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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新的開始與虚擬自由主義的終結

新的開始與虚擬自由主義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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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小時候老師教作文寫新年願望,不知如下筆之際,就會發覺這些四字套語非常頂用。「新年」當然求「新」,「新」本身就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新」總比「舊」好,沒有人願意聽見自己被視為「out」。所以,說人家已經「out左」,可能是這個事事求新的年頭,最不留情面的侮辱。有口德者對此會非常謹慎。

不過,中國人新年套話中對「萬象更新」的冀盼,卻以「復始」先行,其實內含著一種我們必須返回本源,追溯初始,方知新氣象如何真的是「新」的智慧。這種「返本開新」的思維,和西方人宇宙論中的單向線性發展觀念,實在大異其趣。

進入「現代」之後,後者變成一種惟「新」是尚,喜好追趕潮流,不怕只有三分鐘熱度的態度,正好適合這個以「發展主義」 為主導的城市主流性格。相反地,前者拋卻二元對立,力求在「新」之中不忘「本」、不棄「舊」,在「傳統」之中發掘出無盡的「創新」原素。所以,「一元」可以衍生為生生不息的「萬象」,既不是循環停滯,也不是「進步論」的霸權獨斷。

無可否認,香港當下的時代精神是「求新、求變」,以期走出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多重困局。剛過去的是驚天動地的「反高鐵運動」,隨即在來年全面開展的是「五區公投」。這些政治與文化的新變化,在在衝擊著香港人的既有思維和政經建制,在形式上展現了不少「新」的活力,突破原來沉悶的死局。

可是,香港人雖然常常以香港是「現代社會」而自豪,但也有不少人對政治「新事物」的反應,卻是保守得近乎竭斯底里。滴血不流,被說成中環淪陷;政治廣告上「起義」兩隻字,被拿來看作「武裝革命正在進行當中」的憑證。慌恐狂奔,相驚伯有。

是因為香港人命定生性保守?恐怕未必。竊以為這種對新事物的張惶失惜,反映的更多地是這城關於風行時尚的修辭過份濫溢,浮誇已成了習性,每天每日,林林總總的「突破」太多,兌現的承諾太少,使我們都失去了進行自我反省時可資憑藉的歷史參考尺度,以致當真的創新來臨的時候,要不就是謹小慎微,像小腳女人走路,要不就是加倍浮誇冒進,語不驚人死不休。

反高鐵運動,的而且確把那些從來都看不起社會運動,輕視年青人反叛潛能的人,通通嚇得都以為天快要掉下來的樣子。就好像香港從來不曾發生過青年激進社運,儼然這城的青年人從來都是循規蹈距,暴動只會發生在電視屏上傳來的外國電訊一樣。

那些了解香港歷史的人,當然知道這並不符合事實:六十年代發生過戰後最大規模的反殖民政府運動,以六七暴動,政府強力鎮壓告終。可是,青年激進運動卻繼續漫延至七十年代,由保釣運動、中國周、反貪污—捉葛珀,以至金禧封校事件,在在都展示出香港的當代青年並不永遠温馴,我城亦蘊藏著巨大的反抗不公義運動的經驗。

可是,除了六四屠殺這個主要發生在內地的事件,那些本地抗爭的經驗與回憶,從來都沒有人認真梳理、總結,也鮮有人為這些過去發生過的運動經驗研究書寫,編理歷史,或舉行紀念活動。無論學院還是民間社會,都欠缺回顧、反思和檢討這些歷史經驗的動力。在僅存的論著和文献中,最有價值的著作都不出編年史、大事列舉,文献輯錄的範圍。而這些僅有線索,當然也進入不了學校課程。它們只是作為一種有待挽救的散宕史料,流傳於地下或私人的記憶當中,乏人憑弔。

在英治的殖民時代,我們可以歸咎於港英的非政治化愚民政策。但回歸之後,無論你叫國民教育或者公民教育,都沒有把眼光放到香港人對自身政治經驗的整全認識。我們的主流歷史敘事,被粗暴、簡化地嵌進「荒辟漁港——難民社會——工業起飛——國際都會」的神話框架當中,能夠讓下一代莘莘學子填上公式答案的考試題目,只是「甚麼是香港保持其繁榮安定的因素?」

