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盛
【廿年後的後記：興起「我也回憶」的意念，也便想起這篇發表於1991年的舊作。其中「傳主化身是非使者」的說法，今天讀來別有一番滋味。巴金發表《隨想錄》時還在世，是非辯難還可說公平一點，假如自傳或回憶錄的作者已離世，則被影射者就更欲辯無從了，作者的用心何在，則大抵是回憶錄的讀者或研究人員可細加思量的吧。】
我由硬啃到喜讀自傳或回憶一類的文字，是大學後期的事。還在大一時，我因不滿課程指定要唸一些「五四作家」的自傳，曾向導師反映對不唸作品而唸外緣材料的「怨言」。從這事當然可輕易看出其中受英美新批評影響的觀點，而導師的反應則無非這些材料有助理解作品等等。的確，自傳或回憶，向來都被納入史料一類，前不久我向同學提到想做些作家自傳的工具性索引，同學還以可信性來提醒我考慮某幾種自傳的價值。
自傳之給看作歷史資料，前提在於其再現的宗旨。自傳的再現職志，即使是掛上「紀實」銜的報告文學一類也是無可比擬的。自傳從開始便給定位為創作以外，沒有文學那虛構的特權，因之，新批評的大家可以討論現實主義，卻不願對自傳置以文學之啄，誰會視自傳為一個自我完足的個體，以多義性、張力、反諷諸如此類的概念來拆解呢？此外，一個人晚來回首前塵，似乎暗含了濃厚的自省意味，即或這不能放諸四海皆準，在中國現代作家的自傳而言，例如瞿秋白《多餘的話》、茅盾《我走過的道路》，至於格於形勢而逐步寫成的，還有夏衍的《懶尋舊夢錄》。自視為歷史提供資料，見證時代的，更不免具有再現事實的使命，例如巴金的《隨想錄》、郭沫若的《沫若自傳》、丁玲的《魍魎世界》，畢竟沒有多少人會承認寫了虛構的自傳，即使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說了大番「詩和真實」的文學傳統後，仍強調他的自傳「完全只憑真實所寫」，雖然也隨即聲明那是經選擇的真實。
選擇誠然是再現的一大困難。且不要說刻意迴避、隱惡揚善之類了，即使一個作家在攤開稿紙訂下自傳的寫作大綱的當兒，選擇便已經無可避免地存在，成為再現與真實之間的隔閡。畢竟周作人說得對，人一生所遇，若全都寫上，是「說不完的」，他更坦白的是，回想時的喜惡、涉及他人私隱的，以及情理以外的見聞，都不在回憶錄的範圍以內，自然，所謂「情理以外」，在他而言，大抵可解作一種不想回憶的不快心情吧。至於無意的選擇，例如記憶力衰退、錯誤的記憶，諸如此類，即或是無傷大雅的細節，卻也產生了再現和真實間的距離。
然而細節也是促成再現真實性權威的一種主要手段。所謂「翔實」，便有詳細的意思。當然，對真實的若有認知，描繪出種種小節便像理所當然，自然主義那再現真實的理念大抵也在於此。我們日常和朋友相聚，對某些關乎事實的爭論，便常以誰說得更多勝出，「我還記得」之類的聯想便層出不窮，好像如數家珍便是真實的權柄，即使逃不過回頭細想的邏輯質疑，卻也可頂住一時的事實真空。在種種自傳當中，細節的鋪排便是必然的元素。例如《沫若自傳》開始時不但就自己鄉間做了大量的描繪，甚至在出生年月時辰免不了之餘，更有一生下來便是腳先下地等等細節。當然，處理細節的手法卻也有不同的意義，這在下文還會談到。
我以上驀地跳出來為讀者的思路指揮交通的做法似乎過於明目張膽，其實，作者的名號以至作品的標題，在一開始便是一條引領閱讀的明確道路。Philippe LEJEUNE在《On Autobiography》中早已提出，觀眾若不先看畫家自畫像的標題，感受和看一幅普通人像有甚麼分別。換句話說，在一幅人像之上署上自畫像的標題，實際上便是以一個第一身的「我」做為再現真實的權威，而在閱讀過程中，不曉得作者以及書籍背景，書題甚至是作者名字的情況，除了在中學語文課的閱讀理解剪輯中可以發現之外，相信是頗為困難的吧。發展到巴金在總題《隨想錄》的諸種回憶當中，不時強調所說無非真話，而在序中雖說「是真是假，是正是邪，讀者將作出公正的判斷」，卻又立刻接續：「我只說它不是一部普通的書，它會讓人永遠記住那十年中間的許多大小事情。」
這便完全是一種寫史的使命了。「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寫史的使命，可說是再現真實的極至。歷史是不容否定的，篡改一國的歷史招致唾罵，隱瞞個人的歷史也會受到「嚴正質詢」。歷史還派生出「歷史潮流」一語，歷史潮流不容阻擋的，自過去推知未來，便更含匡正是非的需要。從種種「歷史將如何如何」的論述，不但可見那種結合過去和未來的強大能力，更有一種正邪其實還是由我定奪的氣派。從回億錄或自傳的角度來看，傳主於此已經化身為是非的使者，主宰的豈只個人事跡，更含世上真理了。例如巴金在《隨想錄》中對一些港大學生在語文文學上的批評理解要人忘記文革的苦難，將導師組織發表研修結果描述為指揮進攻，箇中邏輯的飛躍，顯然便是一種受迫害慣性和歷史不容否定的意識所促成的。
由此看來，再現真實的目的無可避免地成為再現和真實之間的另一鴻溝。再現歷史的職志看來便是建構自傳中的自我的一種驅動力。在明瞭選擇、廓清細節甚至拔出名號之餘，了悟這種職志，可能是了解自傳的前提。或者，我再大膽推前一步，與其讓「是是非非」在寫作與閱讀的旅程中出出入入，倒不如承認敘事無非論述（discourse），再現也是表現。從這思路看，從《幹校六記》和《將飲茶》中種種跡近「疏離」的細節鋪陳手法，我便相信楊絳的回憶，可以更耐讀和更具批判力。當然，本文的讀者當可發覺，這所謂「耐讀」與「批判」，又大有游進歷史潮流的氣勢了；而我也得趁機表明，當年巴金與港大學生的一場爭論，我雖無緣躬逢其會，卻仍然不避利益衝突之諱，做了如上的論述，因為我相信，自我混和歷史，可能是閱讀自傳時最要關注之處。
(本文曾發表於《越界》第13期，1991年11月，第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