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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稿:叩問一個令思想短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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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振雄傳道

零、

2011年7月1日深夜,我正式向事奉了整整三年的基督教堂會提出請辭,深表惋惜地告別我所親愛,又曾與我一同結伴成長的教內好友。

請辭的原因,是我不能理解及不能接受該所堂會的執事會,在當天下午作出的一個決定:取消周末崇拜,以堵截來自不同堂會二十多位關心社會的信徒前來聚會。這個「取消崇拜堵截人前來參與」的決定,距今雖有三個月之久,但該會在各對話、信函來往、及與教內信徒解釋之中,仍未能提出一個說得通的道理來。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宗教信仰的問題,並引伸出一系列社會問題來。我在過去這段期間,曾竭力以個人逾十年的牧職經驗、對神學的認知、對聖經的理解、對社會的分析,以及種種我可以挪用的情感與理性,試著尋根究柢,也未能梳解這個令我揮之不去的困惑。

既然問題已遠超我個人心性智慧所能及,加上影響範圍廣大,故我希望本著對信仰的執著,及對事情總得有個明明白白的求知態度,認真和虛心地向各位學識和靈性超著的前輩、同道及社會上可能解答到面前問題的朋友,請求援手,把我從一種信仰、情感和思想的短路中救拔出來。請大家用文明和道理說服我。

一、請教曾志浩(Benson Tsang)弟兄:

從反高鐵運動中與你認識,雖不算深交,但你以相機鏡頭及各種慈惠活動所表達出對社會的關心,以及對基督徒應參與社會、扶助弱勢的信念,屢屢為我這缺乏行動、只站在高高的講壇上宣講聖經的堂主任,帶來不少信仰的反省。

約在2011年7月1日之前兩周多,我跟你提及2011年7月2日,我邀請了吳國偉宣教師前來周末崇拜上證道。他曾在舊年十月份的青年主日上講道,能深入淺出聖經真理和引發信仰具體的實踐,使教友們得著幫助。你當時表示有興趣前來參與崇拜,並認為可以邀請你近年在網絡上認識的信徒朋友一同出席參與,一同敬拜上帝之餘,又能在網絡以外互相見面認識,彼此相交分享信仰於社會中實踐的想法,歸榮基督。但我要向你抱個不是,因為該次周末崇拜,在執事會未有通知我這個執事會主席的情況下,通過了以下的決定,並以文字形式向教會信徒公開宣布,令你們前來參與崇拜和相交的意願落空:

主題:取消周末崇拜

各位同工、主內弟兄姊妹:

由於執事會知悉,有人在未得執事會的同意下,在網絡上作出邀請,招聚一班關心社運的人士在七月二日到新地帶(按:教會一聚會地方)會合 ,以參與本堂在該處舉行的崇拜,並於會後進行分享活動。為免有人對本堂的立場產生誤會,以及本堂兄姊受到影響,執事會決定取消該次崇拜。有關安排對各位產生的不便,執事會謹此致歉。

深井靈光堂執事會

我想向你請教的是,究竟你是如何理解以上的宣布?究竟宣布中提到「一班關心社運的人士」,你認為能否準確地描述你和被你邀請前來聚會的信徒?面對著堂會以取消崇拜堵截你們前來聚會的做法,究竟有沒有對你帶來影響?若有,是甚麼的影響?究竟最初打算前來崇拜上帝的信徒,他們是何許人?

向你請教上述問題,是因為我個人認為,現實上關心社運的人士其實不是鐵板一塊,關心社會的方法也五花百門,包括政策研究、藝術、文字、辦學、辦社會服務、參政等。以你曾發動派生活物資和月餅給露宿者的行動為例,我看不出其中有甚麼激進的成份會觸及教會的神經。再者,以「一班關心社運的人士」來形容大家,並將之與「本堂的立場」作出一種對立的關係表達,這種非此即彼的說法,只會令你們置於一種面目糢糊的想像中。你們成了沒有名字、沒有面孔、沒有故事的「一班關心社運的人士」。

我近年聽到有不少信徒對教會宣講的信仰與生活嚴重脫軌而感到失望的消息,此事的發生,你們有否這樣的感受?若對教會失望,其實你們有甚麼出路?對於我這個以傳道牧職為志業的人,這事引帶我見到一個個我要認識,但一直被糢糊的面孔與生命。社會被撕裂,教會也以堵截方法造成教內撕裂,將事情糢糊及極化,情何以堪?!

