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政經

事先張揚的政治自殺事件

事先張揚的政治自殺事件
廣告

廣告

最近有人在網上自建群組相約自殺,為警方出面阻止,群組被迫解散。可是,同一時間,有更大的一群人也在網上及媒體公然相約政治自殺,卻未見警方採取任何行動。

這些相約政治自殺的行為,明目張膽,竟然有人建議全港五區齊齊派代表於指定日期自盡,還要宣告天下,事先張揚,在議會殿堂公然討論,引來坊眾網民議論紛紛。

更有一些學者連篇累牘,痛陳政治生命的可貴,主張到了最後關頭,也不可浪費政治生命。

可見,香港的「生命教育」雖然未必能制止真人自殺率節節上升,但「愛惜(政治)生命」的信息,在政治界卻的確是深入人心。

可是,一如「珍惜生命」的教育,往往只做到叫人珍惜生命,但對生命有什麼值得珍惜的重大問題,卻永遠啞口無言。一眾勸阻他人進行政治自殺的,也只是反複重彈「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的老調。

或者,這些大小鄉愿們都以為,生命意義的問題太過哲學性。

的而且確,並不是每一個哲學家都是「防止自殺會」的義工。古希臘哲人塞涅卡(Seneca)就認為,人不但要活得好,也要死得好。雖然人生在世,常受命運捉弄,但人有自由的權利選擇何時死亡。因此,當環境不值得我們生存下去,便應該選擇死亡。因為自殺其實是一種釋放,使人重獲自由。

近世的休姆(Hume)也認為,上帝在創造世界後不再插手人間事,並賦予人類管理世間的權利。因此,人可以自己決定死亡的時間,就如同人對世間物的干預(如耕種、建屋等)。所以,當對人生厭倦或活得痛苦,都是可以自殺的。

如果厭倦的人生可以放棄,結束令人沮喪至極的政治生命,又有何不可?而今日大叫要愛惜政治生命的「好心撒馬利亞人」,又有誰會否認,目前香港的政治生命,的確是令人沮喪至極……

當然,反對自殺的哲學家也不少。他們每愛祭出大道理,認為自殺與天理、上帝不容。例如柏拉圖(Plato)就認為人為神所擁有,人無權決定自己何時死亡,所以自殺的人在死後要受到嚴厲的處罰。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則痛罵因為逃避痛苦而自殺的人是懦夫;中世紀的亞奎那(Aquina)則指自殺違反了對上帝、社會和自己的三重義務。

雖然香港人信上帝的非大多數,但在最近朋黨相約進行政治自殺的活動當中,這種來自遠古和中世紀,視自殺為「罪」的反自殺觀點,都一一被論者改裝援用,不過,他們同樣沒有回答自殺者的永恒問題,就是究竟生存在這個痛苦得生不如死的(政治)世界,究竟還有什麼意義?

不信上帝的中國人古來有一種智慧,就是所謂 「螻蟻尚且偷生」、「活著就是勝利」。但有(政治)生命的人就不能迴避一問題,那就是如果我們在政治上只能如螻蟻般苟活,那究竟是死不如生,還是生不如死?

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還是原地踏步,從一個鳥籠搬去另一個鳥籠;除去一把腳鐐,換上另一套枷鎖;一個謊言聽厭了,再告訴你另一個大話;肢體腦袋已經日漸植物人化,還要哄騙自己正在一步一腳印……

在這種情況下還要不要活下去?這正是問題所在。

如果要勸香港人珍惜自己集體的政治生命,就請先自問一下,苟活而沒有前景與希望的政治生命,要來幹嗎?

沒有比莎翁名劇《王子復仇記》中的哈姆雷特(Hamlet),更能說出當下香港政治人物的存在困境了——哈姆雷特說﹕「活下去還是不活下去(to be or not to be),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苦難,通過鬥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

今日關於「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的爭論,不就是一個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嗎?

千古傳頌的莎劇,一針見血指出了「死」其實並不輕灑。如果一死真是一了百了,「誰還願意忍受人世的鞭撻和譏嘲、壓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官吏的橫暴和費盡辛勤所換來的小人的鄙視?」。

可是,生的屈辱,也正正因為我們都害怕未知的死亡而躊躇。

「……誰願意負著這樣的重擔,在煩勞的生命的壓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為懼怕不可知的死後,懼怕那從來不曾有一個旅人回來過的神秘之國,是它迷惑了我們的意志,使我們寧願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們所不知道的痛苦飛去?

