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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寶琳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 網誌

國際

譚駿賢:一份關於 “希望”的後立法會選舉思想扎記(之一)

譚駿賢:一份關於 “希望”的後立法會選舉思想扎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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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一輪鬧哄哄過後,事過境遷,今天我們面對的已經是金融海嘯引爆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了。本想就選後寫一些評論及分析,然礙於能力及時間所限惟有一拖再拖。但在這漫長的撰寫過程中,卻歪打正著的踫上新一輪金融海嘯,思考的過程打不免被涉入其中。尤其我們想藉後立法會舉去思索進步政治/左翼政治的發展時,似乎除了考慮香港這彈丸之地的政治格局外,更避不開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來一道思考。本地左翼政治的走向與全球態勢是有著微妙關係的。

況且,我相信要討論及提出進步政治/左翼政治的發展時,既不能逃離本土政治脈絡而在空中樓閣去構想,也不能擺脫跨國化、全球化的局勢而在荒島自賞。因此,要討論左翼力量的發展時,也不得不考量本土政治理念主流與全球局勢走向,從而激發對本地左翼力量發展策略的爭議。

經過一連串不同場合的正式非正式的後立法會選舉檢討後,尤其是街工辦的那次選前選後社會運動分享會,使本已開始閉塞退化的腦袋,因迫著思考一連串難解的問題而再度活躍起,希望藉文字引起同好的討論,更希望藉討論而交流。在自己閉門苦思的過程中,我察覺到左翼政治的希望是存在的,而且一直都存在着。僅借下面的文字,提出粗淺看法。

香港的政治主流
關於甚麼是香港政治理念的主流,有關討論一向人言人殊,莫衷一是。一般的答案可能是非政治化、(中共管治下)高度資本主義化、商業化、消費主義……羅永生給出的答案是不一樣的。他從彭定康末代殖民統治出發,再分析九七、七一、04及07、08 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做一套整體政治變化分析。他指出03、04年七一大遊行以後的香港政治發展,可說是由後彭定康啟動的 “偽自由主義範式”過度至 “民粹式政治”的冒起,而民建聯在07年區議會選舉大勝,更標誌著右翼民粹主義的抬頭。

據我的理解及翻譯,羅所指的民粹主義,是由董建華劣質管治而引爆的一連串民眾不滿,並在「人民」的名義下,將一切社會、經濟及政治不滿都一窩峰的算到董一個人頭上,並拒絕以邏輯理性的方法,找出做成不同問題的不同原因。這種以替罪羊來解釋怨恨的政治邏輯,一直延綿至今。而作為怨恨式政治的一種情緒表述,民粹主義本身並無一套自足的理論框架,因而容易被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政治力量所收編。

民建聯07在年區議會使人震驚的大勝,可說是右翼民粹主義掘起的表癥——將民眾的社會不滿歸結為民主派「攪事」、破壞團結穩定、勾結外國勢力、通敵叛國,總之你今天所受之苦,都是民主派的錯﹗我還要補充一點,民建聯借民粹措辭、愛國主義、製造敵人(內部是民主派、外部是中國以外的所有)、小選區內鄰里鄉情、以至選舉期間的小型暴力而得到嚇人的大勝後,我當時更隱然嗅到一陣法西斯原型的惡味正降臨香港。

我是帶着這種悲觀情緒參與今次立法會選舉的——民建聯大勝在所難免,只希望不要輸掉整個香港。但,最後的結果嗎,實在有點出乎意料。

當然,民建聯在整體投票率下降後仍然有實質支持票增長,不可謂不厲害。但以他們過去多年來龐大的金錢及人力投入下,加上特區政府及中聯辦在各政治、經濟及意識形態(媒體操控)等範疇的統戰工作配合,今天的成績,很難稱得上滿意吧。

我絕不會為泛民主派在直選中反增加了一席而高興,但在政治經濟低迷、特區政府親疏有別、民建聯悉心部署及愛國情緒藉奧運而推到頂峰的政治環境下,竟然還有近六成選民站於民主派那一邊,我想,關心香港的人都與我一樣,不得不去問,究竟是甚麼因素及力量在運轉着,讓香港免於完全落入民建聯式法西斯之手?在傳統智慧指投票率低,民主派將失利,那為甚麼投票率跌了一成下,泛民仍有六成票,保住所謂「基本盤」?

