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文章原刊於時代周報，徵得被訪者胡泳同意轉載於獨媒。較早前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就微博引起的「謠言」問題，大做文章，令人擔心國內將會收緊社會性媒體的控制。與此同時，支持官方的力量又組成了「辟謠聯盟」，選擇性地只「辟」民間謠，不「辟」官方的謊言，引起了一場微博上的辯論。這篇訪問，正是回應上述背景。）
虛擬的微博就是真實社會的一個投射。
微博到底是什麼？在我們被宣稱已經進入微博時代後，近來這卻成為微博上一個廣為議論的話題。至今，已有太多的事件表明，微博在信息的傳遞方面，相比於傳統媒體，或互聯網的其他工具，它的威力無遠弗屆。但蘿蔔快了不洗泥，也有泥沙俱下，飛短流長，時而給人一種亂象感。
如今，人類社會中一直存在的「謠言」，又和微博聯繫在了一起，進而引來「倫理底線在哪裡」的質疑。畢竟微博是「人」的微博，微博只是社會的投射。那麼，也許只有確定了我們這個時代中「人」的位置，我們才能回答微博到底是什麼。
本報記者 韓洪剛
「謠言」中有真實性因素
時代周報：最近「謠言」在微博上成為一個比較集中的現象，引起紛紛議論。我們該怎麼看待謠言與微博之間的關係？
胡泳：實際上，謠言是一種很古老的語言，有很強的口頭傳播特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到了互聯網時代，我們過去的有些傳播模式，其實反而是回歸了。微博特別像一個農村集市，大家在那裡飛短流長，發言主體的門檻比較低。這種媒體形式本身就是非常適合——姑且不說謠言——流言的傳遞。它的傳播的鏈條也非常短，速度很快，範圍很廣。所以說，在微博上徹底地去除謠言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時代周報：那麼，正因為微博的這種特性，我們不能把所有的不實信息都看作是謠言。就需要區分“錯誤的信息”與“捏造的信息”，前者屬於訛，後者才是謠。而我注意到，即便一些媒體記者也很少注意“訛”與“謠”的區別，一概將不實信息說成是「謠言」。
胡泳：對，的確存在這種情況，指出這種區別很重要。但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如果純粹把「謠言」定性為主觀故意的捏造，然後在裡面添加很多動機判斷，這是有很大問題的。換句話說，微博上的“闢謠聯盟”之所以引起很大的爭議，就在於很多人認為它經常揣測對方的動機。
人們通常覺得，謠言都是捏造的，並認為裡頭有很惡劣的動機，但往往沒有想到，謠言本身不純粹是虛構的，裡面是有真實性的。我個人非常反對在謠言的定義裡頭引入動機論。我們知道，動機論或者說誅心論，在中國是源遠流長的。我們在交往過程當中，或者在話語的論述當中，常常不是針對對方的行為或者語言，而是直接去批評對方，為什麼會說這種話，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行為，去揣測對方的目的和動機。這種動機判斷的思維方式，其實是理性討論的最大障礙，而且在很多時候它其實是扼殺言論自由的。
時代周報：這種不做動機判斷的討論方式，應該作為微博公共討論的基本規則之一得到確立。我看到，法國批評家雷蒙阿隆就非常重視並一再強調這一規則。他說，在公共行動領域中，少看行為人的意圖，多看這些行為帶來的後果。
胡泳：我們是有動機論的傳統的，包括在「文革」的時候大家說的那種「文痞」，他們採用的就是一種我們經常說的打棍子的方式。這種方式其實就是動機論的最大應用的一個形式。如果你把動機論過多地用在對謠言的分析上，就非常容易把謠言抹上一種倫理色彩，然後你自己可能去搶占某種道德高地。當你用這樣的方式來對謠言進行妖魔化的時候，實際上就意味著，你所抹殺的常常就是民眾質疑的正當性，或者民眾抗爭的正當性。換句話說，我覺得在關於“闢謠聯盟”的爭論裡頭，有一個東西是必須要說清楚的，那就是，“闢謠”在中國當下的語境當中，並不天然地具有正當性。
時代周報：「闢謠聯盟」以及他們所代表的一種動機論的思維方式，這是需要警惕和批判的。同時我們也看到，如果把「訛」一概當成「謠」的話，這也反映了一種「要求人是全知全能」的思維方式，可這對人的要求太高了。
胡泳：從一個淺層的方面來看，任何事情發生以後，信息處於不對稱狀態，沒有人是像上帝一般全知全能的，所以在很多時候，信息常以不完備甚至錯誤的形式出現，很難直接把它命名為「謠言」。從更深層的方面來講，其實謠言本身也是我們認識社會的一種手段和方式，是一種認知方式。因為，作為個體或者群體來講，當你遇到不確定性的時候，自然你就會有一種社會認知行動，或者會有一種集體行動，努力去把信息過程當中的一些不確定性予以排除。在對謠言的研究中，社會學家認為，謠言在很大程度上有這種社會認知的意義，是社會群體解決問題的一種工具形式。
「闢謠聯盟」問題在於「選擇性闢謠」
時代周報：對，信息這一基本概念，就被定義為消除接收者認知上的不確定性的東西。比如723事故，這種突發性事件本身就造成了大量的不確定性，同時也就造成人們對正確而及時的信息的渴求，可是政府在信息應急方面卻相當不力，甚至是有意遮掩。那麼，你剛才所說的意義上的謠言便產生了。
