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半個世紀，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學是對經濟學最有影響的研究重鎮。經濟學諾貝爾獎歷史上總共57位得獎人中，竟有23人曾在芝大任職或畢業﹗它成功的原因在哪裏﹖20多年前我讀過一段該校經濟系的自我介紹（今天仍被掛在它的網站上），它說﹕
「統一所有這些研究的線索，並非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而是方法學……」
信哉斯言﹗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的確不是影響傑出經濟學家研究的因素。芝大出過社會主義經濟大師蘭格（Oscar Lange），也有過自由市場的大旗手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不食人間煙火的數理經濟學諾獎得主迪布（Gerard Debreu）的成名作在芝大孕育，猛烈批評布殊(相關新聞 - 網站)戰爭政策的邁亞遜（Roger Myerson）正在芝大教授博弈論。我自己讀書時，便曾因為它只傳授理論工具及實證方法而深感不滿，後來才驀然驚覺，這正是它獨到之處。
不以意識形態為標準
經濟理論的目的是要找尋真理，它的高低只能按照其方法是否科學、思維是否有原創性及是否對實際世界有解釋力來劃分，政治立場或是否慈悲為懷不應扮演什麼角色。
事實上這也是經濟學界習以為常的準則。我20多年來參加過數以百計的經濟學術工作坊，探討一些同行的最新研究，但從來未遇上過有人以意識形態作為衡量論文優劣的標準。
不過，這並不表示通過科學方法得出的結論不會得罪某些抱有既定政治立場的利益團體。例如，某些政黨自稱設立最低工資是公義的，但未預設立場的經濟學家卻往往會把這轉化成一道可驗證的科學命題﹕最低工資究竟會不會使到弱勢社群喪失職位﹖假若弱勢社群的失業率不會因最低工資而增加，支持這政策的大可心安理得的自稱是代表公義。但若弱勢社群因此而失業，那麼最低工資便可被視為欺壓他們的工具，「公義」一說只能是貽笑大方自我吹捧的廢話。而最近十多年國際上學術界有關最低工資的研究，壓倒性的證據恰好是說弱勢社群的失業率會增加，曾經誤以為最低工資可幫助弱勢社群的兩位美國傑出經濟學家，正是在研究的方法上犯上嚴重錯誤，被同行技術性擊倒，致使國際上經濟學界的主流又重回反對最低工資的立場。
經濟學的方法是否只適用於經濟學而不應越界用在其他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可否跨界，本來是個頗學術的問題，但竟然曾在《明報》引起過爭論，世界真是無奇不有。
香樹輝不滿外行人胡亂談專業的經濟問題，引來一些非經濟學者的反對。香樹輝對經濟問題的敏銳，我素來十分佩服，但他對這問題的看法我只同意一半，這有段典故。
芝大經濟系本來設在該校的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大樓，你若到該校，不妨小心看看這大樓外牆刻上的名稱，你會發現，大樓的「招牌」並不對稱，Science一字的右邊，多了些空位。原因是大樓建成時，本來叫作眾數的Social Sciences，但教授不滿，要把最後的「s」字母剷走，因為他們認為社會科學只有一種，根本不需人為地設置界限。
芝大的經濟學家對「入侵」其他學科，情有獨鍾。同樣，他們也歡迎其他學術理念的競爭。話雖如此，香樹輝又是對的，你要有效分析某問題，便總需拿得出本事吧﹗本事即適當的方法，不明白別人已得到的成果，拿些粗淺工具亂舞一番，只能是以蠡測海，誤人誤己。
那麼，判斷社會科學方法高低的標準是什麼﹖這問題不好回答。符合芝大學長李天命所倡議的思想方法學，固然是必要的，但卻不足夠。這好比懂得數理邏輯並不等於懂得物理的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各領域曾發展出不少方法，例如心理學的實驗、經濟學的計量經濟、社會學的問卷設計等，不同的問題可要有不同的方法。但若要說出什麼方法是不對的，倒是容易得多。
保護主義遺禍人間﹖
許寶強教授月前評論干預自由貿易會否打擊經濟的文章（編按﹕許寶強文章〈干預市場的迷思〉刊於3月20日《明報》論壇版「思潮」欄），若單以其羅列或引用的理據而論，倒是不錯的方法學上的「反面教材」，這不一定是許寶強背後沒有更好的理據，報紙篇幅或讀者對象的限制，時會使人寫不出完整的推理。我自己亦常身受其苦，十分功夫因受限制而寫不出一分半分之時，會頓感氣息不暢，經脈閉塞。
以下我用許寶強的一些論據作為起點，探討什麼研究方法是錯誤的。
許反對我提出的「干預市場」會令「總體經濟受損」和「保護主義遺禍人間」的說法，認為它通不過歷史「論據的嚴格要求」。他又認為「討論的焦點不應放在邏輯推論或常識習見，而在於對事實的觀察」。他對「事實」的觀察主要是引用了一些不同時段及不同國家的個別例子，試圖論證有些國家多搞保護主義後，經濟增長率還要快了一點，例如美國19世紀時幾乎閉關鎖國，但經濟增長卻高於歐洲。
許的觀點涉及一些有趣的認知論問題，但其中又隱藏幾個不同層次的錯誤。我會用幾個例子來說明問題。
