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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區總辭,可以帶來甚麼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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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區總辭,可以帶來甚麼轉變?

無可否認,社民連確實比其他泛民主派更懂得創造議題,而是這正正是整個泛民主派的弱點。由選戰開始,無論是掟蕉、疑似粗口和『不該』、到今天的五區總辭,社民連都在泛民以至整個輿論皆佔據了主動位置,在一眾面目模糊的政黨之中奇峰突出,搶盡注視,也在支持者心中佔據了無可動搖的道德高位。其策略簡單而言,就是以衝突來突顯矛盾,建立鮮明形像,號召群眾,並以之作為組織的動力,以戰養戰,越戰越勇。雖然愛者越愛同時也會恨者越恨,但在比例代表制下,只要堅守政治光譜最左一角便能立於不敗之地。

五區總辭的建議,其實是同一邏輯的伸延。香港爭取民主之路有多艱,大家都心中有數,哪管回歸後管治無力、經濟反覆、香港人心惶沮,真正民主仍然遙遙無期(你真相信 2017有真民主?)。香港人渴望民主,卻對民主運動感到沮喪無力,learned helplessness 正是蠶食民主運動的最大敵人。因此,我們需要動作、需要鼓舞、需要有存在感,讓民主運動繼續『動』下去。也正因如此,在衡量應否進行五區總辭時,考慮的不是『公投』有沒有效(能否令國際關注、令中央『突然』發現香港人熱愛民主之類),甚至不是選票上的一時勝敗,而是對整場民主運動來說是注入了能量,還是相反加強了無力感。

馬嶽老師在8月11日的文章《「總辭公投」泛民可以贏什麼?》分析了泛民主派的『勝算』,我想進一步指出,泛民最難面對的局面,是建制派根本不跟你玩這個遊戲──那邊廂你有你自行辭職再參選、與其他渴望有十分鐘 air-time 的散兵游勇在電視上表演泥漿摔角;這邊廂有我私底下發動選舉機器反動員,將投票率大幅拉低,令總投票率比上次立會選舉的泛民得票還要低。結果可能是泛民自己發動了一場不知對手在何方的戰爭,不知道怎樣才算勝,也說服不到巿民怎樣才算勝、勝了又如何。如果連『絕招』都出了,卻仍舊沒有任何效果,對於整個民主運動來說,會否變成充滿傷害性的 disempowerment?

是的,我們都為民主等得太久──但在困境之前,我們更需冷靜,更要謹慎。共勉之。

(刊於09年8月13日經濟日報《新銳新論》,刊出題為《泛民5區總辭 恐挫民主運動》,上文與刊出版本稍有不同。)

另附兩篇兩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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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恒:泛民總辭,能推動普選嗎?
2009-08-12 明報

政府即將進行政改諮詢,近日社民連提出「5 區總辭、變相公投」,引起各界激烈討論,令方案愈炒愈熱。

透過選舉,使全民就單一議題表態,以爭取民意突破政治困局,絕非新鮮事物。最擅長這策略的政治家,莫過於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

2005 年8 月, 小泉純一郎力推「郵政民營化」,法案雖獲眾議院通過,卻在參議院被民主黨及自民黨保守派聯手否決。小泉遂解散國會舉行大選,將選舉定調為「改革vs. 反改革」的公投,又派出名為「刺客」的知名候選人,狙擊反對他的自民黨議員。結果小泉派在選舉大獲全勝,成功控制國會大多數議席,落實「郵政民營化」法案。

公投無助推進政改

所謂「5 區總辭、變相公投」,其實建基同樣政治邏輯:透過全港補選,就2012 雙普選公投,以催谷民意迫使港府及北京讓步,盡早實行雙普選。

這套邏輯表面上言之成理,政治上更是理直氣壯,但套用在當今香港形勢,卻有不少問題。因為即使泛民能解決所有技術問題(協調人選、籌備經費、建制派又按劇本應戰等),變相公投亦無助推動普選進程。

