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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淺談「理性六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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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士多德說:「人是理性的動物。」

很多人因此狂熱地相信,人就是理性動物,理性就是人的本質,知識就是心靈。他們渾然不知,理性只是人與動物之間的區別之處。

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後,很多人發出了似是而非的六四言論,這些言論大多集中於批評學生領袖的過失,或以國家成就來為政府的所為辯護,而在說服別人接受他們的觀點時,都離不開兩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是要我們「客觀」,二是要我們「理性」。

祭出「客觀」和「理性」的大旗來高談闊論的,當中有不少是年輕人(在我身邊也出現好幾個)。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接受的是灌輸式填鴨教育,在「求學就是求分數」的大前提下,錯的答案有N個,但對的答案只得一個。我們從來對無窮無盡的N不屑一顧,只把目光集中在那「唯一」之上。到了大專,我們才首次接觸到批判思維、獨立思考等等字眼,教我們大開眼界。一時間,理性主義在某些人的腦海中高歌猛進並壓倒一切,以致他們在每一件事都要有與別不同的想法(注意,是「要有」,不是「有」)。所以他們談六四的時候,不會說六四沒有鎮壓,也不會一味高喊「平反六四」。他們雖然不怎麼支持平反六四,但也不像以往的人說什麼事情過去多年,應該放下包袱等等,反而他們勇於面對事件,然後選擇一些細末枝節來鑽研,比如說「屠城」、「屠殺」的用詞上啦,軍人也有犧牲啦,捐款令運動變質啦。

當然也有更「理性」的說法,是鎮壓當然不對,但卻換來了繁榮和經濟發展。確實,如果在二十年前確立了民主政治,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不是有今時今日的成績呢?這很難說。我們看見曾經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的泰國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幾近破產,匈牙利民主化後現時的經濟也陷於苦況,印度最大又最窮的民主國家……經濟發展於民主從來沒有必然關係,甚至亞洲四小龍在70年代經濟起飛時,台灣、韓國、新加坡都在威權統治之下,不少人都指這種政治穩定是經濟急速發展的主因。

他們說我們應該「理性」和「客觀」,要考慮到前後和左右,六四之前的,六四之後的;學生角度的,政府角度的。一切只是相對,你有對我有對,你有錯我有錯,很難說誰對誰錯。這是他們的結論。

人當然需要理性,但理性並非人的一切。借用佛洛伊德的說法,意識只是浮在海面上的冰山頂峰,而非理性的無意識心理才是海面下的巨大冰塊,意識是以無意識為基礎的。如果我們只是執拗於冰山頂峰的小小理性,以上的想法也許全部的可以成立。然而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用理性解釋,孟子說,看見小孩子快要墮井,無論你是否小孩的父母或親朋,都會有想阻止他,這種惻隱之心顯然是非理性的,是那海面下的巨大冰塊。

所以,我們對手無寸鐵的人被殺害、對死難者家屬必須偷偷摸摸地悼念、對流亡者被迫被家人天各一方產生同情,而這些同情是來自非理性的無意識,可是這並沒有不妥。反而當我們認為為了維持國家穩定和經濟發展,這些都變成可以接受的時候,那我們就是孟子所說的「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了。僅僅是理性並不能成為合理的理由,如果我們只在乎冰山一角,而無視底下的巨大無意識時,我們等同拋棄了人的本質,精神變得殘缺不全,成為比野獸更冷酷無情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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