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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駿賢:一份關於「希望」的後立法會選舉思想扎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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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所在……
在街工的論壇上,一位朋友問到,現在選民都似乎只看眼前利益,投票的標準也就是誰曾給予過著數,幫過自己…都不是憑藉政治理念去投票了﹗這也似乎是選後政治評論的一個共識——有做「地區工作」的就會得到更多選票——不論你的「地區工作」是派米、派月餅、派豉油還是幫手調公屋、申請綜援……總之,有「地區工作」的實際「政績」就有選票,政治理念——最好放在一旁﹗

我認為,事情並未這樣悲觀的。因為,若「地區工作」就是選票保證的話,民建聯及工聯會的得票將遠不止於此。就單以被認為最容易被物質利益左右投票意向的公屋區來說,除卻非常少數的區份外,民建聯及工聯會即使有區議員在當區,得票平均也不過五成。若我們僅從「地區工作」多寡、資源投放多少來作評斷的話,這根本解釋不了問題——因為上述兩者民建聯及工聯會都佔有絶對的優勢。

人們為甚麼還投票給泛民主派各隊伍呢?即使明知就算贏了選舉,也不會幹得出甚麼來。我認為,那六成選民中大部份都是認同各泛民隊伍的理念而往票站投票的,即使他/她們所支持的理念是多麼沒系統、分散、不具體及缺乏政治高度﹗我相信,在這群泛民支持者中,仍有基於反共或對中共政權不信任而投票,有廿多年來長期支持民主黨爭取普選的群眾、有認同爭取勞工權益的支持者,亦有厭棄主流民主派而撐激進民主派面目出現的社民連,當然,更有被認為是年輕人模範(role-model)的公民黨聽眾。

總之,支持者是紛雜多樣的,惟一的共同性就是不會投票給民建聯/工聯會,即不為所謂地區工作或物質好處所動。我在上文已說過,香港民主派在選舉中面對的對手不是民建聯/工聯會/自由黨,而是龐然大物的中國共產黨。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多年來,尤其在回歸後投入龐大資源,展開強大攻勢去籠絡人心,結果依然有六成人不歸順。這是香港獨特的政治環境使然外,也是我們進步政治力量的希望所在。

我已談及香港的多元自由是抗拒中共及其代理人推銷其愛國主義、庸俗民族主義及右翼民粹主義的武器;同時,我亦指出新自由主義正侵蝕着人們對政治能力的信任,以至於對政治的冷漠及抗拒。我在這裡想探討的是,「自由」在作為進步政治抵抗右翼當權派的武器時,如何同時兩面開弓,同時用以挑戰新自由主義的攻勢。

或者,在進一步探這問題時,我們先分別兩種自由的觀念。在《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一書中,當代英國自由主義理論家格雷(John Gray)即指出,兩種不同的自由主義的形態甚至是互相對抗的。他認為第一種形態是來自洛克(J. Locke)、康德(I. Kant)直到海耶克(F. Hayek)及羅爾斯(J. Rawls)的傳統,即認為最好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已經被自由主義找到。對他們來說政治哲學的目的就是尋找普遍可行的理想憲法,由它規定基本人權和自由的一套固定準則,並且只有在資本主義,或自由市場制度中才得以實現。

而另一種自由主義形態,則是由霍布斯(T. Hobbes)、休謨(D. Hume)直到柏林(I. Berlin)承傳下來。這種形態的自由主義不是要達至一種理性的共識,而是和平共存。這種自由主義不建基於最佳生活方式和實現這種生活的政治制度,而是基於人類總有理由不同地生活在一起,並以多種形式並存。這些形式有共同的部份,更存在分歧甚至相互對立的部份。這裡沒有價值中心的等級,沒有實現價值的政治體制範本。自由主義在這裡只是一種「權宜之計」。

而據格雷的見解推而廣之,第一種的自由主義形態將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政治制度與自由市場相配合,就是今天新自由主義烏托邦的觀念基礎——縱使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與經濟學存在着內部差異,但它極力追求的理性共識下的一致性,正逐步消除人類的善以及實現善的方式的多樣性,它只是戴著寬容面孔的面具,暗地裡却是實踐著原教旨主義的霸權。而第二種自由主義形不是追求一種惟一正確的自由主義,而是讓自由主義和其他價值觀、生活方式及社會制度共同地存在下去。

所以,若果說第一種自由主義是我們要對抗的敵人,那麼第二種自由主義就是要我們捍衛的了。然而,談到這裡大家或會困惑:作為進步政治/左翼政治的信仰者或推動者,難道不是要挑戰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及右派綱領嗎?那麼,究竟左翼的政治位置究竟在那裡?

我不想在這裡進入自由主義階級性質的討論,亦沒能力在這裡展開香港獨特政治環境與政治思想關係的探討。我反倒想在此詰問,我們香港的進步政治份子/左翼人士若責難或質疑自由主義政治的話,那我們應先問,我們有否提出過像樣的、系統的、清晰及有理論高度的左翼政治主張嗎?革命馬克思主義?蘇維埃模式?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我想,除了先驅社外,一套左派的政治綱領自七十年代以後,已經幾乎絕跡於社運圈討論,更惶論公共論述了﹗況且,即使過去左翼小圈子的所謂左派綱領討論,又有多少是立足於本地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而提出的呢?

