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與疏離--森達也與是枝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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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在世間的影像]評論系列

距離與疏離–森達也與是枝裕和

李維怡

相信是最近的社會氣氛吧,讓我構思今期寫什麼時,很自然地想到了這兩齣舊片 :

森達也的紀錄片「A」和是枝裕和的劇情片Distance(港譯:《這麼近,那麼...遠》)。

兩齣影片都取材自,轟動一時的東京地下鐵奧姆真理教徒放沙林毒氣事件。當時的新聞都把主線放在奧姆真理教作為一個邪教,如何為教眾洗腦,如何讓他們做出瘋狂的行為等等。日本社會也反應非常大,在每個社區裡只要懷疑有奧姆信徒,就會有大大張橫額和各種小標語,辱罵教眾,要求他們滾出社區之類。再把兩齣影片看了一遍,過程猶如血淋淋無法判斷的事實在你面前安靜地路過,還未搞清楚是誰流血,或是否有血之前,她已飄然遠去了。留下問題,與及各種答案的可能性……

疏離與不可知

森達也的紀錄片「A」是直接紀錄慘劇發生後,被社會(包括社區、媒體、政府)總體性攻擊的奧姆真理教信徒,攝影機主要跟隨著一名28歲的真理教公關部人員荒木,而這位荒木讓人一看就嚇一跳,因為他的樣子純良樸實、傻呼呼到你難以相信他會踩死一隻螞蟻,怎樣也難以將他與「沙林毒氣事件」聯想在一起。雖然,當荒木回答媒體的質詢或回答導演的問題,你會發現他持守著一套信念,而且有能力有信心去面對質疑。相信森達也亦不想對教眾整體下簡單的判斷,於是讓攝影機跟隨他們煮食、誦經、修行、面對傳媒、面對警察、面對教派破產、面對社區的巨大敵意。森達也所描述的「邪教」教眾,大部份人說話聲音都很小,有的對教主的態度如對神一樣,有的只理解教主教導了很重要的事情,而自己必須要用自己的方法詮釋,大部份的人對食物都有嚴格的自我規限,有出鏡者都不認同主流社會對「幸福」的想法和價值。

教眾到底是否全部都了解毒氣事件是什麼一回事?教眾的價值觀是否與主流社會完全相反?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又是什麼?這些都是在紀錄片中,慢慢展開的一連串思考。

影片有一段讓人很深刻:荒木等三人走到街上,卻遭警察無理攔截,強迫他們交出身份證明文件,其中一位教眾認為那是無理取鬧和刻意侮辱,拒絕接受,卻被一位警員「插水」陷害。在森達也的鏡頭裡清楚看見是警察不斷挑引並推跌該名教眾,把人推倒後警察卻自己忽然按著膝頭大叫起來,然後就「屈」該名教眾襲警抓回警署。這時剩下兩名教眾在街上,圍觀的群眾當中,沒有人對警察明顯的陷害提出任何意見,反而當中有些懷抱著母親式心情的大嬸就來勸他們「從良」,指他們繼續參與奧姆真理教實在是「黑的白不了」。當荒木問她做回「正常人」是什麼意思時,大嬸理直氣壯道出「弱肉強食」的「道德」:「做老闆,指揮別人。」而荒木對這一切的回應是:「情願做一個傳道人。」

是枝裕和的劇情片Distance,故事很簡單,一開始以新聞報導的聲音交待有「邪教」在水塘下毒然後集體自殺事件,鏡頭一邊出現四位殉教教徒遺下的親人,亦即四位主角的日常城市生活:快、重覆而呆板、官能刺激、孤獨。然後影片主要圍繞四人進行每年一次的祭祀活動,一起到深山中,分別拜祭姐姐、前妻、丈夫和哥哥。這一年,四人的車子被偷了,剛巧碰到了同樣去祭祀的一個陌生人青田,而這青田正是當年在那位「姐姐」失望與譴責的眼神之下逃跑而生還的棄教者。由於太晚,眾人無法步行下山,手機又沒有網絡覆蓋,於是四人便唯有隨青田到教派曾集體聚居的地方,過了一晚,順理成章展開一些記憶的碎片。次日眾人下山後,青田偷偷問自稱是夕子的「弟弟」的阿敦:「到底你是誰?」因為青田記得聽「姐姐」夕子提過,說弟弟一早自殺死了。影片以這個疑似「夕子弟弟」的人點一枝火柴,把當年「姐姐」曾望著彼岸的渡頭一把火燒掉來作結。

