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年政府派六千蚊、外傭居港權，以至今天的雙非問題，已令「新本土意識」所引發的問題和論爭上升至一個不能不處理的階段。但不久之前的討論卻離奇地發展成：你駡我是「本土＝右翼＝希特拉＝排外」；我駡你是「左翼＝幼稚＝世界大同＝只談階級＝為虎作倀」。

無疑，這樣的討論方式只會更進一歩激發社運圈內矛盾，根本無助推動真正的進歩本土文化運動。有見及此，本文嘗試從運動扣連和可行共同發展議題上入手，提出相關問題及分析，望能使討論焦點回歸進歩運動議題上。

本文重點探討的問題如下：（一）各種以「本土」和「左翼」為名的社會力量有何不同？（二） 一種揉合本土和左翼的分析和運動議題是否可能呢？即「進步本土左翼」可能嗎？（三）如果可能，進步本土左翼應朝什麼社會願景和目標進發？如何成立新社會契約以取替過往由政府單方面成立的社會契約呢？

本文主要論點是：現時有必要整合香港社運圈內的進歩力量，並展開制定以民間社會為基礎的新社會契約，以取替過往單向而且缺乏合法性的舊社會契約。有一點是先要申明的是：由於本文討論的議題已十分複雜，本文將不會觸及所謂的「自治」或「城邦論」。假若有人認為這是迴避問題，我也是樂意接受這樣的批評。

一．「保守本土力量 / 進歩本土力量」及「左翼決定論 / 左翼關係論」

首先，我認為有必要把因本土意識而衍生出來的兩股社會勢力進行分類。我沒有很好的詞彙，但從不同的事件中（如政府派六千蚊、外傭事件和D&G事件，以及過去幾年不同的本土保育和反移山填外運動），我們可以約略分辨出兩股不同，但又同時強調「本土」的社會力量。我姑且分別叫他們為「保守本土力量」和「進歩本土力量」：前者多以排外姿態來設定議題；後者則以提倡在地文化和集體經驗來建構本土身份。

在分辨保守和進歩的本土力量，沒有比葉蔭聰在探討本土意識時對二者作出的描述和分析來得更恰當。葉指出，現時具強烈排外的本土意識其實是承襲了過去的「大香港主義」和對香港的「物化」想像而來的：

「事實上，由1970-80年代所形成的『大香港主義』，並沒有消失。可能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這種本土認同少了幾分自傲，多了幾分排斥與恐懼，扣連上不同論述。……排外的香港地緣認同及意識，在近年許多議題上持續發酵，例如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爭議等等。」（葉蔭聰，〈香港新本土論述的自我批判意識〉，《思潮》，第19期，頁114）

對於有別於過去「大香港主義」的進歩本土力量，葉有這樣的描述：

「跟過去的本土意識中的『大香港』心態不同，所謂『本土』不是與中國的文化或政治對抗，而是對抗香港自身的經濟力量，反抗政府主導或鼓勵的、資本主義式房地產發展，反對的對象通常是大型拆遷、地產發展的空間改造，以資本增值為目標。……本土論述並不預設一個香港以外的他者作為批判對象，而是對香港自身歷史及政經構成的自我批判。」（葉蔭聰，〈香港新本土論述的自我批判意識〉，《思潮》，第19期，頁110-1）

至於所謂本地「左翼」，無疑又是一個籠統的詞彙。要指出的是，所謂的左翼也不是鐵板一塊，當中也有其混雜性。內裡當然有單純以經濟或階級角度出發，而忽略其他文化和社會因素的群體。但在本地左翼內，也有很多雖然強調（注意，是「強調」，不是「單純以」）階級的視野，但卻同時會把本土文化和社會等因素作考量點的人士。在劃分這兩個群體上，我也沒有很好的詞彙，又姑且把前者叫為「左翼決定論者」；而把後者稱為「左翼關係論者（Relational Leftist）」〔註1〕。