我想,要回答這樣的問題,還得要拿着選民投票數據,才能做出仔細的分析,尤其究竟今次選舉有多少選民是第一次投票者、泛民支持者今次與上次投票意向比較等,才可得出較完整的圖像。此外,當社民聯算入民主派光譜後,有多少人是因它而投票從而拉濶了泛民的支持群眾,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但,我更想談的是,在宏觀的政治濟經社會環境下,究竟是甚麼關鍵因素頂著了高壓的政治氛圍呢?我記得去年區選前馬嶽在職工盟一個論壇中說過,比起前東歐集團及星加坡,香港的反對派/民主派在面對強大得多的中國共產黨時,還有六成港人支持,香港的政治情況其實也不算太壞了。是甚麼因素區別香港與前東歐及星加坡呢?那六成選民為甚麼明知在實存政治架構下,民主派選上了也幹不出甚麼來,仍會作出這樣的政治選擇呢?

我想了很久,也有一些粗淺的看法,但每當想說時,又好像有點難於啟齒——尤其對我這些還會自稱左派、自稱社會主義者的人來說。

好歹也應該有個說法。我的答案是:我們還有自由。我所指的當然不是「自由市場」意義上的自由,也不單指作為一種制度形式上的自由如憲法管治、司法獨立、結社、言論及出版等自由,而是由自由主義內容與形式的確保下獨立思考的自由、說真話的自由、免於精神、肉體及行動上恐懼的自由——我相信,沒有這些信念價值支撐著,香港人在面對排山倒海的右翼民粹以至法西斯式的宣傳攻擊時,很難不會倒下的。

若果說,民建聯所代表右翼民粹主義(或法西斯原型)仍未能取得政治霸權的合法性的話,那是否從一個側面說明一個不完整的自由主義理念,才是現階段香港社會的統識呢?羅永生指殖民末期的偽自由主義,是否已借97前後的歷次政治爭論、選舉及政治運動(如七一)已然生根,萌發一種初級的自由主義的統識,抗拒民建聯以至背後中共推動的右翼法西斯攻勢呢?當然,這只是我一個很粗淺的觀點,往後還需要再探索及辯論。

然而,若果我這一論斷正確的話,我認為,更值得繼續思考的是:作為一個追求平等、追求去階級化社會及争取物質資源人人共享的左派、社會主義者,如何處身在一個初發自由社會﹐既要捍衛它的價值來抗拒右翼攻擊,又要在自由主義的桎梏下推進進步運動呢?尤其,當我們都在所屬的組織與民眾一起奮鬥時,如何在自由主義的矛盾及雙重性中推展工運、社區進步運動、文化保育運動等,將是至關重要。

誰是我們的敵人?
選戰過後,觀乎民建聯的右翼民粹勢力未能大勝,而右翼經濟代表自由黨更在直選中大敗,似乎多少反映右翼主張仍未及成為霸權主流。那麼,對於政治進步份子來說,誰才是真正的對手,真正的敵人呢?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開篇即說到:「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2我想這問題在當代社會運動戰略部署中,同樣是首要的問題。那麼,既然右翼民粹仍未構成主要威脅下,誰是左翼進步力量的真正敵人呢?

要就這問題給答案前,我想借立法會選舉結果做一點分析推論,再來回答這問題。今次選舉投票共有150多萬人投票,當中約四成多投票給建制派,其中又以民建聯(加上工聯會)佔壓倒性多數,合共七十萬票左右。概言之,基於種種因素支持民建聯的人,佔整體香港人口還約一成。支持民主派的約有八十多萬人,亦只佔一成多人口左右。在投票率只有45%的情況下,即是說在337萬選民當中,有180多萬人選擇不投票﹗此外,香港仍有以萬計的人合資格卻不登記做選民。撇除不合資格的如新移民、外勞、學生等後足有近300多萬人自絕或被拒絕於選舉政治門外﹗我們要問這批佔人口大多數的人正在想著甚麼呢?一旦他們都介入選舉政治之中,足以反轉整個選舉政治的生態,是甚麼因素促成他們的不參與取向呢?

