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李維怡是在反WTO期間的維園大草坪。後來幾次去香港觀光，多了幾次接觸，她來台灣時也碰過面同桌吃飯喝酒，我主觀地認為我們算是成為了朋友吧。
我熟悉的李維怡，從來沒有離開過攝影機（或煙，二擇一）。過去總看見她的正面，快樂、鼓舞與積極，卻從來也沒辦法知道笑容的背後是什麼。我要答案，想知道她在心理真正想些什麼。坦白說，知道文集出版，我便是帶著窺伺的心情，請朋友搶購回台。誰知，擱在桌上又是半年。
「寫作是療傷」李維怡這麼說。
〈聲聲慢〉寫的是重建抗爭的故事，最感熟悉。裡頭的幾些角色，我都能模模糊糊地感覺到認識她們的原形。像是香港公園的魚兒。○六年四月，原載於《字花》。二○○六年四月，正是利東街坊等候重建局律師信的那段日子。
這意味著李維怡在抗爭的過程中書寫。在最緊繃的時間點，她沒有控訴，反而開了自己的感官並邀人共享。看那「雨滴滴答答沿簷篷和騎樓邊滴下來，滴下來，在街燈的光暈裡，都成了隱約金黃的飛箔，大家站著，猶如在一起觀賞一幅巨型的畫，一幅再也普通不過的，風景畫。」誰知道都那柔美的將墮為比比皆是的無奈的結局，李維怡仍然沈著。故事藉著剛被排除於重建計劃外的社工員阿芹，引出了身為拆遷戶的小碧，再把整條街的故事給串了起來。劇情的人情不用說了，引人注意的，是同時作為運動參與者的作家，藉著最日常的、微政治的描述，點出了抗爭群眾的複雜度，給予同情式的理解。小碧的父親這麼告訴她「…不要以為讀多過我幾年書就了不起，老豆食鹽多過你食米，我是要保護這頭家才這樣做！」
這是社會運動的方法論問題。抉擇的差異，在運動中經常被簡化為立場的差異。但是造成人們之所以不得不的因素，且往往是共通的結構性原因，卻因此被內部消耗給遺忘了。複雜的運動箴言，同情卻不濫情。瞧〈鵝們〉裡的歷史無知的年輕的鵝，牠們說「雖然那些是仇人，但是現在境況不同了，我們無必要為你們的經歷而無辜犧牲更多鵝呀！」內在於社會運動同時，耕作者對這些態度提出嚴厲的批評，她很清楚自己站在哪裡。
如〈鵝們〉的直接批評在集子裡算是少見。更多的筆調，是在我讀來類似的〈紅花婆婆〉、〈一啖砂糖〉、〈剝皮豬、豆腐龜與發瘟雞〉等短篇。它們都透過日常人物的平凡生活，尖銳的提出社會批判。書裡的人影，藏著李維怡的烏托邦。雖然抓住陳大文的「…那幾隻手，有些用力，有些猶豫，但各自都不知怎辦，於是各自向不同的方向用力」但唯有斷了腿的傑叔沒被告誤殺。作者似乎看見異化的世界裡的個人，總殘有反省力。這是希望。亦如再堅定的抗爭者，也可能各自殘有主流社會的遺毒於無意識，那就是哀曲了。
意識的微微的感知，或許可以是人們彼此重新鏈結的可能性。像是安琦，我讀來總感覺她吃下那些糖餅乾，就似理解了母親—還記三叔三嬸搬走冰箱且沿路歲歲唸道東西總會消失的時候，琦媽低頭的場景嗎？安琦因此有了理解抗爭居港權的哥哥、更深地認識自己的家與自己的身世的可能性。至於平仔呢？李維怡寫平仔「沒有去過法國，他不知道旅遊雜誌裡的法國露天咖啡廳不露天的部分，是否也掛滿這些照片（因為沒有廣告會去拍露天咖啡室的不露天部分）」。這算是指出了消費社會中最平淡的也就是最深刻可疑的人的感受吧。話說回來，我們，你，我，誰又不似平仔，多數時候僅藉由新聞要我們知道的那些東西，去認識世界，而平時竟也默默地活在那與新聞廣告內容毫不相關的世界裡—且誤以為我們活在同個世界？
「得到多一碗湯…」讓我想起了香港的大排檔的例湯。同家店同個湯名卻每天味道不大一樣材料也不同。這麼平凡的故事，竟也能提出了平仔家庭的身世。
這些短篇是社會分析。李維怡用質樸的市井生活，用現實人物的情感，現實人物的帶著歷史感與社會關係的感情、反應，以理解作為行動者的她所面對的群像。群眾的身世與世界，也就是社會的、卻經常被視而不見，或被認為是舊世界的、該遺棄的世界和自我。我們與我們的社會—香港—是這樣組合起來的，難民潮與移民潮仍未從視域消失，官僚的與集權的力量不斷地隨現實而強化自身。壓迫如此地被移轉、分散在不同的人身上，而總和起來就是一幅我們仍在嘗試理解與逼近的，生活世界中的抵抗路徑。
多數時候李維怡想問，當我們自覺得體察了壓迫關係，卻是否能與普通的現實對話呢？像是〈失物〉的阿青吧，我們誰又能說，妳與我在我們人生的某一時刻，不曾像阿青一樣，即使不似兩面人但也確實犬儒地，那怕不是直接參與，但也暗自捺下行動，殘忍地欺負著妳我身邊的程欣？