二、請教容永褀弟兄:

我與容弟兄你素未謀面,只從近日有關你被指在祈禱時得到上帝感召要支持唐英年參選特首這則報導中認識你。由於有不少公眾人士及信徒對該「感召」報導迴響甚大,有基督徒組織更在網絡上發起行動,要在主日時到你所屬教會與你交流分享,甚至領受感召。有網民更將你在2005年11月在《時代論壇》的文章重貼出來,題目為<一位基督徒看教會領袖呼籲信徒上街>。

我想請教容弟兄,為何你早知有組織在網絡上發起行動,並要求對話,你的反應卻沒有逃避,甚至你免得行動者白走一敞,還提早與他們溝通好時間,以使會面發生?有關「感召」的報導引起的社會迴嚮不少,想請教你所屬的教會有沒有想過要取消崇拜,以拒絕這些行動者前來崇拜及交流?若有,為何最後卻沒有取消?若沒有,又有甚麼理由支持?

在那篇<一位基督徒看教會領袖呼籲信徒上街>文章中,你引用了不少聖經經文,去表達你對陳日君樞機動員信徒上街爭普選有所保留,並認為時間還未到呼籲人上街的時候,故你鼓勵信徒應多禱告。

其實在2011年7月1日,當我收到執事會的副主席來電,向我說出他們的會議決定時,我曾明確表示過,若取消崇拜,不用講員前來,那如何向恆常出席周末崇拜的十多二十位信徒交代呢?可否由我來負責講道,那麼他們便仍能如常崇拜上帝?我認為這建議可行,並能將影響減低。但得到的回應卻是否定的,理由是若由我來講道,那些「關心社運的人士」也會前來。對此我是不能理解的。何以教會為堵截某些人前來,會不惜將自己最重要的崇拜活動都可以取消?箇中究竟有甚麼邏輯?我試著運用容弟兄文章的套路來判斷自己,我在過去三年之久的牧職,從沒有在講台上呼籲教友上街,或作政治動員。請問容弟兄,以你在主裏的涵養,及對講台功能的某種立場,我這個不作政治動員的傳道所提出的保留崇拜方案,為何最終還會被否決呢?按你的識見,執事會是因甚麼動力要把實踐真理的信徒拒諸教會門外,而非像你一樣與之討論交談呢?我希望你能從個人鮮活地面對教會如何回應公眾事件的經驗,可以給我解釋堂會「堵截方案」箇中的原委?

三、請教「回歸基督精神同盟」成員:

在我的印象中,你們曾有過兩次在大球場舉辦的「全球禱告日」上示威,你們的名字也在那時為公眾所認識。第一年,你們在大會沒有準備的情況下成功入場和表示抗議,希望大會禱告不只在維穩,更應祈求上帝看顧弱勢,又應為政權造成的不義祈禱云云。第二年,你們行動如常,但某些成員能突圍進場,某些則被審查和被拒入場。那年你們好像還草擬了禱文,希望大會讀出。

我想請教你們,在你們多次以「回歸基督精神同盟」名義發起的行動中,有否遇過大會為堵截你們前來而將聚會也取消的情況?若有,是甚麼事件?其中與我和「一班關心社運的人士」所面對的情況有何相似,有何分別?依你們數次高調地到堂會表達意見的經驗,你們會否有別的分析,如何評估這次「取消崇拜以堵截人來參與」的事件?你們又是怎樣理解曾志浩弟兄那種與你們不同形式的關社表達形式?堂會以「關心社運的人士」來形容他們,你們認為適合嗎?理由是甚麼?

