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看了兩個文化節目，分別是《縱貫線》演唱會和中英劇團的《五四新青年》，在高鐵撥款遇上青年抗爭的今天回看，除了名字上應景，內容上亦有不少值得思考的地方。
《縱貫線》是由四位音樂人組成，這是很有趣組合，因當中體現著四種不同的音樂風格。概括而言，羅大佑是隨思想而唱，李宗盛是隨情感而唱，張震嶽是隨感覺而唱，周華健則是隨韻律而唱。當中兩人的文化意涵最堪玩味：羅大佑和張震嶽。兩人的創作仿如為台灣文化劃上一道鮮明的時代分水嶺，若前者作表入世的公共知識份子，則後者便是追求灑脫自娛的自我中心者。
羅大佑的音樂充滿樂與怒 (我不是說 “rock and roll”) 。音樂背後，是他兩種獨特的文化素養：赤子之心和知識份子的批判精神。兩者當然並不相悖。依我看，需要擁有赤子之心，才會成為真正的知識份子。而這個羅大佑，除上述兩者以外，更能加上音樂才華，自是難得！羅大佑的音樂創作路崛起於八十年代，那時台灣正是處於國民黨專政，國家仍在戒嚴的日子。當廣大台灣民眾在政治高壓下營營苟苟，羅大佑以流行曲形式當上文化先鋒，就本土意識，城市變遷，官僚搪塞，以至兩岸問題發出民間吶喊 (像〈鹿港小鎮〉、〈之乎者也〉、〈亞細亞孤兒〉等)。即使是傾向個人的作品，像他第一首作品〈歌〉，取材自徐志摩的詞，說離世時別唱悲傷的歌，當中那份淡淡悲情，又豈止是個人的傷春悲秋。惟當台灣九十年代踏上民主路，政治高壓不再，羅大佑的創作激情亦從台灣淡出，把目光轉向香港和內地。台灣這時亦崛起一批音樂新人，張震嶽是當中一位。
張震嶽的歌曲大多節奏輕快，內容多是輕輕鬆鬆的。其首本名曲〈愛的初體驗〉說的，不過是女友鬧分手，就把相片交還，可用來給媽媽。或是晚上到party，感到很 happy、很high。又或是另一首歌的名字說得清楚〈這個下午很無聊〉，無聊嘛，逛逛sogo ，看看波鞋，遇著下雨，便感到煩死了。這大概是不少年青人的生活寫照。張震嶽的自閉性格創作的音樂，在民主化下的台灣成了新一代的文化 icon。
這帶來了個有趣問題，是不是當一個社會越變得民主和自由，知識份子便越失去其存在的土壤？正如羅大佑坦言，近年已少了憤怒。是的，當政權能夠定期和平更迭，是好是歹也是人民選出來的，選的不好，只能怨人民無眼光，還能怎樣憤怒呢？
從文化人的憤不憤怒，讓我談談今年看的另一個節目：《五四新青年》。
最初知道這劇上演是充滿期待的，皆因數年前曾看《幸遇先生蔡》，故事緊湊，演員出色，十分喜歡。到後來知道這是當代故事，期望降了點溫。不像《幸》劇重現民國故事，《五四》劇的主線是描述香港一位女大學生，對五四歷史充滿熱忱，在網絡上結識一批同樣關心五四的網友，在學校排演悼念六四話劇的同時，引入五四好友作出一場象徵跨時空的文化交談。
可以看出，這戲是放了不少心思在故事、舞台和對白的，其對象是香港現今的大學生，期望透過該劇，讓香港年青人更認識五四精神。劇中悼念六四的大學生更是因早前演出同類戲劇而被中英劇團看中編進劇中的，可以看出，這是編者對當代新青年的投射與寄托。只是，這戲的整體發展出現了一個毛病，就是戲中主人翁各有投射與崇拜 (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 ，可認同背後的基礎是甚麼呢？雖然四位新文化運動人物的思想和切入問題的方法各有不同，但他們有個共通點，就是那份憂國憂民的情懷。這情懷，實來自家國多難、民族存亡的錐心之痛。蔡元培的多元教育，陳獨秀引介德先生、賽先生，胡適的實用主義，魯迅的文學救國，莫不是充滿入世情懷，為何劇中的陳獨秀和魯迅表現是那麼出世，蔡元培更是避世的呢？劇中大學生，更是等待被啟蒙的「新青年」，他們又為何要被啟蒙呢？
這裡提出連串要求與難題，目的並不是要令《五》劇的創作者難堪，而是有感香港的文化人，為何對現實社會好像總欠缺了一份憤怒？
香港應該有蔡元培，因為香港的教育不夠多元，兼且仍有用政治打壓年青人的政府，很需要正直的校長為其學生抱抱不平，說句公道話，跟無恥政權抗爭；香港應該有陳獨秀，因為呼喚了百年的德先生仍未能在中華大地遍地開花；香港應該有胡適，好教官員以至學者多研究問題，少耍官腔、空話與廢話；香港應該有魯迅，將文化頑痼撩個刺痛甚至挑出血，而不是不痛不癢的騷騷摟摟。香港更應有新青年，對社會上的不平等條條框框作出衝擊與改變，更將封閉體制下的酒囊飯袋通通打作落水狗。
只是，香港更應有憤怒的文化人。羅大佑不再憤怒，這是他應有的特權。這特權，還沒輪到香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