α
颱風轉為中度那天，我從家樂福拎回一組塑膠抽屜。是你知道的那種，在大賣場分著大小出售、也有固定一排的可組合式抽屜。路口新蓋的百貨公司讓風吹得更緊，一手緊握著雨傘，另手竟把塑膠包裝紙弄破了。嘩啦一聲，三個抽屜掉在雨裡。唉。
這幾天趁著風雨，我又試著把房間整頓一番。過敏打噴嚏之餘，我發覺所謂整理，其實不過就是一連串把大空間分隔為小空間的機械式動作，然後再把每一小格裡頭的物件、書本，按照當時的心情重新排列。一段時日再照序重來。從東到西。自西往東。
我記起小時候也常依據使用的比率，或者新構思的分類，將衣櫃的抽屜置換高度。直到幾回摔壞了它們，以致於再也分不清那些彼此帶有些微間距而事實上不曾吻合的抽屜，究竟原本屬於哪一層。房間已為抽屜所分割。空間裡含著無數空間。
左手拿著書，右手抽出上層的置入下層，或者右手將書塞進左腋下靠身體的一側，接著將靠外側的書塞進原本的空位，又或者右手將書放在右腋下，左手彎著將左懷中的書全部放到架上。房間。空間。抽屜。格間、位置。書，雜物，五個空酒瓶，三條免稅煙。
β
上段文字，是我在拿到、發現李智良新書和書名的前兩日寫下的。讀完智良的新書時，我仍在找尋適當的木板與支撐物以安放諸物。物件被安排，人何嘗不是。社會，何嘗不是一組又一組反覆且寂寥的位置對調遊戲，何嘗不是一串又一串的連帶作用與後發效果。
γ
「從自己紮根的日常生活逃出去，逃避自己，也像是一樁很不道德的事情，形同背棄。（p.125）」我終於知道，天星那年為何聚坐在現已轉至台電大樓後方的龍泉街小酒館，持手機狂傳簡訊告誡香港朋友：絕食是多麼危險。對運動、組織、自己都危險。智良與長髮詩人，坐在我對面，表情是笑的，卻不願提起手機。多麼危險，對「自我」亦然。
那是同一個人，他曾站在頂坡角的樂生「怡園」對我說『我來到這屋子不自覺的就有種感應，很難過。』你須記得，「旅行，明顯是自欺欺人的暫時放下、擺脫一時，不過幾次日替，氣壓與溫濕度的歧異。」（p.125）
δ
封面上說，這本以曖昧青色作為封皮，櫬著一個雙頭或雙人、樣似沈睡、又似互摟沈思，或自撫自慰圖樣的書「作為精神病患的政治、慾望或壓抑，」然實際上，它超越了疾病的範疇，甚或表徵著人類的本真。李智良掘出生活的渣屑，拼湊了自己、香港、現代社會。
用淘空自身的寫作，智良嘲弄著自己的日常生活、體態、心境。但事實上，他要說的，卻是那之所以定奪李智良為何物的整個社會範型與體系，實則荒誕詭謬。精神病患者，原作為社會進步之象徵的醫學科學系統的界定物，但他漫長恍惚接受「療程」將其「穩定（化）」的時日，反過來成了控訴現代社會之順暢運行的武器。
偷偷的，以自身驚異且寬廣地展開的人體官感和經驗，李智良說，世界其實靠著各種奇異不覺的技巧，將人穩定以避免自己（社會）崩潰。而文字，再又超越了作為「自己」的皮膜——無論智良在與一隻錶或一座馬桶相鬥爭，夜晚失眠所感受的噪音和震動，其實暗示的就是香港激烈的城市化與現代化。
「現代」對智良的「治療」，後果是無盡的稀黃臭屎。惡臭的排泄物，正是作嘔的食入物。他坐在警察包圍的岸邊，在狹促的灣角街頭，或在樣版似地新界市鎮群，被一切捲動。那其實都是「藥」，是療程，是日復一日的重建與再穩定。
這種對人生對生活的一切的怨恨，看似挖掘「自身的殘破洞」的歷程，反映的卻是七○中一代人的成長、經歷。腦裡的記憶，串合了「香港」做為香港的所有基礎。有逃難遷徙、都市化求富、抗拒專政、抵制翻修改新、國族與認同；智良「抵抗著，一種想在城市中迷失、沒有人能夠找到自己的慾望與恐懼，」其實恰在問，永無恆定的當代香港人的生活，能否給予其所允諾？
然而，「社會人羣中的我乃我的政治和慾望，」這其實不真在於我們作過甚麼，沒作過甚麼，當智良把自己的個人政治作為映穿現代社會陰暗面的工具，他卻漸漸過份的否定自身。事實上，既敢言「抗拒大部分同輩抱持與想望的生活方式，」就不該畏懼「被人看穿。」
「人類之所以與別的物種有別，繫於一種與別的物種不同的交流方式，高等低等也好。否則，我們再不能自稱為人、不再是人。（p.162）」其實李智良已經知道了，所謂理性與正常，與其對應的不正常和非理性，不但是彼此互生的情緒、鏡射，更是相生互補的孿生。
「政治、慾望或壓抑？」這本書，集結了數年來的筆記、專欄、構思，明白的寫作了李智良的個人政治。他毫無壓抑，即使吞食無數令人彌留遲滯的藥物仍顯奔放。但是，李智良的慾望，卻詭異地被自我的節制所抑止。他表現了憤怒與恨，然事實上，充滿著對社會的愛與期待，因此作為一種類傳記，該問的倒是何時能承認身心那份坦然、恰足以證明你不是精神病患的質素的存在？
ε
「神經病！」這是一句罵人的話語，在我學會尊重二字之後就不再使用。「神經病！」在我認識李智良以後，我開始用這詞彙作為一種敬意，「屬於更好的另個世界」我在句後當然地補充。然而，讀完這本書之後，我的腦中卻產生一組無解難題，即，如果我閱讀智良新書的結果是陷入感同身受，甚曾有類同的情緒，那麼：是否智良其實未得病；抑或我其實也是個精神病患者？
顯然李智良不會同意科學論證的疾病定義，因此暗示著精神病患者僅是人群眾多差異中的一類，以此若得證，則我也就該是個精神病患者。雖在幾經暴怒與歇斯底里，以及在認識了許多「非常」朋友之後，我已經不會在意被標籤。我毋須緊接著論證我是否從良、減怒，但或許此時的議題該是，如果打開自身的各項不曾為自己注意到的感之能力是為可能，那麼在無比強力的「現代」浪濤中，人，能否盡己之所能，辨識我與他人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