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說，廣東道現在的確是不同了。的確，總不能頭頂一塊「xx正確」的破布，硬把對城市的親身觸覺抹煞掉，把變化說成沒有。問題是，到底有什麼不同了，而我們又可以怎樣理解這個不同。
於是，決定到廣東道走一次walking meditation。左一步，右一步，每踩下一個小水坑，記憶是碎片，歷史如輕淺的水花。落雨買鞋、好天買鞋，我就知道了，離開行街=shopping，我們就無法理解廣東道，甚至，無法整全地述說「香港人」。
呂大樂寫道︰「The arrival of shopping malls in Hong Kong in the 1960s was not an immediate outcome of changes in the economy of local urban communities. Rather, it was a consequenc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Mullins 1999), a process of building cities for the purpose of adjust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ourist industry. This was the origin of the ‘malling’ process in Hong Kong」(“The Malling of Hong Kong” in Consuming Hong Kong, p.25)
廣東道上的海港城，就是這個origin。海港城，建於1966年，是香港進入消費社會的一個劃時代地標。商場連接郵輪碼頭，店舖主要銷售高檔次商品，以西方遊客為主要顧客。當時大部份的本地人消費不起商場內的商品，但並沒紀錄顯示他們當時因而感到憤怒，或覺得西洋人佔領了自己的地方。當然我們也必須記起，在海港城的另一端，通往天星碼頭，在同一年，有一個青年人叫蘇守忠，他以絕食反對天星小輪加價，一石擊起千尺浪，替殖民管治下的民生困苦敲出缺口。
然而與此同時，他的同代人，另一群青年，則在海港城孕育出他們的身份與文化認同。呂大樂譯了一段丘世文︰「But for those growing up in the 1960s, the first visit to Ocean Terminal was like coming to a dream world – unending corridors, unlimited exhibits, and colourful displays of upmarket and luxurious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As long as you could afford the price, any person, whether tourist or local, prestigious or unknown, could dive into this environment of material affluence. (…) Since the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have learnt to… follow lifestyles presented in media advertisement, and without a sense of loneliness, to shop in various shopping malls with the belief that ‘I consume, therefore I am’」(p. 35)。
另一位同代人陳冠中讀到呂的文章尚且意猶未盡，在自己的書裏也寫了一篇〈巴西咖啡與海運大廈〉(《事後︰本土文化誌》)記述那家開放式咖啡店與他那一代文化人的奇緣。不過，吸引我注意的，是他記述了當時剛從國外回來的林敏怡首次到巴西咖啡的反應︰「(她) 當場失望的叫出來︰蝦，乜呢度就係巴西？名氣與實相的落差太大，林敏怡立即說《號外》應該做一次專題大肆抨擊之。」(頁61)
即使隔了這許多年、即使隔了一層的轉述，我相信讀者還是能感受到林敏怡的火。那火應該有個名字，好聽一點，叫傲岸，直接一點，叫看不起。那一代「香港人」，在他們的八面玲瓏與前衛超前當中，或多或少都總夾雜一點看不起，沒法子，在身份認同的裏面，好像總不免夾進這個元素(我／他之分，之高低)，無論是膨脹時還是萎縮時。關於這點，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裏面應該自省得更透徹，也就不贅。
