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要承認，這些悲傷是單憑個人的想像力無法通往的。這篇文章只能是現在的我盡力思想和感受的總結。
當初買下這本書，沒考慮很多，只想支持「天安門母親」這個群體。或許從當時直到現在，我的心還是沒準備好聽他們說出失去親人的痛苦。「六四」事件的不仁不義，在早前紀念二十周年時曾較仔細地翻查，但再讀相關資料時仍會難過。我是知道的，無奈事實總是比想像更多更龐雜。
選擇在新年期間讀完這本小書，原因是不想遺忘不幸的人，傷痛沒有遠離他們，那管是什麼喜慶的日子。這也幫助我拆掉傳媒鋪天蓋地的祝賀宣傳，歌舞昇平原是站不住腳的虛象。
小書由二十位難屬所寫，內容主要是對遇難親人的描述和二十年的辛酸經歷。每一個遭逢劫難的家庭，他們所寫的名字都別具意義，不再是一個「死難者」，而是個奮力活著的人。這些人本來享受著他們的青春﹣文稿上大部分的死者都沒超過三十歲，有的是年青的丈夫、母親，更多是經長年苦讀、爭取到大學資格的優秀青年。六四武力鎮壓的晚上，年青的生命突然終止，但事情尚未完結。往後的數天，家屬們奮力找尋成了軍隊搶奪目標的死者殘軀；而在畢生的年日，鬱結與思念更是日日夜夜的折磨其身心。
兩個已故學生的篇章，我覺得特別深刻，他們是吳向東和蕭傑。
吳向東遇難時二十一歲，是北京東風電視機廠的職工，同是夜大經管系三年級學生。章節首頁印有他的照片，長得俊朗且意氣風發，下頁的遇害者簡介道出了他的死因﹣頸部中了炸子，失血過多而死，令人立時想到前頁那張臉一下子被撥上鮮血。炸子是一種已被國際間禁用的武器，彈頭會在射進人體後爆開以加強殺傷力，非常殘忍。但吳母所說的經歷，其赤裸和殘酷的程度，比炸子更甚。
向東的屍體是父母接走的，滿是血污的身軀曾把母親嚇昏，然而洗掉血污的工作竟是父母完成的。我不能想像抱著愛子沒有生命的身軀，父母親的心有多痛，還能想些什麼。他們也沒有猶疑的時間，在解放軍的搜索下，他們把尚未擦乾的屍身放上吉普車，趕往火化場去。在這一刻，他們終於看清奪去孩子性命的傷口，炸子由左鎖骨射入，再在左後方的脊椎旁穿出。明知道看下去，腦海將永遠浮現孩子死亡的畫面，換了是我，我能看下去嗎？
向東的篇章附上了兩封親筆所寫的信件的副本，內容亦令我深受感動。第一封是向東寫給家人和女朋友的遺書，這封信在家中被找到，還來不及轉交家人。信中，向東表明了投身學運的心志，已有犧牲性命的準備，死而後矣。第二封是他呼籲工友響應學生運動的聲援書，署名為一個已覺醒的工人，字裡行間流露無比決心。我忽發奇想，若六四事件得以平反正名，我們該能在中國的土地上建一所民主運動紀念館，向東的信就會公諸於世，進入每一位參觀者的眼中。這時我發現封面的設計，其實就是數張發黃了的信紙，彷彿喻意本書就是一封封的信，是生者寄予死者，也是難屬們寫給讀者的。如是者，我感到向東的信，某程度上也是向我們寫的。
另一位遇難者名叫蕭傑，離世時十九歲，叫我詫異的是他死於六月五日在南池子南門，並非那混亂的六月四日凌晨。他是被蓄意謀殺的，原因是他曾積極參於胡耀邦逝世後的抗議和絕食行動，名字一早已被軍隊點上了。蕭傑的家在四川，他在死前已買好回家的火車票，可憐逃不過軍隊的眼目，在馬路上被槍殺。其父蕭宗友的文章沒多提及兒子的身後事，只說出蕭傑堅毅不屈的成長過程。
蕭傑自小好學勤奮，記憶力好，尤精於數學。本來在數理工程的專業可有一番作為，但偏偏他立志當記者，想透過新聞工作改善國人的質素。經歷千辛萬苦，他終於進入了中國人民大學的新聞系，如願以償。期間他依然保持極為克己的生活，盡量為家裡省下開支，實在是難得的孝子。讀到這裡，我不其然聯想到內地的尖子來港讀書的情況，學業上爭取理想佳績，畢業後找一份可安家又前途無限的工作。然而，蕭傑在那年並沒有作出這樣的選擇，他參與了學運，棄個人利益之不顧，當下擁抱內心的理想。
蕭傑的名字，一直在死難者名冊上的第四行，因為他與丁子霖同屬人民大學新聞系。也許是北京和四川的地域阻隔，兩個難屬家庭在這二十年間都沒法聯繫起來。但在2009年，他們終於找到了彼此，香港這個地方竟幫上了忙。蕭父的老同學在香港找到了丁子霖所著的《尋訪六四死難者》，並發現蕭傑的名子，於是把書送了給蕭宗友，以慰其喪子之痛。蕭宗友經多方的調查，方尋得丁子霖的聯絡電話。這一通來電，解開了丁子霖對這位遇難系友的心結，也令蕭家不再孤獨地承受痛楚。
二十年來，有些遇難者家屬已經離世，生前受盡內心折磨，死時仍含冤莫白。儘管這條爭取平反的道路孤獨而漫長，但尚在人世的難屬依然不畏強權，扭轉現時被無情打壓的局面。再多的壓迫他們都不退避，他們連結在一起，無忘傷痛同時尋求改變。小書讓我看到人們的努力正在改變所謂的現實，「天安門母親」每一分的努力和嘗試，令我們對當局有意隱瞞的歷史得到多一點的資料，以追索歷史的原貌。我由衷地尊敬和欣賞他們廿年來的堅毅，正是這樣的人們，鼓勵我們以真誠和勇氣面對社會及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