這樣,重重的顧慮使我們全變成了懦夫,決心的赤熱的光彩,被審慎的思維蓋上了一層灰色,偉大的事業在這一種考慮之下,也會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動的意義。

誰說王子不會猶疑?

莎士比亞之所以不朽,正是點出了生死之間,原來是相即相合。沒有克服對死亡的恐懼,生存的意義就無從展露,屈辱懦弱的生存,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死亡。所以,有勇氣向死亡的恐懼挑戰,存在才會變得真實。

自殺,原來是一門大學問。難怪卡繆(Camus)認為,自殺是唯一值得問的哲學問題。

香港的當下環境,活像六七十年代的台灣。苦悶的政治低氣壓迫使青年反思叩問生存的意義,找尋政治與文化的出路,質疑上一代的權威,既求變,亦求真我。

可是,香港的政治主流派,不分建制與泛民,都只是每天敲鐘唸佛,例行發言、例行反對、例行憤怒、例行沮喪。

「結束一黨專政」和「不爭朝夕」、「不撤退」一起並讀,就像聽著當年蔣介石高喊「反攻大陸」、「毋忘在莒」。它們一方面掀起屈辱,形塑期望,另一方面卻又把熱情虛擲,把青春辜負。於是,言辭愈是偉大,愈是陷於自造的犬儒與自欺的圈套。

毛主席曾經引用司馬遷而道出名句﹕「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原來,自殺也有多種方式。剖腹、割脈、吃毒藥可令肉體死亡。而結束政治生命也可以選擇五區集體跳櫈,考驗人肉救生氣墊是否夠彈力。不過,另一種好像是無痛的政治自殺,就是像當年英法聯軍攻廣州時,兩廣總督葉明琛所採取的 「六不」政策﹕「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事實上,自從上次否定了政改方案,卻又混混噩噩地虛耗了4年光陰的政治人物和黨派,已經是悄悄地進行了慢性的政治自殺。因為他們已日漸被自己所施放的虛無主義、犬儒主義暮氣所毒昏。在保守主義運動重重包圍,多方滲透底下,抵抗的精神意志已經鬆懈緩解。在毫無寸進的殘酷現實面前,只能以阿Q精神自慰,以「無功無過不撤不退」作為最高綱領。

這樣一種自絕於求變大潮,背棄領導責任,窒礙想像力發揮的駝鳥策略,既是一種自身的政治自殺,也是對香港人政治生命力的謀殺。

香港每到歷史的關鍵時刻,奇怪地總有一些評論人喜歡引用德國大哲韋伯(Max Weber)的「責任倫理」概念,去指摘另外一些人以信念沖昏頭腦(筆者在九七之際亦曾為文商榷)。但究其實,韋伯從來沒有將審慎的「責任」與熱情洋溢的「信念」對立起來,以為人們只能二取其一。相反地,韋伯深受尼采影響,是一名知名的決斷論者(decisionist)。他在《政治作為職志》一書,就以熱情洋溢的語調,結束他對一個政治寒冬期的悲觀預計。他說﹕

「尊敬的諸位﹕讓我們十年之後再來討論吧。但我不能不擔心那時候反動時期是否早已降臨。我們所憧憬的東西只有很少能實現,但我倒不會萬念俱灰……但我很想知道今天懷抱信念倫理的人會有什麼內在的變化……我們面對的不可能是夏日的花叢,而是一片冰封、暗無天日的極夜……但待到天亮時,活下來的尚有幾人?精神又會發生何種變化……

政治意味兼用熱情和判斷力堅毅地與頑石爭持。如果沒有反複地在人間追求不可能的東西,那麼,可能的東西也實現不了。這是一句至理名言。全部歷史經驗都證明了它的正確。但是,能這樣做的只有領袖或英雄。兩者皆非的話,也就只能硬著頭皮面對希望的破滅。現在就得這樣做,不然的話,他們連今天可能的事也做不到。」

一個公然地把香港人引領往政治集體自殺之路的決定,就是在一個不用拋出頭臚,灑出熱血的香港,卻連有能力去做的事情也不做。

這宗領袖的政治自殺既是事先張揚,我們就只有祝他們路上好走吧。

〈明報〉13.12.2009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