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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為甚麼變相公投是新民主運動

為甚麼變相公投是新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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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變相公投已舉行,由於參與投票的人遠低於事前期望的100萬,即使五位辭職再參選的議員均順利高票當選,也不能否認變相公投的結果令人失望。在建制派杯葛和打壓,政府冷淡對待,曾蔭權和一眾高官更以各種藉口不投票,個別泛民團體態度曖昧和公社兩黨缺乏有效的選舉機器等因素影響下,投票率不理想並不令人意外。《蘋果日報》報導變相公投的結果時,刻意突出有57.9萬人投票,是「03年7.1以來最大規模民主動員」。雖然所說不差,但卻無形中掩蓋了變相公投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創舉,埋葬了變相公投的嶄新意義。

03年7.1是基本法23條立法「殺到埋身」,像六四一樣,是非黑白,清楚分明,一點也不含糊。變相公投從提出意念開始便爭論不休、是非不絕,事件的性質顯然與03年7.1或86年6.4絕然不同,硬將它們放在一起只會妨礙分析,將史無前例的事納入熟口熟面,甚至是老掉牙的事例而已。

變相公投曾被喻為「新民主運動」,因為歷來的民主運動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社運一樣,無非是以製造「媒體事件」(media events)為目的。變相公投則必須致力動員群眾,期望發揮群眾力量,逼使政府和北京方面在政改問題上作出讓步。這是516之前對「新民主運動」的解釋,面對投票率遠低於期望的事實,一場史無前例的變相公投所開啟的「新民主運動」能否延續和壯大?

梁燕城謬論的怪現象

在繼續討論之前值得重提516變相公投之前出現的小插曲,事緣在基督教界算得上是個人物的梁燕城博士在其報章專欄異想天開地以近代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那部舉世聞名的著作《正義論》來替功能組別開脫。梁博士這種「出位」的做法按照常理應是寫政論的上乘材料,但出奇的是連一些經常在報章上發表言論的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仍是按兵不動,未有發表任何以正視聽的言論。了解這一奇怪現象對探討「新民主運動」能否延續十分重要,由於變相公投的投票率遠低於期望,不能對政府或北京構成壓力,要延續「新民主運動」便必須重新探討變相公投這場「新民主運動」在何種意義下仍然是嶄新無誤。要全面理解變相公投作為「新民主運動」的嶄新意義,必須從自由主義的學說說起,因為據說香港有一套標榜自由和理性的「核心價值」,而自由和理性恰好是自由主義政治學說的起點,因此香港那些高呼「和平理性非暴力」和高舉「核心價值」的有識之士按理應立即發表文章,指出梁燕城的謬誤。從理論基礎的層次而言,香港的「核心價值」接近自由主義的主張,羅爾斯的《正義論》是自由主義最新和最開明進步的版本。如果香港的一套「核心價值」確有其事,出現梁燕城這種簡直是天方夜談的謬論時,社會上應不致毫無反應。如果以呂大樂那篇在反高鐵運動包圍立法會,鄭汝華和保皇黨議員胆怯偷偷出走坐地鐵不久,便急不及待發表的〈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為基準,香港「核心價值」的一班倡議者在事發多日後對梁燕城的謬論和歪理卻仍是視若無睹、無動於中,似乎完全不當甚麼一回事。或許箇中的原因在於羅爾斯的《正義論》不是一部容易讀的著作,因此無法駁斥梁燕城的謬論。事實上,香港報章上常常見到理性二字的含意,跟自由主義所說的理性不盡相同。報章上所說的理性,通常是指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衝動,要克制,要保持冷靜;香港報章上說的只是形容詞上的理性(rational)而不是名詞上的理性(reason)。兩者的分別在於後者是與生俱來的,凡人都必定會有,而前者則因人而異,即使是同一個人也會時有時無,因此要勞煩香港的報章不斷呼籲「要理性」(be rational)。自由主義所說的理性是指人人都會運用自己的理性(reason),理解甚麼才符合自己最大的利益。

