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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預測大地震不是科學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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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最先寫於5月17日,身在英國,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有感而發。當時只發給了幾位當代中國學院的同學,怎知幾日後很多同學都知道了。再與更多同學討論到是次地震後,我將手上的資料整理一下,提出一些問題作為總結。

上星期大家在學院裡討論汶川大地震是否可以預測,這不得不提及唐山大地震。

中學時讀過錢鋼的《唐山大地震》,大學時再讀,我寫了一篇「為國家地震局抱不平」的文章。錢鋼將地震前後的資料整理記錄,發現國家地震局的專家早已得出北京、天津及浡海一帶將會發生強烈地震。因為上述地方早在發生地震前一年多已出現各種異常現象,例如地磁場的突然轉變、水文有異 (地下水突然減少及旱災) 、大氣壓力有異於平常,以及各禽類的大遷移。

當時地震專家等待的就是大地震前最重要的先兆 – 前震 (Foreshock)。因為地震專家憑著500多次的前震,成功預測75年2月4日遼寧省的海城地震。在沒有前震的前提下,國家地震局不敢發出地震預警。原因是難以預測地震的準確位置。再者,北京、天津及浡海一帶人口眾多,要疏散首都人口更加是政治敏感的事情。根據錢鋼的資料,國家地震局在唐山大地震發生前的最後一次會議上,局長問地震專家是否可以肯定北京、天津及浡海一帶將會發生5級以上的地震。若是的話,局長表示會向中央通報上述地方將會發生6級以上的地震。結果是全場鴉雀無聲。可以理解,地震專家考量的已經不是地震會不會發生,而是一系列的政治問題。

在唐山大地震發生後不足一個月,1976年8月16日和23日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間發生7.2級地震,亦即今次汶川大地震重災區附近。近日互聯網流行的一個故事,一位地震監察員曾於當地工作,最後成功預報了8月23日的地震。這個故事本來是發佈於07年的,汶川大地震發生後被人再次轉發於網上。故事的真偽難辨。當中地震專家亦是以第一次大地震後,災區的地磁依然異常及最後突變的情況下,決定通報另一次大地震即將來臨。該地震監察員指當時中國沒有統一的預報機制,情勢危急於是發出預警。在偏遠的山區,人口稀少,地震專家亦不用考量太多的政治問題,與唐山大地震成恰巧成為一個對比。見註一 (這故事還待考究真確性)。

雖然中外專家均認為地震是沒有可能百份百預測,但中國曾成功在地震發生前準確地發出預警,及時疏散居民。如75年遼寧省的海城、76年四川省的松潘、平武、82年雲南省的甘孜縣,以及99年遼寧省的岫岩。

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民間及媒體除了關心救援工作之外,就是討論是次大地震是否可以預測?首先,四川坊間傳言地震發生前曾出現多種徵兆,但全被官方忽視。例如有大批蟾蜍集體遷移,但四川地震局副局長許昌文堅稱「沒收到有關報告」。

第二,《明報》早前分別引述三位專家意見。台灣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專家王乾盈指,國家地震局可能忽略了龍門山斷層。因為以往四川的地震大多數都是與鮮水河斷層有關。今次龍門山斷層的「復活」令人措手不及。中國地質大學水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王廣才認為,「地下水位現不尋常改變,可能跟地殼板塊及地震有關。他指地下水及氣體變化是地震預測的其中一環。他說,02年在四川及雲南一帶發現水位不尋常變化,『南北延伸200公里,北面水位上升,南面則下降』,雖然地下水水位異常有很多原因,但如此大範圍的水位改變相當少見,可能是板塊活動加劇的先兆。」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陳龍生則批評內地防震退步30年,「中國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重地震預報,曾動員學生留意地下水變化,但改革開放後反而停止。」

第三,中國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陳學忠於2002年的《國際地震動態》發表「四川地區7級以上地震危險性分析」,指四川已有三十多年未有出現週期性的強烈地震活動,他認為四川地區將於2003年後踏入地震危險期。陳學忠、陳佩燕及王林瑛再於2004年在上述期刊發表「對近年來地震危險區預測效果的評估」,2001至2004年四川不同的地方都被列入危險範圍,有5至7級地震的可能性。

第四,香港NOW新聞台則得到省級地震局於3月15日及4月18日所發出的地震預報紀錄。甘肅省的地震局於3月15日所發的預報指,3月17日至4月1日將於青海、四川一帶有可能發生5至5.4級地震。甘肅省的地震局再於4月18日發出地震預報,估計於4月20日至5月18日期間在新彊、西藏及于田一帶有機會發生6.8至7.2級的地震。見註二。