當然,我並不打算在這裡提出甚麼左翼政治綱領。但我想指出的是,我們身處香港,我們提出的政治主張也必需切合香港的歷史、社會結構及政治局勢。若果說,左派政治理念是任何資本主義社會的衍生物、自由主義是極權專制主義的對手及挑戰者,我可以說,在今天新自由主義橫行,並在專制的中共政權護航下,要做一個政治進步份子,就是要做一個老老實實的自由左派﹗

至於我認為甚麼是一個自由左派的內涵,甚麼是自由左派的政治責任及自由左派的政治綱領,或容後再談。但我想,作為一個相信政治理想是可求的、美好生活是可以實現的政治進步份子,自由左派首要的政治倫理要求,就是給予那六成不為純粹物質利益所動、不被恢宏的愛國主義所迷倒的泛民主派支持者一個希望——在多元價值下,提供一個追求民主及平等並可達致的一個政治選擇。

或者,討論香港政治進步份子或左派的政治策略時,一些當代的後馬克思主義者的爭辯是可以借鑒的。正如《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作者之一慕菲(Chantal Mouffe)所說,今時今日我們要反省及再思左翼政治時,要在自由民主政體之內進行並考慮如何超越它;為了達到自由傳統的目標,我們要考察那些範疇需要被重組,以便將政治自由主義對現代民主的重大貢獻,從個人主義及理性主義的前題中解放出來。由是,一種超越程序民主及審議式民主的民主發展,可在尊重多元價值的前題下,開拓出一種由政治激情而非理性程序規限的爭議式民主(agnostic democracy),透過不同價值之間的敵對(antagonism)去推進左派關於平等與自由的核心理念。

我在這裡提出以一種以建立自由民主政體,並透過爭議式的敵對的政治作為香港進步政治力量或左翼政治運動的策略,並不是假設自由民主政體就代表最優的政治制度,或一種「歷史終結」式的制度去看待之。反之,我的目的是希望在香港具體的政治脈絡下,嘗試提出左翼政治的可行策略——將港人對自由民主追求以及政治激情,併合到左派追求平等的政治理念中。

當然,有待解答的難題還有很多。例如,政治進步力量/左翼份子能否同時建立一個有組織與動員能力的政黨及建構一套既完整又為多元的政治力量所信服的論述,或者是左翼力量在未來幾年能否在本土茁壯成長的關鍵。尤其當我們考慮到葛蘭西所說「政黨是現代政治的新君王」下,如何在現存既分散又缺乏分析架構的進步力量建立這麼一個組織,將是左派進步份子能力建構的考驗。此外,如何能夠在爭取自由民主政體的同時,不被程序理性及形式民主所桎梏,並以政治激情在自由民主架構下引爆對抗式的政治,也是政治進步份子及左派的一個挑戰。

縱然困難重重、前景不明,但只要我們仍相信世界是可以改變的、信念是可以實現的,我們就沒有任何悲觀的理由。尤其我們都明白所身處的正是一個由資產階級掌權,並靠高度剝削、超級投機、壟斷利潤及官商勾結的政治社會時,當我們自稱為左翼份子,或社會主義者時,目睹工人階級及普羅群眾正受着各種苦難時,除了帶着清醒的頭腦並堅持不懈的與群眾一起抗爭外,我們根本再沒有其他選擇。

後記
剛看完卡繆(A. Camus)差不多在五十年前寫就的作品「反叛者」(The Rebel),書中的討論是很有趣的。卡繆目下是大戰後一遍廢墟的歐洲,加上美蘇冷戰格局以成形,他察覺到世界已經變得越來越荒謬,人本身越來越喪失在世界中存在的位置。但他仍認為只要人對存在提出問題,既會產生荒謬的情感,同時反叛也就產生。

在這荒謬的世界上存活,這本身就意味著反叛了。那麼,反叛者是甚麼的一種人呢?他斷言的自答說「一個說『不』的人」。反叛者明知世界是冰冷的,但却要盡力地燃燒。在這荒謬的世界的經歷中,苦難是個人的。但從反叛的行動起,苦難便有了集體的意識…… 總之,我反叛,因而,我們存在﹗

本來提筆寫本文時,只想就立法會選舉提出一些看法及感受。但突然一場金融海嘯,使得由全球資本主義引動的、本已不確定、不穩定及不安全的世界,變得風雨飄搖、山雨欲來。真的恍如隔世﹗但這也不很壞吧,就趁這時機藉選舉作為一個切入點,去想想我們這些自命左派的朋友何去何從。

想起卡繆,也就是因我想到,在今時今日由資本與貪婪引爆的荒謬世界,要做一個左派,或我認為一個自由左派,去反叛這種荒謬,也正是我們的責任。若此文可引起朋友間的爭辯,我想我這已可算個僅僅合格的反叛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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