劃分雖然十分粗糙，但是重要的。由於要展開運動圈內的對話，我們需要有明確的對話群體。我此文希望做到的，就是能促進「進歩本土力量」和「左翼關係論者」的良性溝通和互動。經上述粗略的劃分，「進歩本土力量」更可以擺脫「本土戀物／拜物主義（Fetishism of the local）」的指責，更清晰地把自己的運動議題設定得更批判和自省（如對權力、權利、公民身份，以至保守本土力量的批判）。這種自我批判亦能有助進歩本土力量認真地應付許多利用「本土」的措詞和論述來主張不同的右翼民粹勢力。

另外，「左翼關係論者」亦可以擺脫「階級戀物／拜物主義（Fetishism of class）」的指責，進一歩把資本在文化層面的運作有更深入批判，亦可對單純以經濟角度作考量點的左翼決定論者作出鞕撻。更重要的是，那一系列只有污名化作用而無助討論的恒等式（「本土＝右翼＝希特拉＝排外」；「左翼＝幼稚＝世界大同＝只談階級＝為虎作倀」）便能得以消解，而進歩力量之間的互動便能以展開。

在定義運動圈內的兩個對話群體後，我們便看看 「進歩本土力量」和「左翼關係論者」各自的主要敵人，以及這些敵人在香港不同層面（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影響。這分析目的在於勾勒出兩個群體之間的共通點，從而定位一個可行的共同運動方向。

無論怎樣，我們也得承認「左翼關係論者」始終以強調「資本」作為他們的針對目標和主要敵人。但另一方面，「進歩本土力量」的敵人是較難找到的。有時候他們的目標是新自由主義，有時候是（後）殖民主義，有時候是威權主義，有時候是中國化，有時候是世界化。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進歩本土力量」的議題設定多是防衛式的，很難有一個十分明確的針對目標，能定位的就可能是每一場在地抗爭中對獨特本土文化、集體經驗、和本土價值的維護。

經過上述尋找敵人的分析，我們也不難看到為何「進歩本土力量」會這麼容易被污名化為排外勢力之一。其中一個很大原因是「進歩本土力量」本身也是以保留一系列十分具彈性的文化、經驗和價值作為抗爭目標。但細心分析，便會看出進歩本土力量和保守本土力量有質的不同。前者很多時是十分在地的抗爭（如保衛某一地方的村莊、地標）；但後者卻很多時是針對的對象是十分抽象的想像群體（如自由行、外傭、中共政權等等，有時還往往是以抽象而驚嚇的數字示人，如十多年前的「167萬」和外傭的「12.5萬」）。

同樣地，不能否認的是，「左翼關係論者」所針對資本，很多時也是十分抽象的，而這些要打的資本敵人也很多時只是以數字示人（例如金融資本），很難捉得住，也很難定位他們的所在地；亦故「左翼關係論者」也很多時進入「不能只談資本在港內的胡作非為，但又不能不談港外資本壓迫行為」，在階級立場上難以處理因港內外不同受壓群體之間的矛盾，因而被指責為主張「世界大同」。

其實，無論是保守本土力量，還是左翼人士，他們在想像主要敵人時，都十分脫離在地經驗地把敵人作出「異化」想像。這種異化想像不單無助解決資本在香港肆虐的問題，也只會令左翼人士與保守本土力量人士十分抽空，而脱離實際法律和政策操作地隔空辯論，最後只會加深香港內部的意識形態分化。

另外，亦由於保守本土力量對其敵人異化地想像，故此亦難以得知究竟保守本土力量所針對的究竟是什麼，箇中異化想像的邏輯只是：我們好像有很多美好的東西，正快要被一些不知名的敵人所摧毀，而且這些敵人的影響力正不斷地增強，歩歩進迫。這種異化想像邏輯不斷使所謂的「敵人」加以放大至令人恐懼和不安的情況。