四、請教胡志偉牧師:

胡志偉牧師對近年香港教會發展素有研究,你大概也能輕易地分類說出,教會通常用上甚麼方法來增加聚會參與人數。既然教會增長是教會事工的焦點,人數不增長的堂會又好像反映出教會有甚麼暗藏的問題似的。在這樣個個談增長的氛圍下,我想請教胡牧師,可否為我提供一些思考的角度,讓我能明白堂會取消崇拜拒絕人來之舉呢?堂會的做法是否一種超越了「教會更新運動」早年推廣《自然的教會增長》的整套思維?這是否一種另類、逆向的教會生存方法?若是,這究竟是以甚麼理性邏輯來運作的?在古今中外,是否有同類的事件發生過?它們最終的結果是怎樣?

然而,說我所服侍的堂會不談增長其實也不是。在我擔任堂主任的三年間,透過信徒們的努力,教會在聚會空間上獲得了因改建用途而得的擴展;由我上任至離職,單單是大堂成人主日崇拜聚會人數也由一百九十人,增至二百三十人。若堂會是走著一條逆向的營運模式,理應這種增長也要被否定,即那多出的至少四十人也應用別的方法阻止他們繼續出席參與。說到這裏可能有點荒謬,但若這想法荒謬,取消崇拜的決定豈不更為荒謬中之荒謬?這是我從教會增長的角度所不能想通的,當增長想像在解釋事件上出現短路時,究竟在剖析事件上還有甚麼別的可能?特此向你請教。

五、請教褟志偉博士:

褟志偉博士近年積極研究公共神學,早前更就特首選委會基督教教內小圈子普選一事,與浸信會神學院神學教授劉振鵬博士及鄧紹光博士,以神學家尤達的學說合作撰文,提醒教會應有自己的召命這教會觀。教會要有自己的召命,這是古今中外教會都需要在其所處環境中否思的事情。今天香港教會作為公共中的一員,對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事,若說有著自己從上帝領受的召命,那究竟是甚麼?應如何去宣告出來?請教褟博士、一眾公共神學家及尤達神學學者們(或者還應加上候活士神學學者們),教會面向上帝的召命與教會取消崇拜以堵截人前來聚會,其中的落差究竟有多大?教會取消崇拜,在神學上可有甚麼理據?而取消崇拜拒絕人前來參與若與公共神學提倡的公共性相違的話,那它本身(可能)在說著甚麼的神學概念?

取消崇拜決定之後,我曾向執事會表示,由於事件涉及堂會以外的信徒,若教會沒有抹黑「關心社運的人士」之嫌,理應作出澄清,甚至公開道歉。但執事會以內部處理,毋須向非本堂會友公開交代而拒絕這請求。請問此做法在公共神學的框架下可以怎樣理解?若從一個廣傳福音的角度看,教會應該是對外宣講天國的群體,何以在取消崇拜一事中,卻倒轉過來,讓人看到他們向外潑了水後立即把門關上了?這與少數派(或宗教狂熱者)的處境想像有沒有可溝通之處?我在想,一個讓「教會成為教會」的宣告,可怎樣繼續對應發生了「取消崇拜以堵截人前來」的香港教會狀況呢?或許你會認為這是例外事件,非關公共神學應探討研究及回應。然而這個決定背後是否已存在一種社會大眾普遍地對「社運人士」或「社運」的想像?針對這普遍性,以公共神學介入事件便有其道理。具體進一步的問題可以是:公共神學於這堂會所展現的某種普遍性有可說的話嗎?還是公共神學的可回應和建構性在此事上行人止步,繼續只能停留在曲高和寡的學術討論中?公共與私密,在這具體場境中將是一回怎樣的事情?

六、請教羅永生教授:

嶺南大學的羅永生教授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的龔立人教授,曾於舊年初合編了《宗教右派》一書。這書的各篇作者均從不同面向帶出「宗教右派」的議題,一時成為教會內外知識界的熱話。書出版至今已有一年多,香港社會的形勢也轉變很大,政教關係更是變種再變種。但以你和其他《宗教右派》的作者們角度來看,堂會以取消崇拜來拒絕「關心社運的人士」前來一事,其實可有甚麼意涵?我嘗試以近年「回歸基督精神同盟」,與及新群組「監官聯」的行動去分析事件,但是不果。理由是取消崇拜此舉,使得將要發生的崇拜和相交發生都沒有發生。更枉論有甚麼衝擊、暴力的發生;也談不上更有可能促進教內合一和諧及信仰交流之積極結果發生。一切可能性都因「取消」而懸置了。

羅永生教授,我想向你請教,這種「取消為堵截」的方法,是否仍然能放入早前《宗教右派》一書各個面向的分析架框中被理解?或者,它是否一個嶄新的形態和案例,倒過來要修正和擴充我們對宗教右派的解說與認知範圍?