首先,主流民意未必支持。巿民固然支持雙普選,但卻不急於一時,所以當中央制定2017 年普選時間表後,社會的務實派大多數即已收貨:中大民調顯示,超過六成人認為「2012 雖沒有普選,但2017 也可接受」。民主派必須認識到,主流港人在政制議題上,其實有很大的妥協性,貿然以公投方式與北京攤牌、硬推2012 普選,即使不會引起民意反彈,選舉氣氛也未必熾熱,泛民隨時自陷困境。

其次,中央不會輕易讓步。「軟的更軟、硬的更硬」,一向是中共的指導方針,即使泛民成功鼓動民意、高票贏得補選,難道北京就會修改人大常委會決定提前在2012 年普選?難道中央會甘願受泛民脅迫、自毁執政權威?這並不符合北京的管治思維及手法,也脫離政治現實。

民主派應走上談判桌

今回政改討論,與過往諮詢的最大不同,在於2017 普選時間表。以往,香港民主化沒有清晰的時間、路線,民主派拒絕談判妥協,寧願站在道德高地、堅守政治原則,也許無可厚非。

但普選時間表制定後,最能夠推動民主進程,也最符合大多數港人意願的策略,便不再是政治動員、道德表述的舊路,而是走上談判桌,以政治協商方式,促使各方達成2012 政改共識:只要普選中途站方案獲通過,保守勢力便再難有藉口推遲2017 特首普選;否則一旦2012 政改難產,只會平白讓中央內部的強硬路線抬頭,以「不符合循序漸進」為理由拖延落實普選。

泛民領袖應明白,他們手上並非沒有談判籌碼:掌握政改否決權,加上歷次立會選舉都取得六成選票,已帶來談判實力,根本毋須再透過總辭公投、遊行上街,去重複爭取民眾授權。泛民應好好利用手上已有籌碼,在談判桌上為港人爭取一個最佳的2012 政改方案,才無愧於人民的付託。否則,泛民只會陷入「手持政治籌碼,卻不落場談判,回頭又動員民眾支持」的怪圈。何况總辭公投無實質作用,卻會加劇政治對立,對推動各方協商恐弊多於利。

事實上,假如民主派堅持強硬路線,反而可能出現另一種公投:泛民堅決否決2012 政改方案,主流民意反彈,特區政府援引《基本法》第50 條,以未能通過重要法案為由解散立法會,然後將選舉定調為「務實民主vs.死硬民主」,再派出大批「中間派」狙擊泛民。這是否不可能發生?

民主派有否這樣的戰略準備?

這一篇文章,相信會被部分人批評為「書生之見」,或者是「向北京當權者妥協」。但我相信香港社會的「沉默大多數」(silent majority),對今年的政改諮詢,大都抱有這樣的期盼:我們不急於求成,但也不希望再次原地踏步。

希望民主派三思而後行,不要讓推動普選進程的歷史機遇,再一次白白流走。

作者是城巿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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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嶽 :「總辭公投」泛民可以贏什麼?
2009-08-11 明報

泛民突然熱切討論「5 區總辭、變相公投」之議,鬧得沸沸揚揚。筆者有很大疑惑:這樣做泛民可以贏什麼?

「總辭公投」之議一出,坊間最有興趣的竟然是泛民能否全取回5 席,非常奇怪。選舉結果往往取決多項因素:政府提出的方案是什麼、泛民在何種政治氣氛下總辭、傳媒對補選的論述是怎樣,都會非常影響選舉結果。補選在各區變成單議席競賽,候選人質素影響很大;在兩陣營都未定候選人的情况下,現在說誰勝誰負都只是靠估,意義不大。

原則上,如果泛民把這當成公投,便是交予選民裁決,不能說保證贏才去做,輸掉也只能承認失敗。衡量應否發動總辭公投,不應以選舉勝算考量,或者某些人說的「夠不夠『吉士』(膽量)去總辭」,而是這樣做能否促進香港民主發展。有「吉士」而盲動,可能弄巧反拙。

