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不理性」的「八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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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社會對「八十後」現象討論熱烈,多數論者皆以八十年代初至今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作解釋,有的說是銀髮族戀棧權位,年青一輩苦無上位機會;有的說是經歷八九六四、九七回歸等政治焦慮;有的說大學學位再不是安穩生活的保證,使人憧憬幻滅;有說貧富差距日增,社會流動日減;有說樓價高昂,置業無門;更有論者不忘以長輩口吻,指出今日之年輕人在相對富裕的環境下成長,動輒怨天尤人,是「生在福中不知福」的表現。

我看,這是言重了。二十出頭,不是應該有衝動、有熱誠的嗎?孫中山二十八歲創立興中會,同道陳少白、楊鶴齡比他年輕幾歲。五四運動的蔡元培、陳獨秀、魯迅等人,全是年過三十的「老柴」,但其追隨者不還是那些二十出頭的大學生嗎?六四民運的主事者,不用我說,大家有印象。哪一次社會運動不是以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為骨幹?「八十後」在 2010 年左右「發難」,正常不過。說他們對未來缺乏希望,才被逼上街頭,也是廢話。你看他們在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以至今次菜園村、立法會那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氣魄,便知他們多麼有希望--希望藉着他們的行動改變社會。若果你認為他們因為無望而上街,那只是因為他們所希望的,不符合你對他們的期望。

沒有人笨得以為「八十後」是高鐵風波的唯一參與者,他們只是最顯眼的一群;任何能夠引起關注的社會運動,議題或其代表的精神必然具普遍性,否則影響力(或對建制的殺傷力)大極有限。單以「八十後」的獨特處境解讀近日風波,難言全面。覆蓋面較廣的一些說法,如貧富懸殊和社會流動減慢,似是替我溫習社會實況,無甚新意。

接下來的,或許也沒什麼新意,只是我的角度。

在一個著名的心理實驗,研究人員給你和我一百大元,叫我們「分贓」,規則是這樣的:我提議比例(如你四我六),你可以拒絕或接受;若接受,你我各取所得,相安無事;若拒絕,你我都一無所獲。整個實驗是一次過的,沒有談判的過程:我提議,你回應,一是依照我的提議,一是拉倒,就是這麼簡單。百分百理性的你,應該一角也會接受,因為任何數目都是不勞而獲的天降橫財。然而,實情不是這樣,若分得二十元或以下,大部份人寧願「兩敗俱傷」都會拒絕;基本上,提議愈不公平,遭拒絕的機會愈大。這實驗叫做「the ultimatum game」,證明人不是百分百理性,面對不公平對待,有時「損人不利己」也在所不惜。

別人對自己不公,我們當然憤怒;若我們是第三者,看見不公平的事,又可會袖手旁觀?另一個實驗,叫「third-party punishment game」,有三個人:施予一方、接受一方和第三者。施予者收到一百元,接受者身無一文,第三者有五十元。施予者決定給受方多少,受方只能接受,然後第三者可以懲罰施予者;第三者每花一元,施予者便失去三元。一位百分百理性的第三者,不會花錢懲罰,只顧把五十元袋袋平安。可幸,實情再不是理性可以解釋,當施予少於五十元,55% 的第三者不會袖手旁觀;施予愈少,懲罰愈大。這實驗再次證明人非理性,看見不平事,「損人不利己」地替人出頭也義不容辭,用心理學詞彙,這叫「altruistic punishment」,altruistic(利他)因為這個懲罰對第三者來說是 costly 的(實驗裡是花錢,現實中是花費精力),但得益的卻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位遭受不公平對待的人。

社會運動不就是「altruistic punishment」的體現嗎?參與者就像實驗裡的第三者,他們未必是受害者,卻願意花時間精力來絕食、苦行、圍堵,就是要製造麻煩,「懲罰」他們認為不公義的建制。(能夠影響施政固然好,但可能性有多大,大家心裡有數)他們「不理性」?對啊,他們當然不理性,不平則鳴這行為本身就是不理性,以上兩個實驗已經證明了這點。當然,實驗和現實是有分別的。社運人士對建制的「懲罰」遠遠比不上實驗那「一元罰三元」的效率,現實裡,「懲罰」的效果未必是即時的,而且很難量化,十分考驗社運人士的決心和信念。此外,現實世界這個 game 不是玩一次便算,而是重覆博弈,當中不排除有些例如「博出位」(心理學的說法是「建立聲譽」)等長遠考慮。這些差異不重要,最重要是知道追求公平實乃人性的一部份,只要不公平的事夠多,社會上便有夠多的人走出來抱不平,這班「搞事」的人以二十出頭為主,只是延續一貫社運「傳統」,不足為奇。所謂「八十後」現象,不就是這麼簡單?

貧富懸殊,社會流動性減,這些只是表象,只是持續不公的結果,我相信社運人士真正要求的,不是結果的絕對公平,而是過程的絕對公正。以六合彩為例,這是一個結果懸殊得不能再懸殊的遊戲,但很多人仍然樂此不疲,因為其過程公正--是「看得見」的公正。借用一句法律界用語:Justice must be seen to be done。自己說自己公平是沒用的,只要夠多的人認為你不公,便有夠多的人走出來「懲罰」你。

可能被指處事不公的,不限於政府,而是任何有權作資源分配的人(施予者),雖然示威矛頭通常指向執政者,但骨子裡的不滿涵蓋什麼人,大家心裡有數吧。今日香港的建制,憑其獨特的設計,造就了一批獨裁者。這批獨裁者以為大權在握,便可予取予攜,「理性」地把利益無限擴大的同時,以為群眾也會「理性」地乖乖就範。也許大部份「理性」的香港人真的乖乖就範,怎知一群熱血青年就是喜歡「不理性」地多管閒事、抱打不平。

說到「獨裁者」,令我想起另一個實驗,叫「the dictator game」。遊戲只有兩人,一位獨裁者,一位受方。獨裁者收到一百元任其分配,受方沒有發言權,只能接受。百分百理性的獨裁者只會獨吞那一百大元,然而實情是否這樣?沒錯,有些獨裁者固然不理受方的死活,但願意給錢的也不少。一次研究找來各地不同種族玩這個遊戲,發現獨裁者的慷慨程度因文化而異,最吝惜的民族的獨裁者平均來說「竟然」願意「自動獻上」25% 給受方,最慷慨的願意「獻上」45%。對於絕對理性的香港獨裁者來說,這簡直不可思義,做獨裁者怎能做得如此不「理性」?我只能說一句,如果你無止境地「理性」貪婪,終有一日有人「不理性」地走出來提醒你,人性從來不理性。

(2010 年 1 月 27 日 信報副刊)

主要資料來源:
Ernst Fehr & Urs Fischbacher
2003, Nature, Vol 425, 785-791
The nature of human altruism

Joseph Henrich, et al.
2006, Science 312, 1767-1770
Costly Punishment Across Human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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