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2000名民眾聚集一起，悼念我城這樣一位的無險可守者。有記者拍下如此的一張照片，令我震憾良久，不能釋懷（隨文附上照本的相近版本，筆者看到的最初版本是槍口指著一名南亞裔朋友）。震撼的原因除了是因為相片中暴力的視角，還有今次事件透露出我城的權力慾望， 把資本主義潛藏在我城的暴力傾刻內爆。
這是一場因為小解而引起的命案，驟聽下來像是最爛的黑色幽默電影橋段。一個把自我疆域放大的鄰舍，對於尼泊爾漢在山頭小解的行為看不順眼，於是報警投訴，企圖透過中介將之控制、規管，甚至是移除。似乎再沒甚麼事情能如此地向他者顯示出自己的權力和階級。這種把不滿轉化成投訴，將之訴諸公權力以作處理，或可被理解為一種已被內化的「常識」：每個人都擁有捍衛其私人領域的權利，以及保護公共領域的義務。誰不知這種資本主義式的公共私人領域分野在我城不斷實踐，已強化成為一種可被操作的權力，並讓施行者能夠以此獲得快感。
其後，警員接報到場，以空間規管者的身份對投訴作出跟進，面對外在於資本主義邏輯的露宿者，無償的佔據著屬於公共領域的物理空間，而又涉嫌侵擾他人的私人領域。那可不是對無遠弗屆的資本主義的最大悖逆？面對這位社會的逃逸者，警員不得不去彰顯由制度所賦予的權力以維持其邏輯的尊嚴。他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城市的空間規管者，理所當然地以公私二分的方式對正在面對的空間進行想像，把尼泊爾漢的行為進行批判，並因而決意把他重新納入社會的控制，以維持邏輯的完整性。
這就不難讓人理解，當警員要透過檢查身份證去重構尼泊爾漢的社會身份，但卻在途中遭遇到反抗的時候，他作為一個資本主義邏輯的捍衛者便毫不猶豫的把權力和慾望伸展到尼泊爾漢的生命線上。因為這是一個不存在退讓放手的場境，任由他逃逸而去，維持外在於社會的狀態，那是對制度多麼的羞辱？由此令持續的反抗變得無可避免，形成一個似是危險的境像。警員於是快速地決定剝奪尼泊爾漢以生存的狀態進入社會，這就是對反抗制度的人的懲罰。縱使事後的一兩天，警方的高層興高采烈地賦予他身份證和聆訊的權利，讓尼泊爾漢以死亡的狀態回到社會，靜默的被強行安置於制度之下，享受那公平公正的「承諾」。有前無後，打死罷就。其實不一定只屬於無險可守的抗爭者，也包括制度的捍衛者。
最後，還有我們熱烈抽水消費的市民趕緊走上慾望的尾班車，以爭取最後施行暴力的機會。在網上法西斯式的評論不絕於耳，尼泊爾漢的死亡在毫無猶豫之下被歸疚於其不和社會融合，對於制度反抗的結果。也有人積極進行角色扮演，以警員角度把案情重演，喋喋不休的討論射頭、射身，還是向天開槍，享受虛擬應對，沒有成本的快感。
一次由小解而引發的死亡，暴露出比《伊波拉病毒》更瘋狂暴力的城市壓迫。今天旁觀他人的痛苦已不能令人滿足，唯有人人殺得性起，享受玩弄別人生死的快感，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