搞社會科學的相信沒有什麼人反對以「事實」為基礎，但「事實」是什麼﹖我們觀察到的真的是事實嗎﹖
每天早晨太陽升起以前，我們可以聽到公雞啼叫。有人可以因此認為「事實」是「每天太陽都會被公雞吵醒」。你要「證據」嗎﹖每天都有﹕太陽不是在公雞啼叫後才「醒來」嗎﹖我們當然知道這是很荒膠的說法，但它錯在哪裏﹖
第一，事實往往不是直接可觀察到的，要經過小心的分析才會顯露出來。
第二，若我們不懂日月星辰的理論，又不懷疑自己的理論而作出反證的話，單憑以上的觀察，根本推翻不了「公雞吵醒太陽」的說法。找尋事實時，理論往往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沒有理論依據，我們便不易搞清因果關係。是公雞叫醒太陽﹖還是日出啟動了公雞的生物鐘﹖我們怎知許文中的例子不是某些時段的經濟增長引致保證主義，或某種未知的因素同時提高了經濟增長又加劇了保護主義﹖
因果關係的毛病
搞錯因果關係是很多人都會犯的毛病。03年9月，有某些地產商會要員約我見面，他們給我看一份圖表，內中顯示過去幾十年來香港經濟基本上在增長，而樓價也在不斷上升。他們因此說，這足可證明抬高樓價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並希望我鼓吹十年內不賣地，以推高樓價。
我在此以前早已用計量經濟學做過「因果測試」，知道經濟增長可引致樓價增長，但相反的因果關係卻被數據推翻，所以只能對他們說聲對不起，我不能同意他們倒果為因的說法。
經濟或社會現象往往受多個因素同時影響。假如我們要知道因素甲與因素乙的關係，便必須問這樣的問題﹕如果其他因素都不變（ceteris paribus），增加甲會否引致乙上升﹖
計量經濟學家發展了大量的技術解決這類問題，例如進行一些高中理科學生也懂得的控制實驗，或用多元回歸分析法。不用這些方法，答案可能完全錯誤。
例如，根據經濟理論，GDP上升會引致物價下降，但貨幣量上升卻會使推高物價。不過，我們若不懂理論，忽視了貨幣量的變化，卻容易發現GDP與物價似乎呈正面關係。但只要把貨幣量也計算在內，經過回歸分析法的檢驗，我們自會見到GDP與物價有反面的關係。
許寶強說美國採用貿易封閉政策時，經濟增長比歐洲要高，難道我們不知道當時美國正向西部擴張，土地及資源都在大量增加嗎﹖我們也可以說，若美國當時開放貿易，經濟增長可會更凌厲。
由此可見，許寶強的零碎例子由於沒有理會因素的多元性，根本證明不了什麼。
但若沒有理論的指引，我們又怎知哪些因素必須顧及﹖我們又怎會清楚事物與事物間通過什麼機制互相影響﹖優秀的理論是過去經驗的總結，不利用它們等於放棄指路明燈，故意忽略了一大堆實證結果。
許文引用的較有價值論據是有經濟學家洛迪克(相關新聞 - 網站)（Dani Rodrik）的研究。洛氏檢驗了幾篇其他學者採用的「跨國」研究後，認為後者所得到的減低貿易障礙會推動經濟增長的結論並不堅實（他同時也承認沒有證據證明保護主義對經濟有利）。他發現，保護主義嚴重的國家很多時也是制度落後的國家，所以這些國家經濟增長慢，可能只是落後的制度在起作用，與貿易障礙無關。
洛氐文章出現後，經濟學家對他的方法劣評如潮，把他一刀了斷的，可用當代最頂尖的幾位國際貿易專家之一的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為代表。巴氏指出，洛氐的方法根本便錯誤。所謂跨國研究，只是在幾十個國家中每個國家找出幾個數字，便以為可以把貿易與增長間複雜的關係弄清楚。落後制度固然拖慢經濟，但我們怎知道貿易障礙不也是同時在起作用﹖洛氐找不到關係，只是因為他的數據嚴重不足。
巴氏也提醒我們，在多個大型的不同國家的研究個案中，因為歷史數據遠為充分，早已確立了干預貿易會打擊經濟的實證根據。外行讀者可能不知，巴氏是傑出的理論家，其特長是指出並發現過不少市場失靈的例子，但他在檢驗過學界中大量的實證研究下作出這樣的判斷﹕市場運作雖時有小毛病，但實際情中，政府干預更壞，所以堅決贊成自由貿易。
許寶強的論據雖然漏洞百出，但運氣好的話，錯誤的方法也未必得不到正確的結論。這個可能性並不存在，因為經濟學界中已積累了數以千計用不同（但正確）方法，不同數據所得到的研究成果，結論是壓倒性的，干預自由貿易會打擊經濟，就算在南韓、日本(相關新聞 - 網站)等高增長國家也絕不例外。要一窺部分這類最頂尖的研究，可以到經濟增長理論大師諾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 Jr.）的網站，他在芝大開了一門博士二年級學生的課程，主題正是「貿易與經濟增長」，網站上便有他列出的文章及書單。
這些文章的權威性很清楚，絕非用錯誤方法得出「結論」的研究可比擬。巴格瓦蒂自己的網站內也有大量通俗及專業文章，對要學經濟的，是很好的資源。
讀者若無時間參閱這些文章，也可以用簡單的方法幫助自己判斷。人類歷史上涉及人數最多的脫貧過程是在近20年的中國與印度出現。港人對印度或許認不夠，但大批港人曾參與過中國開放後的外貿，從他們所積累的大量詳細經驗及資訊中，我們很易知道中國若沒有在經濟上逐步開放，今天不知會窮到什麼地步﹗詳盡分析個案經驗也是社會科學的及格方法。
明報 2006年5月 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