做基礎，以百多人、幾百人的屬會作基礎，香港的聯會則是以一間間大的學生會做基礎；以致在魁北克，有這樣的空間可以去開會員大會。
剛才堂主盧斯達說希望改變不民主的局面。不民主的局面除制度外，運動裡的實際操作方式如果只是精英政治的方式是不夠民主，那實際改變方向該如何？任何情況下都會出現不同意見，是否全部團體不出現，大家就在網絡上動員？如何（相信）甚麼消息來源是真、甚麼消息來源是假，如何作判斷？這些都是現實中大家確實面對的問題。
實際上香港學運有沒有這樣改變的空間？面對接下來的挑戰，大家是否可以開始嘗試改變？以港大為例，接下來校委會否決（任命）陳文敏，或校委會主席由李國章上台的話，我們動員、抗爭的方式是否可以有別以往幹事會或港大時委會去提出方向，然後期望同學參加？還是可以改用大會動員的方式，無論你是學生會大會還是屬會大會，層層而上，這是否改變的開始？大家確實在問「我」（自己）如何參與在這個抗爭中，若你沒有渠道讓「我」參與，是否只得「我」投票的代表去代表我去作判斷、決定，然後提出某些抗爭方向？這是否根本性的改變？是否瓦解學聯或整走一批代表後就解決了問題？似乎不是。似乎我們需要更多方法及方向，才能解決到未來抗爭路上的挫折或紛爭。
為何以往那麼多年我們強調代議政制或精英政治這種運作模式？是否有歷史緣故？近來有很多歷史回顧的文章，八十年代有居民運動，搞居民大會，為何今天越來越少居民大會？端有篇羅就的訪問，說到居民大會在八十年代區議會直選後就慢慢消失；區議員由走在居民後面、到走到居民中間、到走在居民前面領導，這是頗symbolic的運動操作的改變。似乎選舉某程度上蠶食了公民社會本身可以動員或更好運作的方向。
我不覺得選舉不重要，但只著眼選舉的話，我們是否面對同一問題，就是我們選出來的人和我的意見不同時，如何處理分歧？是否純粹換走一個人就可以解決到結構性或根本性的問題？或是需要更多的補足方法？八十年代，當選舉政治，或民主等於選舉這說法在香港越來越成為主流時，我們似乎將香港的希望放在民主選舉－立法會及特首選舉上－但正如剛才鄭松泰所言，我們未來面封極權社會，現在面對極權打壓，在這情況下，民主是否只在選舉中產生？社區裡的改變，水貨客、遊客，然後土地運用完全非我們所想，這些是否也需要在社區裡有活躍、令群眾參與的運動方式？
如果不是所謂service provider－區議員、立法會議員、團體去做，而是「我」有份參與我的社區去看社區的問題，「我」如何處理、解決，「我」如何同其他人合作，似乎我們需要更進步的運動、操作方式，才令到民主不只限於選舉，而是民主在抗爭、社區裡都真的可以實踐到。這有很多功夫需要做，因為確實以往似乎，我們按（聽不清楚）的講法，依賴精英政治或團體代表去做決策的方式。但如何跳出來？跳出來後的alternative是甚麼？我覺得那是很真實，我們每人都面對，並需要嘗試回答及參與改變，否則似乎我們只是純粹換了批代表，沒法推進運動方式。
現在社會裡，除了憲政公投、直接行動，在社區內如何不流於回到社區只做蛇齋餅糭，似乎需要考慮在社區內做蛇齋餅糭外的抗爭方式。八十年代的居民大會是否一個方式？我認為是可以嘗試的方向。區議員那些一億元的不能避雨亭，現在大家全部交給區議員做決定，但如果社區內開到居民大會，群眾有參與，大家都認為要抗爭，認為需要透過這種方式去做決定，而這是可行的，那這個區的政治格局是否也會改變？抗爭文化是否也有改變的空間？
我相信這不是個別改變所做成，而是整體香港，大家在不同領域改變文化如何做成真正的根本性的改變，如何在運動或改變中實踐民主，這才能迴避到傘運中因為精英政治而犯的離地決策、甚至運動中大家完全不知道對方在做甚麼的那種溝通疏離。我相信這是很現實、很真實的問題，也是如果我們不嘗試回答或作出改變的話，似乎我們會流於只有論述而沒有實踐改變的可能。我相信接下來校委會是一個嘗試，其他抗爭如何改變確實也是問題。
剛才盧斯達和鄭松泰說不滿意整個泛民系統，是否換了批人就不會腐化成泛民2.0或3.0，還是有些更結構性、根本性的問題，在那之上，我們有多事情要做，才可以跳出那種惡性循環，帶出根本性的改變？我相信其實刻下有很多我們需要參與、嘗試的地方。近來提出《社區公民約章》是希望能革新地區政治、地區運動、地區抗爭方式的方向。
在這以外，香港未來的政治格局、2047大限、或一國兩制之間，究竟香港的地位如何，這些都是息息相關，但我覺得兩條路不是相衝，兩邊其實要互相補充。除了大的政治上、民主選舉上、憲制架構上、一國兩制權力架構上，究竟是獨立、自治、聯邦自治等以外，整個社會如何operate、改革參與也是個關鍵問題，以令香港能就未來的抗爭方向累積到更多有效及鞏固的力量，可以疏理當中分歧，繼續向前走下去。我相信這是很重要的，大家需要思考的地方。
承接剛才兩位嘉賓的問題。上一代好像一個霸權，但年輕一代上去會否成為新的霸權？這是同樣重要的問題。若他們成為新的霸權，我們是否不斷在霸權輪迴中無限去（拆）？我們要代議政制，但代議政制是否足夠？還要需要更多的參與方式去補足才可令到制度運行得更順利？
兩位嘉賓都提出「未來是屬於年青人的」，這是鼓舞人心及鼓動大家上街爭取的方向，但社會是否就只有年青人？老人是否就要死開？老人是否就沒用？我們的社會是否以這種態度看待老年人？我相信泛民有很多錯誤，但我們也需要極度反思「年青人就是未來的全部」這句話，這是否我們希望要的世界。如果我們要的社會、世界不是只有你死我活，而是大家可以共生、可以民主參與、可以真的透過平台溝通到、疏理不同問題、求同存異的世界，那我相信這並非純粹推翻一個霸權、打倒上一代就可以為香港換來明天。
傘運中的力量，是過百萬人參與換來的力量。傘運極度依賴代議士去作決策，這是很大的缺憾，或我們個人能力上都有很多值得被批評的地方；但覺得未來只屬於抗爭（步伐）的年青人，我覺得這不是我們香港未來能踏足全力走的一步。你說需要香港真的檢討到、反思到、並且真的更用力向前走，我相信香港不同階層的人、社會不同世代的人都需要共同一起，才能帶來社會的改變。「未來是屬於年青人的」背後，似乎我們更需要思考，為何今天我們經常處於你爭我奪、你死我亡的局面，無法達成共識？我覺得這是香港未來要改變，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需要回答，否則我們會成為新一代的霸權，而無法拆解這霸權輪迴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