「半天吊」的「核心價值」

從理論的層次而言,傳聞中的一套香港「核心價值」應是以某種自由主義的政治學說作基礎,但「梁燕城事件」似乎說明香港的一套「核心價值」與自由主義無關。情形十分吊詭,香港的一套「核心價值」似乎毋須建基於任何政治主張,變成「半天吊」。事後孔明,變相公投要開展「新民主運動」,首先要解決傳聞中的一套香港「核心價值」其實是「半天吊」的問題。變相公投是靠五位分屬五個不同選區的議員辭職才能成事,因而被建制派猛烈攻擊指為濫用程序。投票率低於期望的事實只會招致建制派繼續猛烈攻擊(不得民心之類),支持公投的人士與其put up a brave face,不如正面面對濫用程序的指責。這個指責其實是香港那套「半天吊」的「核心價值」突然掉下而己,從理論的層次而言,傳聞中的一套香港「核心價值」應是以某種自由主義的政治學說作基礎。自由主義是一套突顯程序理性的學說,羅爾斯便以Justice as Fairness這一詞彙來形容自己的主張。自由主義其實是套十分奇怪的學說,自由主義的政治學家的主張不盡相同,但即使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的具體主張南轅北轍,他們全都不會像社會主義的思想家那樣,首先設想某種理想的社會。他們的論證不過是一次思想實驗,目的是探討有理性的人(即清楚知道自己利益所在的人),在沒有任何其他先設的條件下,會認為甚麼原則才是最符合自己的利益,這些原則也就是社會公義的準則。不能不承認投票低和濫用程序的指責有關,換言之投票率低其實是香港那套「半天吊」的「核心價值」作祟。傳聞中的「核心價值」在「梁燕城事件」看似無關自由主義,但從公投投票率低一事來看則絕對有關。恰好由於香港傳聞中的一套「核心價值」其實在理論層次上屬「半天吊」,因此濫用或漠視程序理性的事例彼彼皆是。曾鈺成打算表決政改方案時投票是一例;建制派為了不讓五位辭職的議員發言而集體離場,製造流會是另一事例;建制派因為「維園阿哥」的出現而杯葛「城市論壇也是另一事例。要數還可以數下去,不過像譚耀宗那樣以「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為理由解釋人為製造立法會流會是絕對沒有意義的。變相公投的支持者不能停留在這低劣的水平,否則變成泥漿摔角。

要面對變相公投濫用程序的指責,最好的方法是把討論的範圍擴濶,理性有不同的面向,否則康德不用分別寫三本理性批判的著作。程序理性是盛行於英、美的自由主義政治學說的基石,但在歐洲大陸的思想體系裡,理性是主體(subject)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的過程,而自由的意義則在於主體自我實現的自由(subjective freedom)。由五區總辭而引發的變相公投或許濫用了程序,但這是香港民主發展苦無出路底下的辦法;況且變相公投的最大意義是讓市民直接表達對民主訴求的意見,可以視作香港市民作為主體的一次自我實現,這也是北京方面最害怕見到的。其實「新民主運動」的意義也在這裡,「新民主運動」就是讓香港市民作為主體的自我實現的運動,在這個意義上,即使變相公投的結果未如人意,但「新民主運動」仍可以和必須延續下去。延續下去的一個必須條件就是要善用理論的資源,由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開始,所有由五十後帶領的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都缺乏任何理論上的支援,因而才會有現時「半天吊」的「核心價值」。以香港常用的術語來說,自由主義堪稱是一套「務實」的政治主張。中國大陸社會的那套「和諧社會」卻是「務虛」的,中國大陸的「和諧社會」好比英、法兩國合作研製的「和諧客機」,後者因為客量不足早已停止飛行。目前只能「讓一部份人富起來」的中國大陸也同樣沒有足夠的乘客讓「中國和諧號」啟航。自由主義的主張絕對不會盲目鼓吹某種根本缺乏足夠條件的政治理想,其實馬克思也曾批評他之前的社會主義的主張全是「空想社會主義」而已,他認為自己的一套才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不是「賣花讚花香」,或是「老鼠跌落天秤」;他的理論是「科學社會主義」的說法是基於他以為他的理論不過是客觀描述無產階級的政治實踐而已。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原是馬克思主義最強調和最具說服力之處,社會主義的理想原本不過是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底下的具體政治實踐的結果而已。相反現時中國大陸那套「和諧社會」的國策完全沒有試圖結合國內工人階級的實踐,如果中國大陸仍是社會主義的國度,那頂多是馬克思曾經批評的「空想社會主義」而已。