尋找這種異化的根源，其實正是前文所引，葉蔭聰所指港人在過去發展本土意識的同時，把香港「物化」的結果。更進一歩說，這種把香港物化的想像，亦同時把一河之隔的「內地」同時物化，最終演變成不同形式的「異化」想像：如把內地人異化想像成威脅自身優越感的敵人；把香港過去的奇蹟經驗和歷史異化成不斷被內地破壞的對象，使得港人不斷抽空地緬懷所謂的往日美好時光和制度，最後變成缺乏自我批判的「戀殖情意結」；把內地資本大量湧入香港異化成港人既不能控制，又不能不依賴的矛盾對象等等。

故此，唯一解決這種異化想像，只有經過十分在地的抗爭經驗去定位運動目標和重新制定新社會願景才能達成。這方面，左翼人士又必須向進歩本土力量所介入的在地議題和經驗中學習（例如如何從不同的土地正義抗爭運動中重新認識土地這一個不單是文化身份的根源，也是抗爭的場域）；反之進歩本土力量亦需向左翼人士學習資本如何跨地域地進行剝削和累積的手段。故此，只有一種揉合「本土」和「左翼」的運動經驗、目標、分析和合作，才是出路。

二．「資本是手段，蠶食本土文化是目的」：一個進歩本土左翼的分析

由於不能明確定義「進歩本土力量」的敵人，我們便只能假設有一個不知名的「敵人」，想磨蝕香港的本土文化、消除集體回憶和經驗、阻礙以抗爭為主體的本土身份的出現，令香港被中國化、被新自由主義化、被再殖民。但假若我們把「左翼關係論者」的敵人－－資本－－看成是這個不知名的敵人所用的手段。出奇地，我們又會發現這個敵人竟然是不斷利用資本流動和資本集中在香港不同層面運作，來達到香港被中國化、被新自由主義化、被再殖民的詭計。且讓我們逐個層面作出探討：

（一）經濟層面：資本的流動（尤其是來自中國的資本）和資本的高度集中，在過去幾年都令香港的經濟問題加劇，這無論是從普羅巿民的社會流動經驗、買樓置業困難、貧富懸殊加劇等都是明顯的。面對來自中國的資金，香港人有主觀和客觀的矛盾。客觀上不能不認同「食大陸水」來開飯的事實，主觀上又不想與內地融合（詳看拙文，〈從民間角度看中港融合: 主觀意願和客觀現實下的矛盾局面〉，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543。）。但過去幾年，不同的內地資金影響普羅巿民的生計（如炒貴樓，加劇住屋困難）的力度有增無減。而且，這種食大陸水的無奈事實又不斷打擊香港人過去一直以來的優越感，使一直存在的矛盾心理更加深刻。

（二）文化層面：過去幾年的香港，資本流動摧毀本土文化也不是鮮見的。天星、皇后、高鐵、菜園村，以及不同地方的重建都是十分明顯的例子。這些資本對本土文化的高度蠶食，既把香港變成一個越形不是為香港人服務的城巿（從自由行常去的商場中可見一斑），又把香港越形變成一個缺乏個性和集體回憶的「資本城巿」。

（三）社會層面：資本最明顯的影響是，藉越來越厲害的貧富不均，來激化低下階層之間不同社會群體的矛盾，撕裂社會關係，製造不同情度的排外政治。在這方面，我們也不難找到例子，好比本地工人說黑工、內地人和外傭搶飯碗。此外，內地貧富問題亦為香港的公民權利帶來問題，一方面具有資本的內地人被政府以不同渠道認可地得到公民資格；但另一方面沒有資本或逃避超生懲罰的內地人又循不同途徑到港得到公民身份和享用社會福利（如雙非兒童、醫療服務、幼兒教育服務）。這在在都挑戰香港人對內地人士容忍度的底線，又在港人心中埋下排拒內地人士的種子。

（四）政治層面：資本家在香港政治體制中長時間享有高度政策和政治影響力，以致無論是民主和民生議題上都令香港裹足不前。他們更透過在議會內外的影響力，不斷以發展主義為核心的政策，方便內地資本抵港，和在港進行資本累積。另外，這些不民主的政治架構，再加上越形威權的統治政府，又令自由空間不斷收窄。