筆者對「總辭公投」的第一個懷疑是:這樣做想證明什麼?想證明香港市民支持民主派?證明市民支持2012 雙普選?對筆者來說,廿多年來的民調和立法機關普選部分的結果已經證明:香港長期有五成多至六成的市民或選民支持盡快民主化,時間參考點可能因時勢轉移而有不同。1987 年時,大約六成人支持88 直選,04 年約六成人支持07/08 雙普選,而當07/08 普選被否決後,便有約六成人支持2012 雙普選。民意從來清楚不含糊,不需要再多一次選舉來證明。

變相公投從民意高地退卻

民主派一直的立場,不是說主流民意支持雙普選麼?用總辭搞一次變相公投,反而是從一直佔據的民意高地上退卻,變相承認民主派自己搞不清民意是否支持2012 雙普選,要多投一次票來證明。縱使民主派5 區各辭1 席又全部再選上,拿回大約六成選票(只要建制派認真應戰,我想泛民不會多六成票很多了),那麼贏了什麼?

有人會說再清楚表達意願一次,會給中央壓力。但憑什麼說中央會因此讓香港2012 年普選,或者給一個較民主的中途方案?民主派2004 年立法會選舉時,也說過那是有關普選的公投。2007 年陳太對葉太的補選,也說是對普選的公決,是「光明和黑暗的最後決戰」。2004 年泛民得票六成,陳太也以不俗的票數差距贏了,但中央何曾改變半分?

倘失一席民主派將陷被動

由於沒有法律效力, 「變相公投」的政治意義完全取決於當時的公眾論述。選舉期間傳媒如何詮釋補選意義和競選議題,選舉後如何詮釋投票結果,都非泛民可以控制,不能一廂情願的以為香港傳媒會配合民主派,把整件事宣傳為公投,然後選後宣布民主派大勝全民支持普選。(《明報》本周一的社論已預警了他們不會替泛民打邊鼓。)長毛在上周一個電視論壇中,堅持5 席贏4 席也算是贏。筆者倒非常有信心,如果5 區總辭民主派輸掉1 席,親建制的香港傳媒必然會詮釋為民主派的失敗,反而令民主派在民意上陷於被動。

下一個問題是:縱使泛民總辭後5 區全勝,拿回六成選票,但中央政府仍「我自巍然不動」,那怎辦?

繼續譴責中央違反香港民意?那不是做過很多次了嗎?那和未總辭前的位置有什麼不同?如果2012 政制繼續原封不動,變成2012 仍在用2002 選特首和2004 選立法會的制度,在總辭補選投票支持民主派的選民會很失望,反而影響民主派的公信力,為繼續推進民主發展造成障礙。

我明白民主派要做點事情,顯示他們會繼續爭取2012 雙普選,但也要衡量行動會否有反效果,是否真正有利推進民主政制發展。筆者認為5 區總辭民主派「陷於不勝之地」,最多只能再證明自己有主流民意支持,搞不到便民心盡失。民主派中有人對「公投」有某種迷戀,彷彿認為這才是實踐民主的理想。真正的「公投」當然有直接民主的認受性和全民參與的某種浪漫情懷,但作為創制或決策的機制,西方民主國家和民主理論中都有頗大存疑,因為公投容易將事情變得「非黑即白」,難以探討不同的政策可能性,不一定是最理性的決策模式。

香港政制發展踟躕不前,關鍵並非沒有主流民意支持,而是香港的主流政治價值和中央的政治考量有很大的落差。推動政制向前,關鍵是縮窄落差。民主派的民意支持是主要談判籌碼,但只懂重複操弄這籌碼,多年下來未見有效推進政制,更不應抱着「敵人反對我便去做」的心態。讓你激得對手暴跳如雷,不一定代表你便是贏家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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