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士多德說：「人是理性的動物。」
很多人因此狂熱地相信，人就是理性動物，理性就是人的本質，知識就是心靈。他們渾然不知，理性只是人與動物之間的區別之處。
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後，很多人發出了似是而非的六四言論，這些言論大多集中於批評學生領袖的過失，或以國家成就來為政府的所為辯護，而在說服別人接受他們的觀點時，都離不開兩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是要我們「客觀」，二是要我們「理性」。
祭出「客觀」和「理性」的大旗來高談闊論的，當中有不少是年輕人（在我身邊也出現好幾個）。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接受的是灌輸式填鴨教育，在「求學就是求分數」的大前提下，錯的答案有N個，但對的答案只得一個。我們從來對無窮無盡的N不屑一顧，只把目光集中在那「唯一」之上。到了大專，我們才首次接觸到批判思維、獨立思考等等字眼，教我們大開眼界。一時間，理性主義在某些人的腦海中高歌猛進並壓倒一切，以致他們在每一件事都要有與別不同的想法（注意，是「要有」，不是「有」）。所以他們談六四的時候，不會說六四沒有鎮壓，也不會一味高喊「平反六四」。他們雖然不怎麼支持平反六四，但也不像以往的人說什麼事情過去多年，應該放下包袱等等，反而他們勇於面對事件，然後選擇一些細末枝節來鑽研，比如說「屠城」、「屠殺」的用詞上啦，軍人也有犧牲啦，捐款令運動變質啦。
當然也有更「理性」的說法，是鎮壓當然不對，但卻換來了繁榮和經濟發展。確實，如果在二十年前確立了民主政治，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不是有今時今日的成績呢？這很難說。我們看見曾經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的泰國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幾近破產，匈牙利民主化後現時的經濟也陷於苦況，印度最大又最窮的民主國家……經濟發展於民主從來沒有必然關係，甚至亞洲四小龍在70年代經濟起飛時，台灣、韓國、新加坡都在威權統治之下，不少人都指這種政治穩定是經濟急速發展的主因。
他們說我們應該「理性」和「客觀」，要考慮到前後和左右，六四之前的，六四之後的；學生角度的，政府角度的。一切只是相對，你有對我有對，你有錯我有錯，很難說誰對誰錯。這是他們的結論。
人當然需要理性，但理性並非人的一切。借用佛洛伊德的說法，意識只是浮在海面上的冰山頂峰，而非理性的無意識心理才是海面下的巨大冰塊，意識是以無意識為基礎的。如果我們只是執拗於冰山頂峰的小小理性，以上的想法也許全部的可以成立。然而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用理性解釋，孟子說，看見小孩子快要墮井，無論你是否小孩的父母或親朋，都會有想阻止他，這種惻隱之心顯然是非理性的，是那海面下的巨大冰塊。
所以，我們對手無寸鐵的人被殺害、對死難者家屬必須偷偷摸摸地悼念、對流亡者被迫被家人天各一方產生同情，而這些同情是來自非理性的無意識，可是這並沒有不妥。反而當我們認為為了維持國家穩定和經濟發展，這些都變成可以接受的時候，那我們就是孟子所說的「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了。僅僅是理性並不能成為合理的理由，如果我們只在乎冰山一角，而無視底下的巨大無意識時，我們等同拋棄了人的本質，精神變得殘缺不全，成為比野獸更冷酷無情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