故此，經上述的分析，假若我們要反抗的是一個令香港被中國化、被新自由主義化、被再殖民的敵人，並認為這個敵人是以資本作為手段來進行這些詭計的話。「進歩本土力量」和「左翼關係論者」二者也不是沒有共同的溝通點和議題。他們大可以共同合力一方面抗行這個假想敵的資本手段，也可以防止本土價值和身份得以蠶食。

三．民間社會契約及公民身份

接著，我們對香港故有社會契約作歷史考察。我們會看到，前文的假想敵和其運用資本的手段都在過去不斷瓦解香港故有的社會契約。只有把近來的社會狀況放置更原始的狀態去了解「政府與人民」及「人民之間」的關係，而非只是針對「身份」和「排外」的問題，才能理解為何新的民粹勢力抬頭的社會基礎，及提出進歩的新社會契約藍圖。

在香港，一路以來，政府和人民間存在的社會契約是建基於一個以經濟機會平等的論述（注意，不是現實）而存在的。故此，要這社會契約得以運行，需要至少三個前題：

（一）經濟上大家都有向上流的實際經驗和主觀期望；
（二）政府在財富以至資源再分配上的角色要達到所謂的機會平等；
（三）人民將自己某些錢、資源、權力和權利自願地交予出來組織一個政府，其中不單是維持政府的日常運作，更重要是希望政府能利用這些資源來保障自己其他的權利和自由，免受其他人的傷害。

但經中港各方面融合和政權轉移後，現實情況卻是：經濟向上流的經驗和期望已經消失（第一個前題沒有了）；政府在不同的再分配機制上（如醫療和六千蚊）都不能再發揮作用，更令人覺得政府 本身的存在已成了導致不公的主因（第二個前題都沒有了）。在所謂的「蝗虫論」下，令香港人漸漸覺得自己的權利及（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優越感都受到侵蝕，故在不同階層中產生不同情度的恐懼和不安（在這情況下，連第三個前題都差不多沒有了）。

在政府功能、角色和合法性瓦解的情況下，以及慣常政治渠道無法補充政府合法性（如民主選舉）下，即社會契約瓦解之時，社會會趨於原始的蠻荒狀態，人類會只為 私利而互相仇殺（現在情況不是很似嗎？），但有些人卻想再次脱離這蠻荒狀態而另組新的社會契約；而每一個新社會契約的訂立，又總要重新界定新社會的成員（所謂的公民），以及成為公民的原則，亦故為何近來這麼多的「我們／你們」 和排外的論述吧。

那麼新社會契約需要有什麼內容？假若要結合進歩本土力量及左翼關係論者的目標，我們便需要一個有不同層次的社會願景及新社會契約。而且，這個新社會契約是不能再以往日的神話作為元素：例如要捨棄所謂的香港作為奇蹟之地神話（什麼獅子山故事云云），要知道過往的成功相當大程度上建基於因緣際會的地緣政治（中港分離和冷戰格局，而這種格局已不復出現）、剝削（對本土庶民生活／文化資源以至國內血汗工廠工人）和特區特權（中央派糖），從而斬斷民粹的自我優越感的根源。

新社會願景能包含的元素可以是：在經濟層面，適度地容許和約束資本在本港的流動和集中的程度和提倡經濟上的生產和分配公義；在文化層面，保護和提倡本土文化，建構以本土文化和在地經驗為主軸的本土身份；在社會層面，提倡具約束力的公民權利身份（以針對雙非嬰的問題），多元、社會融合、尊重不同族群；在政治層面，抗拒威權統治，推進民主及自由空間。而人民與政府的新社會契約亦應是回歸到落實公民權利的在不同層面上。