回答這問題時,我想借用波蘭裔英國社會學家包曼(Z. Bauman)的一些分析。在《尋找政治》(In Search of Politics)一書中,包曼指出在現代晚期或後現代社會中,一種由全球化或新自由主義推動的政治進程及結果,使人們普遍處於一種不安定(Insecurity)、不確定(Uncertainty)及不安全(Unsafety)的焦慮狀態中,除之而來的是對一切固有價值的不信任,並由此衍生出對包括政黨、選舉投票及爭取行動等政治的冷漠態度。

包曼更進一步指出,新自由主義世界觀迴異於其他分們別類的意識型態之處,即在於欠缺事先的質疑;屈從於社會狀態,將現實狀態當成冷酷且不可逆轉的必然進程。所以,今天我們見到人們對政治缺乏熱情,對政黨、政治人物、選舉投票等不熱衷,可說是由新自由主義造成的政治、經濟及社會不穩定結構的惡果。試想,莫說連全民普選還未實現的香港,即使在歐美奉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國家,執政者不是為了增加國家競爭力,而主動與WTO等跨國機構 “攪上”(play with)嗎——如貝里雅的新工黨及克林頓的新民主黨的 “第三條路”,就是將政府機器私有化為財團國家——如布殊就將美國化成為石油財團的戰爭機器。

新自由主義國家除了在國際上為跨國財團開路、將國家持有的經濟自主權雙手奉獻給跨國機構及財團外,在國內則將二戰後建立的凱恩斯(Keynesian)式的體制一一拆除,除之而來的一連串金融、經濟及貿易的去規管化(deregulation),讓巨型集團更自由地謀取利潤。今天,美國由雷曼兄第銀行破產引發的金融海嘯,與其諉過是華爾街的經濟殺手們過度貪婪,不如說是由列根—布殊—克林頓—小布殊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做就今天的亂局。

今天奧巴馬嚴詞厲色的攻擊過去八年小布殊的經濟政策,但他卻忙記了一手拆除規管銀行不可同時經營投資及儲蓄業務的,正是他的民主黨前任總統克林頓。當然,布殊八年任內頭400名富人的財富因向財團及富人大幅減稅而增長達七千億,這筆利潤以足以抵銷國會剛通過的救市資金﹗

美國總統及國會統統是民選的了,但政黨及政客都成為了大財團的政治工具,為其財團業務向全球進軍開路。結果,今天金融亂局造成,人們卻只敢到無力及無耐﹐政府更成從庫房拿七千億來救市﹗新自由主義導致政治屈從於經濟,選民自然質疑手上的一張選票究竟有多大力量去改變自己的命運呢?

回首香港,我們的行政長官由八百人且傾向商界的選舉委員會 “選出”;行政會議成員同樣由商界主導,立法會也只有一半的議席由普選產生,另一半則是商界主導的功能組別﹗由民選產生的西方政客姑且 “賣身”給財團,我們的政府權力設計,更是典型馬克思所說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試問香港人又怎會提起對政治的信心呢?選舉帶來 “改變”,在現時的政治局面下也只是一條亮麗的廣告標語罷了。

所以,若果單從選戰着眼,以為進步政治力量的首要敵人就是民建聯,我認為這是捉錯用神的。今天,我們面對最大的威脅不是右翼民粹主義,而是由新自由主義權力集團做成的政治局面。

然而要討論當下困局,或者正如汪睴所說,必需要置於權力網絡關係之中,因為從任何一個單方向上將自己塑造成反對者都是可疑的……他所指的權力網絡就是要通過國家的、國際的及全球的 “三重霸權”去了解窒礙社會政治運動可能性的力量。8在討論進步/左翼/民主運動的政治敵人時,我想我們也得從這網絡去了解香港權力集團的構成,也就箱坎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及操作實踐上的代理人——自由市場的右傾財團政府、致力推動 “市場”無限化、跨國化的大財團、民建聯/自由黨、教條式自由派學者及右翼傳媒及新自由全球化的推手如華爾街/歐美右派政客/WTO/IMF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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