這是人性的探索。而講到人性，怎麼又能想到，堅定者如李維怡，竟在九七年〈蹲在屋角的鬼〉就替官僚社會的觸手—警察—作了平反？絕不是替權力者除罪化，卻是將人給複雜化了。耕者深刻地揣摩不同主體的感受。她首先透過眉明把個人複雜化了，再又藉著眉明的家庭史，提出了鑲嵌在網絡中的個人。事實也是如此，在今日的日益複雜地資本主義社會，人都可能同時備有受壓迫與壓迫這兩面。我們經常也遇到，昨日街上遇見的警察可能是妳的早已印象模糊的兒時密友，而後天要去抗爭的官員，說不定恰是我的某個親戚或親戚的摯友。必須追問的，是權力。
〈花鬼〉，如她的〈感恩禱文（代序）〉，或許最具有「自我」療傷的性質。讀著，我發覺維怡
好用大紅花，也很愛黑色的鬼或天使—顏色總有意義吧。在這兩篇，李維怡用對反的象徵，嘗試釐清這個世界之所以運作的方式。我們如何從怪異或殘暴之間識得真正純淨的力量，而它能有些什麼樣的可能？這兒的主體，改變著世界。像垂死的黑天使為同伴而活著，用她的紅水花在舊世界裡培育著新天地的幼苗；她擰擠自己的生命，看見灰山羊並肩齊奉獻紅水花的時候，她笑了；或是可怖的巨獸竟與美麗的花並存，無奈真正可怕的竟是那些畏懼於獸的，毫不無辜的人者。
理想者，在希望與絕望之間掙扎，有點像維怡理解的魯迅，「積極的悲觀（p.334）」。這些主角也真像是魯迅的〈死火〉，朝著活路的途中，死亡在那兒等待。死前，去過西南福地的已不具生命的樸，卻活了起來。
我不大肯定維怡是積極的悲觀、積極的樂觀，或者消極的樂觀。但我肯定她用自己的筆，測試人性且嘗試塑造理想的人。或許也還有別的企圖。
「抵抗者」的塑形，藏在不同篇章的交織在一起的網絡的人身上。有明確的階級性，但如何組織起來的問題，沒有輕鬆的答案。不過維怡還塑了另種份子的型—知識份子。〈那些夏天裡我們的蛹〉的宇漫、宇明、小碧，讀起來很像是同一個人。何宇漫是在第五類的學校教書的人道主義者，很清楚的，維怡看重最後又出現在茶餐廳的小碧。那種「還在這裡」雖然是很殘酷的事實，然而小碧或許也可以意味著對宇漫的提醒，像是何宇漫繞了很大圈終而巡迴的自己的某部分。但剛從自我的關係中解脫出來的宇漫將要如何，我們並不知道。正如我們無法藉由文學確認哪一種人算是完整的人。劇中的時候維怡給了個深沈的對話，「我們這地方，回憶的價錢很不合理」「那新填的地下面，全是垃圾貫混凝土，要從裡面把回憶挖出來，那工程之龐大，恐怕也真的會很貴。」這能對一般讀者有多少警示，亦不清楚。
〈蛹〉裡比較糟糕的傢伙該算是宇明。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還以為宇明是個青年理想主義者的叛逆形像，怎知，看來有些堅毅的、與世俗格格不入的青年，卻事實上有點犬儒。他「其實不願意明白」。他「…是個很殘忍又很自戀的男人」。宇明終究只能是個蛹。而笑〉的林采希則是形象鮮明的運動者。她是個女性。她接近群眾、不追主流而奔，她不陷入在現實對理想之扼殺的焦慮。似乎又過於完美。
比較令我好奇而苦思的，是何家的父。他是得了癌症不告而別的「工會份子」。就像〈笑喪〉的三叔公，臨死彌留期竟突然對著林曦衝出「你的文章我看過，寫的不錯，只是太隨變了些。（p.306）」
在〈蛹〉比較是個人的歷史、家族。何宇漫從她人身上發現自己，她對夫說「那不是強說愁的！只是難以言說的不開心用了最一般的渠道宣泄出來而已。」我只是想著那個張郎學生年紀時的宇明、小碧和我，不知為何忽然有點火：「說人家無愁強說愁，只是因為我們已輸不起自己用半輩子建立的價值堡壘，才這麼說（p.144）」對比小碧，宇漫的啟蒙能走多遠？〈笑〉則混成了大歷史、社會。如那句既像是林曦的話又像是作者直接對讀者對話「死亡從來都是新聞和歷史課本中的內容，從來都太遙遠…（p.276）」這位自小警覺集體性的男子，到底有沒有發覺他們的倫理位置不應該只是嘆息於自己的判斷精準、痛苦於群眾常被欺騙，而歸罪現實？
這些部分是比較複雜的，還沒辦法參透，兩篇小說也都沒透露更多。但我感覺，維怡似乎有將現實置入更深刻的歷史的企圖。假悼念歷史做反思。
我的蛹是什麼呢？還記得我的蛹放哪兒嗎？那些替代了標本的夢的沙呢？
讀完了這本事實上很嚴肅的，卻亦實際上很好讀的書。我更多地想到了自己日常生活旅徑中那些看似不相干於任何社會運動的人，我努力的回想自己所有的社會關係以及可能藏在關係中的歷史。於是我彷彿找到了答案：答案，只能在自己身邊、身上尋找，而不在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