那麼誰能成為新社會契約的締結者？新社會契約又應是如何達成呢？

除政府（在於暫不論是香港政府還是北京的中央政府）作為新社會契約的當然成員外，誰能成為公民呢？這裡的問題核心在於：如何定義公民？誰有資格成為公民？及成為公民需有什麼權利和義務（亦即上述所提出的「具約束力的公民權利身份」）？在現代社會契約的理論中，一個人要成為社會契約的成員便必須接受一系列由政府經立法來制定的行動束縛（比如交稅）。這是一個共識過程。十分可惜的是，在香港，這個共識過程在過去三十年都是從政府（不論是中國政府還是英國政府）單方面制定，而港人参與的份量又十分少（一眾政商財閥除外）。而這裡我們亦可以看到為何基本法本身便是多年來問題的來源－－在缺乏民間社會討論和参與下的基本法，其作為社會契約的合法性便已大打節扣，更何況是在問題爆發後而港人又無力修改其內容，便使其合法性更加降低。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公民社會」如何才是真正社會契約共識產生的場所。

提出新社會契約的重點在於：要處理如日益嚴峻的新移民問題，首先無論是政府和民間社會都需要認識到「社會契約是一個不斷演變的共識過程」的事實。而在這過程中，民間理性地討論公民身份是十分重要的。這亦為何滲雜歧視、對駡、嘲笑、扣帽子等的討論如何無助解決當前的新移民問題。而且，這亦為何要結合一種能抗拒保守和排外的進步本土左翼力量，在民間社會的鬥爭場域中，把公民身分的討論重新導向至以理性為基礎的人口政策及港人身份的法律討論。排外，並不能真正解決日益嚴歧的新移民問題；要如何令新移民在獲得港人身份和權利的同時，又要令他們接受和遵守一系列法律的約束和義務才是重點。這些都是可以實在地通過政策和法律的討論來達成的。

看來，一個從民間社會出發，真正透過理性辯論和立法來產生的新民間社會契約，才是解決新移民問題的根本方法。假若只是抱著能由政府單方面制定社會契約的方法（如行政手段和釋法）來解決新移民問題，這只是掩耳盗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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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Relational」是借用歷史人類學家Eric Wolf 在其《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的用法。Eric Wolf 認為理解社會現象和變遷的正確途徑是要考量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和地緣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缺一不可，也不能把任何箇中因素看成是有決定性凌駕其他因素的條件。其實，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巻的〈機器和大工業〉的註4中，亦提出相似的關係論的論點。馬克思認為要考察社會變遷，要以人類和科技、生產關係、再生產關係和思想框架的互動作為基礎。我認為有必要把這冗長的注在此引出，因為這才是真正馬克思分析社會的唯一科學方法：

「達爾文注意到自然工藝史，即注意到在動植物的生活中作為生產工具的動植物器官是怎樣形成的。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形成史， 即每一個特殊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的形成史，難道不值得同樣注意嗎？而且，這樣一部歷史不是更容易寫出來嗎？因為，如維科所說的那樣，人類史同自然史的區別 在於，人類史是我們自己創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工藝學會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係，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以及人的社會生活條件和由此產 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甚至所有抽掉這個物質基礎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實上，通過分析來尋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過來從當時的現實生活關 系中引出它的天國形式要容易得多。後面這種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學的方法。那種排除歷史過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的缺點， 每當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專業範圍時，就在他們的抽象的和唯心主義的觀念中立刻顯露出來。」

此外，本人定位自己為後者，並樂意應用這關係論的科學方法。假若有人因此而把我歸類為修正主義者，我也是十分欣然接受這指控的。

「左翼21」是由一群有志於推動社會平等及進步的朋友所組建的平臺，以凝聚香港的左翼力量，建立和推廣左翼分析及主張。我們將透過討論交流、學習、出版等，介入社會時政，參與和支援勞工運動及社會運動。我們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必須顧及廣大勞動階級的福祉，維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消除性別、族群之間的不平等，同時尊重不同性取向群體的權利。這一理想社會，必須依靠群眾自下而上的民主參與和推動，同時需要不同群體透過共融互助來合力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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