和諧社會的調查鬧劇

根據香港「核心價值」所標榜的自由、理性等信念,香港社會應是以某種自由主義的政治學說作基礎,對社會主義的主張,不論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或是中國大陸的「空想社會主義」都不會認同。但過去幾年,中港融合的主張高唱入雲,在香港的經濟越來越依賴中國大陸的情況下,社會、文化和其他方面也漸漸出現中港融合的現象。不久之前,香港中文大學做了一次關於和諧社會的調查,發現香港並不和諧;調查報告更計算出為數高達153萬人認同激烈抗爭的方法。報告公佈後立即引起廣泛討論,但不同論者的分析全是圍繞為甚麼香港社會並不和諧,完全沒有質疑和諧社會是一種理想的社會狀況,人世間的衝突和紛爭卻總是無日無之,尤其是香港這種資本主義社會,不同行業的資本家都追求最大的利益。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固然激烈(亞洲電視的兩大股東便因為利益衝突而對簿公堂),資本家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剝削工人更是社會矛盾的主因。「張廿蚊」的言論便充份說明香港這種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是和諧社會,香港社會並不和諧根本是常識程度的結論。香港的堅尼系數是全世界發達地區之中最高的,貧富的差距已到達危險程度,社會怎可能和諧?負責調查的不會不知道香港種種不和諧的狀況和因由,但卻做了一個無無謂謂,近乎「阿媽是女人」般的調查,而且負責調查的是貴為香港數一數二的高等學府的中文大學。

更可笑的是中文大學公佈它那多此一舉的調查報告後,竟被香港的輿論當作重大發現。香港「核心價值」標榜自由和理性,二者恰好是自由主義的基石,個人自由的唯一限制是別人的自由,只要沒有侵犯別人的自由,個人的自由不應受限制。在這種情況下,紛爭是無可避免,但卻是無傷大雅,甚至是無可厚非。言論自由是最顯淺的例子,人人都有言論自由,只要沒有侵犯別人的言論自由,人人都可以各抒己見,因為意見不合鬧至不歡而散的場面經常出現。和諧嗎?當然不和諧,但因為有言論自由而出現不和諧總比強行壓制所有反對聲音和不同意見那種刻意營造的和諧局面好,後者的和諧不過是國內網民暗地裡諷刺的「河蟹」而已。

要在香港推動民主,必須過北京的一關。但除了個別例外的人物,一班在香港推動民主的五十後領袖對於現時中國大陸起碼在名義仍然奉行的社會主義卻認識有限。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兩套在上世紀互相競逐的政治主張,發展「新民主運動」不可能對二者的競逐一無所知。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原是一套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政治主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歐洲戰雲密佈之際,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簡稱第二國際)的領導人物均堅信歐洲各國的無產階級基於自身的階級利益,必定不會投入一場由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發動的無謂戰爭。當戰爭爆發後,歐洲各國的無產階級卻被各國宣揚的「愛國主義」荼毒,抛開無產階級沒有國界的觀念,在歐洲各國各自的「愛國主義」鼓動下,忘情地投入戰爭。第二國際的領導人物變成借估形勢,但更大的問題是馬克思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提法亦變成是空話,相反列寧基於俄羅斯的落後條件提出無產階級須由共產黨領導的先鋒黨理論變成唯一可取的理論,馬克思主義亦從此變成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ist-Leninism)。這套主義更在俄羅斯的動蕩局面中,成功控制了當時由俄羅斯的工人階級自發成立的組織(即蘇維埃)。自此以後,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從原本是無產階級政治實踐的理論變成是共產黨如何領導無產階級的理論;在中國的特有國情底下,這套理論又兌變成充滿權術計謀的毛澤東思想,現在因為全面引進資本主義而變成「和諧社會」這種「空想社會主義」。