胡泳：對。在這個問題上，相當多人的理解是非常表層的，甚至可能帶有很多的扭曲。我剛才講，謠言裡面有這種真實性和虛假性的區分。但很多人都認為，謠言天然都是虛假的。另外，也有非常多的人認為，謠言是社會的某種病態，所以，我們會看到包括一些媒體經常會比喻說，謠言像病毒一樣傳播。實際上，「闢謠聯盟」的一些做法都存在這樣的問題。
當你把「謠言」純粹理解為一種病態的東西的話，你就會犯一種傲慢自大的錯誤，你覺得公眾本身都是容易犯病的人，容易信謠，容易傳謠。但實際上根據剛才的說法，謠言是正常社會中的一個正常部分，一個常態部分，並不是一個病態部分。我們社會當中的群體，為了給一些他們無法解釋的事件來尋找答案，那麼這個過程就會產生這種功能性的謠言。
時代周報：當我們理解了謠言本身俱有的功能性之後，那麼該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來看待微博上存在的比如像「闢謠聯盟」這樣的「闢謠」組織呢？其實，我更願意用「澄清」來替代「闢謠」這種心理暗示性極強的詞。
胡泳：「闢謠聯盟」自己說是要在自媒體時代承擔社會責任，靠民間的自發力量來推動言論的自律，這符合自媒體時代自治組織的一種特性。但是，問題主要是在於大家對他們的選擇性闢謠的批評，即不闢官謠，只闢民謠。他們自己說要承擔社會責任，但是我們看到“闢謠聯盟”發起人竇含章的微博，有一標籤是「替政府說話的人」。這很明確地說明他是有立場的。我覺得，只闢民謠，不闢官謠，意味著智識上的一個缺失，或者有可能主動掩蓋，或者有可能被動忽略。總之，他們忽略了一個關係，我把它叫做謠言跟謊言之間的關係。
「闢謠聯盟」的宣傳口號是「為真相服務」。那麼，我們接下來就要問，在中國當下的現實當中，對真相形成最大遮蔽和最大阻礙的是什麼？是謊言還是謠言？它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時代周報：在微博上，「闢謠聯盟」廣受質疑，甚至已經成為過街老鼠。但客觀來講，微博畢竟需要一種信息的澄清機制，或者是一個信息澄清平台。你最希望是一種什麼方式來產生，或者說由什麼樣的人來組成？
胡泳：這種澄清機制，我覺得用古詩來說是「功夫在詩外」。也就是說，我們並不能只就微博本身來講，什麼是最好的澄清機制。事實上，要做到一個最好的澄清機制，首先是政府做到信息公開、透明，就是要解決剛才提到的謊言的問題；其次是媒體要做到公正和全面的報導。
微博作為一種媒介形式，天然地具有自我修正功能，因為微博參與人數眾多，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專長、信息源以及社會網絡，以及有些時候這個人可能恰好在現場等，這些都是傳統媒體常常做不到的。那麼，這樣的一種匯集就有可能產生群體智慧，這種群體智慧本身實際上就構成了微博的自我修正機制，這是微博重大的生命力之一。
時代周報：不過，也許會有人擔心，這種自我修正機制並不一定具有完備性，會不會可能出現系統性缺陷的情況，或者說出現集體盲區的情況。
胡泳：這其實牽涉到對群體思維有一種什麼樣的認識的問題。一直是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就是我剛才已經講到的，認為群體能夠產生智慧，這種智慧能夠相互糾正。但是一直也有另外的一種認識和觀點，認為個體如果聚集為群體，群體的智商並不一定高於個體的智商，甚至是不但不會產生群體的智慧，而可能產生群體的愚蠢。證明這個觀點的例子也很多，比如，希特勒時代的德國，「文革」時代的中國等，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也寫了《烏合之眾》。
期待微博「權利法案」
時代周報：實際上，虛擬的微博就是真實社會的一個投射。既然微博是一個社區，那它是不是該有自己的邊界和規則，就像剛才提到的不應做動機論的揣測。在你看來，該如何去做？
胡泳：這可能有賴於微博用戶自己能夠提出類似於微博憲法或者權利法案等這一類的東西。這就需要大家有一個最基本的共識，這個共識本身有可能會形成微博的邊界或者是一些規則。這可能涉及到比如表達權、知情權以及組織權等問題，這就牽涉到一些比較大的問題。
比如，作為一個網民你知不知道什麼是網民權利，那麼針對這些網民權利能不能夠形成一個網絡空間的權利法案，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工作，而且可能是不可缺少的一個工作。微博上現在可能有比較多的亂象，但是，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來定義新的環境，制訂新的準則，並且這些準則是在通過討論、達成共識之後形成的一個東西，那它可能是整個中國互聯網的言論和表達空間的一個重大的飛躍，我會期待這樣的東西，當然我不一定會樂觀。
時代周報：微博的這種骨架，可能對一些個體而言，有點無所適從，不知道怎麼推進。具體到一個普通的微博用戶而言，你建議他們可以做什麼、怎麼做？
胡泳：在我看來，每個微博用戶最低限度就是遵循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8條《對話守則》，這是捷克知識分子哈維爾等人在成立的「公民論壇」中提出來的。每當你遇到自己不喜歡的、不能夠容忍的、讓自己很生氣的人，就去想一想這幾條基本的對話原則，時刻對照和反省自己。如果這樣的人越來越多，微博就可能變成比較理想的言談環境。當然了，最簡單的東西也是最難做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