宗教右派的焦點是在政治與宗教之間發生。依我的理解,政教合流或政教勾結都有具體的佐證可以參考,但根據某種可能的說法,這次「取消崇拜」的決定本身是出於恐懼而作出的,後來又調動「保護信眾」為理由來修飾。針對這種恐懼的政治,我想請問羅教授,本港的基督教會(或宗教右派)生態,是否已到達了一種以滲透恐懼來動員的地步?從「宗教右派」的研究角度看,除了「取消崇拜」此舉是出於一個叫教會執事會來決定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其中有任何的宗教性可言嗎?或者我應該索性說她們是「右派」而可不理「宗教」嗎?

還有,教會以取消崇拜方式堵截人來,此舉實有違損人利己,或損人不利己的做法,不能以一般政治手段來理解。它是一種先損己後打擊人的做法。但打擊了甚麼人?打擊了甚麼?這看來從損己這粗疏的做法上卻沒有考慮周全。對此手法,請問你怎樣分析呢?

最後,針對是次堂會取消崇拜所針對的「關心社運的人士」,他們都是信徒,所以事件也屬於教內之事。如此發生在一種鬆散結織性的「香港教會」身份內,你認為倒過來對香港教會關心社運有何影響?

七、請教黃國堯牧師:

數年前,因你對同性戀的立場曾被教會解僱。今天,你去到基恩之家繼續你的牧職。無論何往,願主使用你手所做的工,使多人得福。

若我的觀察沒錯,當年你所置身的同性戀立場之爭,伊今分歧仍在,甚至愈演愈烈。但我認為,不論主張教會及信仰應該認同同性戀與否,大家都努力嘗試,要為問題找到聖經和信仰的立場來,以證明其對同性戀的立場為基督教所許或所違的理據。所以,在當年同志爭論上,雖然有著其餘別的分析角度,但我相信你和不接納你的人,都牢牢地把它置於宗教內來討論。這樣的做法,我想應算為一個在教會內討論事情的基點,即討論事件必須要有信仰、神學、聖經為依歸。

回到我的問題上,我一直希望執事會及教會內的屬靈長輩,能為我提供一個取消崇拜的信仰理由。但奈何一點也沒有!從沒提出信仰的解釋下倉卒地取消了崇拜。此舉無疑將崇拜和相交的性質排除於教會之外。因為使徒信經中的三一真神,與及聖徒相通之認信都不是可以輕輕帶過的信仰內容,也非以行政手段能把它們勾銷的;這正如愛作為討論對別人及同性戀者接納與否上,處於一個重要的位置一樣(因上帝就是愛!)。大家可以在愛的內容上討論,但總不能把愛神愛人的誡命取消,又或以似是而非的標準或說法,去扭曲愛來迎合自己反對愛人之做法。說到這裏,我想請教黃牧師的是,究竟憑你的經驗,與及你對信仰準則(如愛、憐憫、公義、聖潔等)的神學立場與認識,你能看出執事會「取消崇拜」所可能考慮過的信仰元素嗎?作為一個牧者,你認為「關心社運的人士」是否可以被任何一所教會,以取消崇拜的方式去拒絕參與敬拜上帝呢?此舉會否在神學上已構成了一種將人拒諸愛神愛人門外的罪呢?「關心社運的人士」與同志是否都是上帝所創造,為上帝所愛?若是,拒絕他們將意味著甚麼?我認為,無論任何人,任何背景,只要他/她是來崇拜上帝的,我們一概沒理由拒絕,更枉論是以損人損己的取消崇拜方式來阻止人來呢?