自由主義要求「機會平等」

相反羅爾斯的《正義論》代表著自由主義的重大突破,羅爾斯一方面繼承前人的論證方式,另一方面別出心裁,另闢途踁。他不再設想某種已受多方面批評的「自然狀態」,改而設想一種「初始狀況」(original position),在這種「初始狀況」底下,任何人都有如帶著一塊「無知的面紗」(veil of ignorance),對自己在社會裡的處境一無所知。羅爾斯設想身處這種「初始狀況」的人一起制訂社會體制時,這些理性的人會認為甚麼社會制度才符合自己最大的利益。羅爾斯認為理性的人處身於他設想的「初始狀況」時,由於對自己的具體處境一無所知,必定會以策安全(play safe),萬一自己處於社會裡的低下階層,而不是上層,必定會認定社會福利這種制度才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羅爾斯在《正義論》裡反反覆覆的論證處身於「初始狀況」的人必定會認同和接受的原則,在翻來覆去的討論中,他提出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這一觀念。這一觀念有別於平等機會(equal opportunity),後者是自由主義政治學家都認同的觀點,羅斯亦以此作為接受貧富縣殊等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條件。這也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套政治主張的重大分野,社會主義要達到的是均富的社會局面;因此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之後,其餘的人亦接著富起來的局面才合乎社會主義的原則,不是甚麼和諧社會。自由主義則要求機會平等,只要機會平等,貧富縣殊等具體的社會差距是必須接受的。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比機會平等更進一步,或者可以說更「激進」,羅爾斯認為任何關乎社會公義的判斷都不應有利於社會上處於優越位置的人。羅爾斯的見解不難明白,雖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法庭訴訟的費用極之昂貴,即使是中產人士也不能負擔。即使機會平等,但因為每個人的天賦有別,際遇亦不同,因此結果會出現重大的差距;這也是強調貧富縣殊等具體的社會差距是必須接受的標準解說。羅爾斯提出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這一觀念似乎是要扭轉自由主義政治學家一向對貧富縣殊等社會差距無能為力的弊端。雖然要解貧富縣殊的問題必須從具體政策入手,但羅爾斯的想法同樣發揮作用。

在香港每當社會上出現工人罷工爭取權益時,主流輿論除了呼籲工人克制,不要採取過激的行動之外,更必定會呼籲打算罷工或正舉行罷工的工人不要損害公眾利益。公眾利益的問題恰好是社會公義層次的問題,羅爾斯認為任何關乎社會公義的判斷都不應有利於社會上處於優越位置的人。有能力工人的僱主屬於處於優越位置的人,但每當出現工潮,香港的主流輿論卻抛出公眾利益這把尖刀,呼籲工人要顧及公眾利益,首先得益的必定是僱主。試想公共巴士的司機們進行罷工,他們聚集在巴士的廠房叫口號,叫口號一定要有秩序,而叫口號的聲浪有限,對誰也沒有影響。但只要巴士司機罷工,便必定會被香港的主流輿論認為是損害公眾利益,因為對巴士的乘客構成不便。呼籲準備或進行罷工的巴士司機不要損害公眾利益其實是向司機們施壓,要他們放棄罷工,亦即放棄他們爭取權益的權利。自由有不同層次,自由的一個層次是人人有爭取自身權益的自由,香港主流輿論往往忽略了這一層次的自由。羅爾斯的《正義論》不但是自由主義最新和最開明進步的版本,而且足以改造香港主流輿論那種偏頗狹隘的立場。變相公投的結果未如人意的一個原因其實是主流輿論無法理解公投作為主體自我實現的意義,要推動「新民主運動」必須過主流輿論的一關,要過關就先要綁緊「半天吊」的香港「核心價值」。

圖、文章中的題崩及重點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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