As long as you could afford the price, any person……是的，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我都無法產生「我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小學時，同學都窮，有的是移民有的是土生土長，我們放學逛的是黃金商場，放假去摩士公園溜冰，最遠也會去尖沙咀，但會在太空館前拍照，卻不會蕩到海港城，即使只window shopping。中學同學住九龍塘，開聖誕派對拉著我到海港城買禮物，走在那裏我不太自在，但後來也習慣了，可以花十幾二十塊錢喝杯咖啡一起去消費一種生活風格的想像。大學的時候，位置對等了，海運、海港城也老了、暗淡了；但更重要是，我記得，廣東道一開二，商場一邊是酒店名店，對面卻是牛肉麵、雲吞麵、糖水店……兩邊走走，坐坐吃吃左右顧盼，其實也就分不太清自己消費的落腳點了。曾經，那是一條容得下兩種消費檔次的街道，並且兩相不見排擠。如果今天要說廣東道被「殖民」了，那應該是國際品牌與地產聯手把地道風味趕出了廣東道。
A process of building cities for the purpose of adjust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ourist industry……回到開頭說的變化，內在邏輯其實並沒變，只是資本未受約束地持續擴張而已，資本的邏輯當然認錢不認人。以消費建立某部份認同的族群，當被排斥在某個消費圈之外，就有identity crisis。Crisis總是不好過的，但也是重整的機會，這是許多人開始投入很多能量在做的，但待將是龍是蟲，還不好說。
當然，以上對廣東道的閱讀，是需要設限的，並不能過度閱讀，並非每個刻下要處理的問題，都能reduce到身份認同(及其狹隘)。但問題是，廣東道上的引爆點彷彿成了一切當下問題的解釋。那麼其中一項工作，就是必須把一品鍋裏的材料，即使燙手，也要逐一取出、分門別類。
1. 雙非孕婦︰範疇---人口政策(欠缺)，解決---修法(不是釋法，釋法正正是自己把主權雙手奉上給中央)
2. 大學學額︰範疇---教育政策，應該設立百分比，主要資源投放於本地學生(又或本地研究課題)
3. D&G問題的性質︰範疇---地產霸權侵吞小商戶的生存空間、地產霸權衍生的管理文化侵吞市民的公共空間
4. 自由行︰主要是公德與公共秩序的問題吧，之前在status寫過了，見註(1)。我也知道那很難，難是因為我們先要改變自己。憎恨與斥罵，永遠比好好講道理難，這是常識。但問題是，靠恨與罵，能解決需要解決的問題麼。
5. 政治滲透︰以種票為例，無論是新移民、舊移民或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只要參與種票，就是觸犯法例。香港是有法例去制止這種非法行為的，現在的問題是，執法者可會嚴肅處理。
要推動以上這些，為什麼非得在一個二元對立、此高彼低的族群關係上、並以仇恨為點火引擎，才得以進行？
一國兩制若在崩壞中，我想，先要去問問特首、問問問責高官、問問大學校長與校董會、問問傳媒老闆、問問在中港生意賺大錢的商家。誰沒有守住一國兩制？為什麼這些位高權重的「香港人」都沒有盡到把關的責任？這與上面談到的「文化認同」又有多大關係？按年紀論，好像差不多也是陳、丘、蘇等同一輩的人。
把問題細意辨識，哪裏的歸哪裏，需要的是理性；烹調一品鍋，需要的是情緒，大量的情緒。一品鍋應該是能提供口舌上的快意，但煮得糊在一起，如何品味，都只啖得出個族群矛盾而已。
為什麼我們總是要依賴情緒才能行動？於是火容易點，但也難燒得久。為什麼我們很難單靠理智上的是非判斷來化為行動(只有極少數人能做到)？這應該是人類至今未能處理好的大問題。
如果我們必須依賴情緒的話，那至少也讓我們調動不以仇恨為基礎的情緒。對上一次行經廣東道，我記得，就是藝術公民的遊行。那一時，大陸豪客、香港公民，平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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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在大街大巷或食肆解決小童的大小二便，當然是令人厭惡的衛生陋習。但下次，當我們見到這種事情在公共場所發生時，到底是平靜地告知哪裏有廁所，還是舉起手機？？
如果通常我們不會選擇前者，是否因為我們害怕、缺乏當面指出的勇氣？ (如果是這樣的話，指責"小悅悅事件"也就是五十步與五百步了)
如果真要愛護這個城市，就應該培養我們的心平氣和與勇氣，去守住我們認同的對錯。
這裏就有一個例子，食店有客人在餐桌換片，但餐廳經理並沒阻止或要求他們到廁所。我猜在那些自助餐廳，經理也沒出來說一句半句的。默許就是縱容。守不住，就是這個意思。
http://www.openrice.com/restaurant/commentdetail.htm?commentid=2159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