而是枝裕和所描述的「邪教」教眾又是些什麼人物呢?一個是患了重病、長期被做財經顧問的丈夫忽略的少婦,是個即使面對丈夫大發脾氣也可以溫婉微笑的女人。一個是從大學時期就熱衷於教育問題的丈夫,發現了教派的義理後認為「那裡有真正的教育」卻無法得到同為教師的妻子的理解。一個是為救人而到大學學醫的哥哥,曾被父親強行推下水學游泳,與弟弟的感情恍惚本來就淡,入深山修行前想說服弟弟明白靈魂治療的重要性。一個是文靜氣質型「姐姐」,對大自然很溫柔,而且希望對世界和歷史有承擔,據記憶碎片的展示,她與阿敦的相處總在水邊,很含蓄,很少話,總在微笑。到底為何,身邊人,會忽然有如此大的轉變,會去下毒殺人、集體自殺?除了阿敦似是而非地「知道」一些事外,對其他的親人而言,這問題都是一個巨大的黑洞。

疏離,在兩齣影片裡都強烈地表達出來的原因,就是「黑五類」的認人法。現代都會中要求的快速,與及只以利益為軸心、快來快去的不安全感,讓人更容易豎起防衛的本能,而這就讓人很容易落入使用簡單分類法去認識人的陷阱裡:你信了xx教或你是xx族,你就是怪人,你不正常,和我不一樣,你要做的,就是變成和我相似,否則你便該被消滅。雖然人是受社會化的影響,但個體還是有不同的特性,這種認人法,帶來誤解衝突自然多,如此要有所謂親近,就真的太難了。可是,要真真實實地認識一個個體,又有太多不可知,太困難,對都市裡一天工作十幾小時以糊口的人來說,要求非常高。

同時,當人生活在社會之中,對社會主流提供的價值觀和分類法毫無批判理解地接受並遵從,便很難建立「自我」,一個人連「我」也含混不清,又如何達致「我與你」的關係呢?可是人又很難完全沒有自我意識,又很難忍受孤獨,於是當這個自我意識在平庸、疏離的世界裡找不到出路時,各種指向生命激情的宗教或思想,就會顯得很吸引。這些,可以是改革社會、催生新世界的浪潮,但也可以是引向毀滅的基礎,誰也說不清。本來,處於善惡光譜兩極的「神聖」與「卑污」,在作為「非常態」和「邊緣 」這個意義層次上,是同質的。因此,在社會裡出現對彼岸世界極端渴望的集體宗教式情緒,以致以毀滅作為神聖清洗的方式,雖不認同,但又其實不難理解。相反,反思所謂「異端」中所反照出來的主流價值,才是發生慘劇後該痛定思痛的動作。要做到這點,我們需要和情緒化的反應,暫時設定一些距離。

創造距離,為了拒絕疏離

紀錄片中近乎沒有任何旁白,除了解釋日期地點之類基本資料的字幕就沒有字了;劇情片中沒有任何配樂,在應該不知所措或應該低首沉思時,絕對只有微乎其微的環境聲與及沉默;兩齣影片的節奏都慢,是枝裕和尤其慢,且劇情片也使用手搖鏡,做到紀錄片一樣。兩齣片中,所謂的「教眾」都並非同一種人,而是被盡力呈現為各式各樣有不同觀點和實踐方式的人。再者,不用很細心也能留意到,兩位導演都很小心地使用「邪教」這種極端及定性意味極強的詞語。同時,兩位都為新聞最喜歡談的「創傷事件」,留下了空白,近乎全不談及該個事件,而著重把焦點,對準了人,仍需要生活下去的人。這一切,都可謂用盡方法,把觀眾從慣性思維中暫時隔離出來,觀看簡易理解以外的事實,讓觀眾與「全知事實」這種傲慢的錯覺拉開距離。

面對一種把某些人簡單地打成「黑五類」,然後把這些組群的人拿來大加攻擊的做法,兩位導演表示了懷疑。這並不是說,他們就反過來把大家認為是「黑」的都要描成「白」;而是在影片中呈現一種直面世間齟齬的強烈願望,極力在廣闊的灰色地帶中尋找的一絲絲,讓人與人間仍能產生連繫的線索。

單看影片「A」裡,警察作為手握公權力的人,「插水」嫁禍不是卑鄙和濫用職權嗎?新聞記者在對奧姆教義全不理解的狀態下,要求別人說些話讓他們「填充」本已設想好的故事,是公道的新聞報導嗎?是否因為教眾當中有人曾做了傷害別人的事,其他人就要劃一受到非人對待?又或是Distance裡,做財經顧問的丈夫,到了太太死後才知道她曾患重病,她生前他作為丈夫什麼也不知道,只知道老婆是用來持家顧孩子,這算是什麼?又或當紀代香的丈夫、阿實的太太和阿勝的哥哥想和家人溝通「了解彼此內心」、「尋找人生價值」等等的希望時,所得到的,不是嘗試理解和討論,而是遭到以「現實」為名的恥笑、輕忽、否決和抵抗。那麼,這些劃在家人心上的傷口,又豈不是一種屠刀呢?

