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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視野下的反高鐵運動

蕭裕均

反高鐵運動雖已告一段落,卻不單為香港社運注入新動力,更為本土論述帶來新名詞── 「八十後」;「八十後」更被說成是香港的新政治角色;傳統的政治身份和概念都要讓路;「八十後」頓成政治新貴,一時無兩。然而,「八十後」論述對香港社運是否如此可取呢?「八十後」這名詞是否能取代傳統的社會學概念呢?

我有見現時充斥「八十後」的討論,故圖疏理「八十後」論述對香港社運的好、壞處,並指出此論述並不能如傳統社會學概念(如階級)可為香港社會提供完備的社會分析,指引社運走向。

「八十後」論述的優勢

一.「八十後」的身份,確有其感染和號召力,在動員上有莫大的助力,亦提供新一批未曾參與社運的青年人介入公共和社會議題新介入點;

二.「八十後」的身份代表著一新政治力量和角色在香港政治舞台亮相。「八十後」亦象徵一群接受新參與運動模式(如自發和不強調組織)和新運動邏輯(不局限議會政治和以象徵和非物質意義來衡量運動果效)的人士,有別於過往一輩投身香港社運人士。

三.「八十後」亦象徵一群以「非物質利益」出發,反對盲目城巿發展邏輯,能與地區保育運動連結的人士。這種「非物質」取向使運動帶有超越個人利益的道德光環,使參與者能擺脫因個人利益被污名化的效果。

「八十後」論述的盲點

一.然而,「八十後」只是一個籠統用語,概括一群擁有共同價值取向的人士和不滿發展主義和經濟主導的社會。當然,「八十後」不只局限八十年代出生後的一群。但「八十後」的用語始終非未經嚴謹社會科學方法經實証和史料理論化鍊成的概念。當中「八十後」的用語亦非如「階級」的概念般,能客觀地從生產關係,或職業巿場和工作處境中找出社會能動者在社會結構中的客觀位置。故打從「八十後」用語出現以來,一直存在身份誰屬的問題。

二.界定誰是「八十後」的問題亦令「八十後」的身份有趣地在論述上排拒八十年代前出生的人,令上一輩運動參與者在參與運動過程中有著格格不入的尷尬情況。

三.但「八十後」論述最嚴重的問題是其強調論述和價值層面的抗爭,未能揭示香港社會中不同利益集團、政治制度、權力關係和勾結模式如何在港長期運作和維持經濟和政治不平等的真相。這使依仗「八十後」的運動未能有清晰的「物質」敵人,為長期運動定下目標。

階級分析的視野

筆者始終認為:在提供完備社會分析方面,階級分析比「八十後」論述為優越。階級分析使我們能問: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何在?社會不平等的模式如何在我們的社會中扣連起來?這些不平等又如何透過不同的組織、制度和渠道一直維持下去?

我曾聽過有人說未能在反高鐵運動中看到階級面向。但這不代表階級問題不存在該次運動中,只不過是香港未有有識之士系統地把階級的視野引介運動中。這只能說是香港社會科學界的一次失責。無疑,興建高鐵中的制度化利益輸送和資本累積是明顯的。政府經現時的收地制度,借發展之名,在城規會等機關安插大量支持發展的專業界別人士(當中當然少不了地產商),保証收地過程,繼而在立法會透過功能界別和保皇黨投票取得議會認可來拍板通過高鐵方案。這一環扣一環的機制,都其實為日後西九的發展舖路。試想想,假若高鐵站不設在西九,西九的寫字樓地價又怎能高達114-171億元。這些利潤最終又會進入地產商口袋裡。試問這不是赤裸裸的利益輸送和財產再分配(以菜園村居民的地權再分配至西九發展商手中)又是什麼?只有透過階級分析,我們才能聚焦社會結構最頂層的資產階級如何與政府勾結,從中揭示制度化利益輸送的真相。

其實,透過階級分析,興建高鐵亦揭示當前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域發展面向。一條高鐵豈只是香港政府和香港資產階級的勾結,更重要的是:這代表往後香港社運要面對的是涉及中港兩地政府和資產階級的利益集團。缺乏對區域資本流動和聚合的社會分析,香港社運便只能被其本土視野所局限。

此外,我亦聽說有人認為以階級作為動員群眾的策略已經過時,不及「八十後」論述那麼具動員力。雖然我在前文曾說階級分析有其客觀性,能科學地定義社會能動者的階級位置。但不能否認是:過往社會學界把階級具體化成不同但相類的職業群體,在階級內再分階層的做法,對政治動員是有負面影響的。箇中原因在於把階級分層的做法會淡化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間的矛盾和衝突,亦會導致工人階級內部分化。故此,如以政治動員角度言,階級並不是不可用,而是應回歸馬克思利用生產關係的階級定義來突顯階級矛盾和衝突,方為上策。

反高鐵運動無疑為香港社運開拓新視野和注入新參與者。然而,在這些新元素背後,運動策略應建基一套完備的社會分析,使參與者和組職者能明白當中的抗爭目標。作為有責任的知識分子,應用其所學,為社會提供一套有助理解社會現況的分析,指引運動方向,而非只作學究論爭。我望此文能拋磚引玉,引發更多有識之士能為未來香港社運把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