以往,我們叫這些做「政治冷感」。親建制的社會學家曾把它理論化為一種「政治文化」,根植於殖民社會的體制、難民經驗和中國人的價值觀和性格。可是,今天我們應該可以認識到,它是以長期的「歷史痴呆症」為條件的,它透過我們自身內外,主動或被動的遺忘才能實現。對於這些積習下來的遺忘冷漠,曾身歷七十年代的一代人責任最為重大。這也是為甚麼最近的社會對抗,必然在某程度上展現為「世代之戰」的深層原因。

如果說,成長於七十年代的那一代 (戰後嬰兒潮時期的) 香港人,不肯直面自身經歷過的抗爭歷史,重新翻動那些塵封的回憶,觸動那些傷痛,揭出那些昔日的矛盾,是因為社會的高速發展使社會達成了一種「共識」,可堪讓一代人靜靜埋藏掉過去反殖民運動的「傳統」,並假說為形成了某種「新的規範」,那我們也應該去問,為甚麼我們甚至連去給予這種「新規範」命名,列舉及不時檢討它的內容的主動性也沒有。

從建制的角度來說,無論是殖民政府還是後殖民時代的當權者,他們長久地都將暴動後的「規範」形容為「繁榮安定」,使這四個字儼如一道無上律令,衡量一切。香港雖然不乏那些並不完全服從這套霸權論述的政治反對派及民間社會、社運組織,卻也從未有為繼後的八十年代 (即所謂激進的火紅年代完結) 及之後,香港的政治實踐模式,給予洽如其份的理論反思。

八十年代中英聯合聲明之後,香港底定「回歸」,本土自發的反殖民運動實質終結。六四事件促使英國人在他們的撤退安排中,吸引香港人支持他們為香港安排的一個「晚殖民的自由主義改革計劃」:在一個不觸動殖民式官僚專權的不民主體制下,為香港奠立一個只具「負面自由」的基本保障,但欠缺實現「正面自由」必備條件的一種「虚擬自由主義」(virtual liberalism)——一方面高談闊論香港 (在英國人蔭庇下) 發展了成熟的「公民社會」,但一方面卻掩飾其遺留給九七後香港人的,其實只是一個讓「公民」與「順民」同時並生的體制。

殖民主人離去,土著終於被承認「有能力自治」。香港人於是如獲至寶,超認真地展現那種在長期殖民凝視底下,學舌自紳士淑女形象的「文明」行為、「文明」談吐、「文明」態度,無論政治上有多不滿,都不踰方圓規距,把這一切都內化為政治行動的無形標尺。

二十多年以來,這套自由主義的實踐邏輯雖然只具有「虚擬」的性質 (也即是雖無實質的體制支持,大家卻都仍「戲假情真」,煞有介事地追隨),它卻已深入地成為香港政黨和民間社會的實踐習性,最近又再進一步被高舉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善心人苦口婆心地呼籲大家珍惜維護。

法國思想家沙特(J.-P. Sartre) 有一個重要的社會哲學觀念叫「實踐惰性」(Practico-inert),意指一種從「過去的實踐」中承襲下來再加以典範化的東西。沙特指出,「實踐惰性」是一種「異化了的實踐」,由於欠缺反省,所以成了跟隨其後而來的實踐的障礙,甚至會成為實踐主體自己的敵人,消滅掉往後具原創性的實踐。

「實踐」從來都是在具體處境,具體的在地傳統中以行動改變世界,而不是使行動符應進口的時尚理論。如果說「反高鐵運動」是一場劃時代的運動,那它的劃時代意義,並不僅在於它由香港的新一代 (「80後」) 作為運動的骨幹,或以種種新的技巧、新的媒體來組織抗爭,而是它宣告了一種新的政治實踐邏輯正在香港形成。它的震撼和持久影響不在於它曾進行所謂的「衝擊」立法會,而是衝擊著我們在過去數十年政治上的「實踐惰性」。

在認真總結「反高鐵」經驗,以對照反思香港自身社會運動傳統的基礎上,我們或許會日漸清晰,這場運動所回應的,是本地社會日漸陷身在浮沙之上的自由主義險境。在社會及國家日益走回專權、民粹的歧路,本地殖民包袱也是揮之不去的難關下,它以堅定中帶點稚氣的聲音,劃時代地宣告:「虚擬自由主義」開始邁向了它的終結!

<明報>20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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