在黑白太過分明的時候,對一般主流所談的「是非」保持著距離並不是疏離的表現,恰恰相反,兩位這樣做都是為著持守一種對人文價值的堅定立場,堅持反對簡易分類法,堅持把每一個人都放在「人」的高度和複雜度上面去衡量和理解,這樣才是最後保障每一個人的尊嚴,堅守人與人之間可以發生的倫理關係的,最堅實的一道防線。

焚燒通往彼岸的渡頭

不過,「人人都有自己立場」、「客觀中立」、「要理解要聆聽」等話,很容易就會造就和縱容一種「旁觀他人的痛苦」的習慣。幸而,兩位導演在這些問題上都有較深入的思考,不致於成為那些置身事外,但又理所當然地以他人的痛苦來成就自己「作品」的人。

同樣就沙林毒氣事件提出要對個體有尊重有了解的村上春樹曾說,在雞蛋與牆壁碰撞之時,我們要選擇站在蛋(亦即是弱小者)的一邊。問題是,在這紛亂的世間,到底誰(什麼時候)是蛋?誰(什麼時候)是牆?如何才算是站在蛋的一邊?而那個既不是牆又不是蛋的人都底是什麼人?這些卻常常不是輕易能獲取答案的倫理懸案。

森達也拍攝期間,發生大量爭議時,他都在旁不吭聲地拍攝,即使是警察「插水」的全程他都沒有說過一句話。然後精采的是,他把自己無法置身事外的倫理抉擇過程,也剪輯出來:他本來還在思考,到底把錄影帶交給法庭,是否等於自己已不客觀--可能是擔心被認為支持奧姆吧。但最後,他和伙伴的抉擇是,為了不讓該事件中無辜的人被寃枉,他願意把目擊事件的錄影帶交出。最後,這個做法對不對呢?實在沒有人能給出上帝的答案。森達也亦把這些判斷,留給我們。

看過一些影評說,Distance裡的阿敦其實是「教主」的兒子,我不傾向用如此偵探片揭秘的思維去理解這個角色,恍惚全知真實,是可以透過蛛絲馬跡推理就找得出來。我情願理解,「夕子弟弟」在敘事中的存在,是象徵性的,從他和警察的對話,只能知道,他愛花、對教派有一點理解但卻堅稱自己沒有受影響;從他的回憶的確可知,他與夕子是認識且關係非淺,至於什麼關係卻沒有清晰說明。可清楚知道的是,他最後放火把夕子那望向彼岸的渡頭燒了,而且放火之前情緒有點波動地叫了一聲「父親」。這個「父親」有很多種可能性,其中一種可能性就是之前他同阿勝討論的「上帝」,或是自命是「上帝代言人」的教主?

那麼,身份成疑的阿敦,可能是代表「全知真實」或者是想像中的「彼岸」(無可爭辯的真理之地)之不可求?又或者,是代表,彼岸即此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可能,是代表人世之間的疏離在於人人都只看到自己的世界,而無法到達彼此的身邊?也可能,這個愛花的人,以小火柴的火力去燒毀以大木條和木板紥成的彼岸渡頭,是暗喻著人要在自己的渺小與有限之中,盡力提起勇氣面對複雜的世事,進而作出判斷與行動?當然,這個判斷與行動在無法擁有上帝視覺的情況下,絕對有錯的可能。那麼,在這個巨大的「未知」之下,這把火,代表人應該保存的謙卑,亦即時刻警醒自己與「全知事實」之間的距離?如是,這把火,是同時批評教派中及在主流社會中,毫無反思地活著的人嗎?換言之,教眾問阿實的那句話:「現在的阿實先生就是真的阿實先生嗎?」又透過這把火,回來問我們所有人嗎?

在緩緩流水上放上一把火,放得有味道,實在值得大家慢慢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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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村上春樹 曾就同一事件寫了一本紀實報導文學《地下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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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影像-藝術-生命,我們數人各有看法,有時苦口婆心,有時打爛砂盤,有時喁喁細語,有時無咁好氣,有時直情氣短,希望與大家分享,認真看影像,認真想影像,認真拍影像,認真做人...

四維出世.鄭政恆.李維怡.張歷君(張兄將於六月加入混戰)

(將每雙週於影行者的〔尋找在世間的影像〕網誌刊登)
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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