此外,你當年被解僱,跟我的被辭職,在在反省了作為傳道牧者在教會服侍時的不穩定工作狀態。在現今講求效益與增長的教會消費企業文化下,傳道牧者在面對同類事情上分外顯得孤立,當面對自己因堅持信仰立場而承受到巨大的精神壓力時,除感恩和相信上帝會一直保守外,你能提出別的建議,以確保傳道牧者能與堂會在衝突時獲得對等的發言辯解機會嗎?(事件中我差不多是「被缺席」的)我認為這對等公平辯解的機會,最終是為了整體會眾可以認真和公開地參與事件討論,弄出真相來;而非由某部份決策者以程序暴力來了結事件,將教會進一步變成唯唯諾諾的封閉組織,有負上帝委托於公共見證天國的召命。

八、請教八十後社運青年:

自反世貿、利東街、天星、皇后、反高鐵伊始,香港社會因著社運青年的「致命認真」行動,在政治監控愈趨高壓的後回歸時代,掙出一條條自由的夾縫。你們為這城市帶來「反殖」、「公共空間」、「參與式民主規劃」、「反官商鄉勾結」、「民間媒體」、「土地」等概念,為思想與行動帶出更多的可能性論述。縱有主流媒體及高官,粗野地以「暴力」、「垃圾」、「車毀人亡」之說肆意抹黑,令你們變得面目糢糊,但你們當中有大部份人仍沉著地為香港的公平、民主而努力,試圖以深耕來戥破鋪天蓋地暴力控訴。

然而深耕並非代表沉默,因為你們都有著「是就說是,非就說非」的正氣,這也是耶穌昔日教導門徒面對強權時應有的態度。現今曾志浩先生和一眾被冠以「關心社運的人士」,被拒於教會門外,這固然是一種主流謊言下所產生的矛盾,足可令大家向之作出抗議和聲討,也突顯出誰才是首先製造社會不和諧的始作俑者。然而,我更關心的是,曾志浩及他的信徒朋友們,他們都是被這個荒謬的社會推往困惑不安中的人。而社運青年朋友,特別是有理想、有論述、有行動的八十後社運青年,你們多少成了他們在面對困惑中嘗試突破拜金自私的自己的重要資源。在社運群體極之弱勢的今天,面對有教會無理的拒人千里取消崇拜行動,你們是如何理解這無理?在被抹黑及對立之時,你們對這「一班關心社運的人士」有甚麼話要說?若將教會取消崇拜為免令別人對教會立場產生誤會這二分之說,放在近年日趨極化,以抹黑取代討論、以歪理替代尋求良策的氛圍下作平行性理解,你們認為合理嗎?若答案是肯定的話,那你認為問題出了在哪裏?有甚麼可能的方方面面成因構成今天的反智犬儒?

最後,取消崇拜以使一切可能的事情都不會發生的做法,會否也就是地產霸權下那種以本傷人技倆又一次具體的延伸展現?不過,從事件發展至今,堂會以「不談、不講」來冷處理事件,你們認為會對群體組織本身產生甚麼可能不良的效果?我其實很難理解以本傷人的手段,因為畢竟在未見其利之先已虧本了。問題是,任何投資都有風險,若有龐大的資本可以虧可以拿來損人的話,那損人者(官、商、鄉?)倒可更肆無忌憚。但若以堂會取消崇拜以損人敬拜上帝的權利作為個案而言,社會上是否已生發出一種自己資本不足,但也依循以本傷人的邏輯處事的形態?把問題帶到你們面前,是因為教會也是社會構成的部份,社會公眾其實也應有對其中之事表達關心和關注之責任。

結語:

上面向各位提出的問題,絕非為了挑啟仇恨。反倒,我想在這個充滿仇恨,不少人熱衷於將所有事情暴力地簡化及極化的香港社會中,邀請大家一同來陳情說理,為這次引起思想短路(或是某種事情走到極致下的過剩)的具體事情和問題,表達你們因對這城市及城市中社群(教會是其中之一)的關注及意見。我不介意閱讀,甚至樂見你們洋洋萬字的討論回應,正如你們耐心讀完這篇長達七千多字的文章。

註:整件導致短路事件的重點,均在上述的文章中陳明。若作為大家給我解答個人困惑,又或以你們的角度提出回應、討論、分析之用,應足夠充分。這也是我個人及該堂會所公開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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