第五,中國地球物理學會的陳一文指該會曾先後3次向中國地震局通報汶川有發生強震的可能,最後一次通報是5月3日,見註三。而汶川縣人民政府於5月7日發佈「關於切實做好2008年地質災害防治工作的緊急通知」,表示在3月22日、3月30日及4月8日汶川內的三處地方先後發生「不尋常」的山體滑坡,呼籲各單位留意異常情況。

第六,以中國地震專家過去預測地震的經驗,一有異常現象的出現,地震局要監察的必定是一系列的先兆,例如地磁場、水文、大氣壓力,以及各禽類的表現。最重要的是有系列及特定模式的前震,即大約500公里範圍內出現有規律的密集式前震 (一般為1至4級),然後進入空窗期,空窗期後的3小時至48小時被認為發生地震的高危期。當然上述的各項先兆與地震的發生沒有必然關係,唐山大地震有齊上述先兆,卻獨是沒有前震。但若多種先兆在同時同地出現的話,相信沒有人會認為是巧合。

根據上述資料,第一個問題必然是,省級至國家地震局有沒有官員失職?例如未有跟進異常情況,或沒有向上級匯報?

第二,為什麼中國地震學家過去看重的異常現象,現在好像變得不再重要?以往地震局重視與業餘觀察者的合作關係,所建立的廣大監測網絡,為什麼已不復存在?

第三,根據1983年63號文,《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地震局關於省、市、自治區地震工作機構和管理體制調整改革報告的通知》,地震預測的工作由以往的地方領導改為中央的國家地震局及地方政府共同領導。那決定發出地震預警的究竟是地方官員還是中央官員,或是共同決策呢?

第四,國家地震局是以什麼準則決定發或不發出地震預警呢?

究竟汶川大地震發生前當局手上有多少資料,只有相關官員才知道。但可以想像的是,發地震預警當中有大量的政治考慮。收到預報的人會瘋狂購買日用品、然後舉家逃難。這裡說的可能是數百萬人以上,這對社會物價、道路運輸都會做成沉重壓力,引致社會不穩。萬一預測錯誤,地震沒有發生,社會代價亦可以十分沉重,例如經濟活動停頓、動員救災的物資及人力。當局要背上的政治代價,則是面對群眾質疑其判斷及決策能力。再者,社會不穩定向來都是當權者的大忌。中央要追究預測錯誤的政治責任卻是誰也不能承擔,不論是地方官還是中央官員。

被問及是否北京舉辦奧運在即,有地方官員隱瞞四川一帶的異常現象;錢鋼接受《明報》訪問時說不可能,奧運不在四川舉行,地方官員沒有必要這樣做。但今年中國正是多事之秋,先有雪災、火車出軌意外、西藏問題及廣大地區有腸道傳染病,每一樣都是考驗中央對地方的災難應變能力。若地方官員說四川一帶可能有大地震發生,發地震預報的話,則連中國的邊陲都亂起來,後果不堪設想,對北京舉辦奧運會一定有相當壓力。

耐人尋味的是,正如上文所說,地震是沒有可能百份百預測。國家地震局大可公開數據,指汶川一帶地震前只出現了動物方面的異常情況,其他情況如水文及地質均無異常,更加沒有錄得前震。這樣的話絕對沒有人會再提出質疑,未能預測汶川大地震實是非戰之罪。但內地媒體對省級地震局之前的預測三緘其口,有關早已預測今年四川會有大地震的文章在互聯網上紛紛被刪除,這與中國今次以高透明度向國際社會通報災情成為強烈對比。

在96年北京出現各種異常現象而沒有發生地震,再加上今年中國災難頻繁的前提下;地震是不是可以預測已不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

寫於6月4日

註一
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2&pageNo=1&treeView=1&id=862...

註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vdvvCuKU0E

註三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195010&r=0&v=0

其他參考資料:

災害地理信息地圖
http://www.iseis.cuhk.edu.hk/gb/special/sichuan.htm

王軍濤,「中國政府在預防汶川地震災害中的問題和責任」,2008年5月30日
http://blog.dwnews.com/?p=37865

Lester Ross, “Earthquake Policy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24, no.7, July 1984

Gordon Bennett, “Mass Campaigns and Earthquakes: Hai-Ch'eng, 1975”, China Quarterly, no.77, March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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