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九日，成都法院最終還是判了譚作人五年，被囚的，不單是譚作人，還有良知。
作人的良知
艾曉明老師曾經說，譚是一個好人。是的，他是一個沒有私心盤算、由良知指引自己所走的路的好人。在《公民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和其他義工，每天翻山越嶺，考察災區的情況，搜集死難孩子的名單；他自己家裡一貧如洗，妻子對他的唯一要求是關進監獄後不能自殘身體。
在獄中候審時，他對自己做的一點也不後悔，最心痛的是對不起妻子與女兒。
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國度，當政治現實不斷踐踏善與美，當生存之道是要不聞不問、埋没良知的時代，還有何出路？
可幸，在國內仍然有一些志願者，前仆後繼地向這殘暴不仁的政治現實說不，而這也是《花兒為什麼這樣紅》這紀錄片的背景。
每一個志願者面對著貪婪不仁的國家機器，都充滿恐懼，但他們仍堅持前赴四川，為譚作人討公道。一幕一幕的暴力接踵而來：公安零晨三點破門而入；艾未未在黑暗之中，被重拳打了，但手裡仍然緊握錄音機，一兩星期後開始出現失語的症狀，後來發現腦出血，險些送命（幸及時在德國參加展覽之際開洞放血治療）；拿著攝影機的趙趙，心一邊顫抖，但還是硬著頭皮，把公安野蠻的行徑一一拍下；志願者劉艷萍，拘押在派出所廿四小時，然後被強行送到賓館軟禁一天；維權律師冒著被吊消牌照的風險，跑到成都質問警察拘留志願者的法理；學者、記者、作家，在鏡頭上為「反黨」、「反革命」的譚作人辯護，批評成都當局的暴行超越了統治者的倫理底線。
當然，還有在鏡頭後面的艾曉明老師，她被迫提早退休、被限制離境，然而手執鏡頭，把公民面對制度暴力的執著，記錄下來。
在極權生活的技巧
艾未未在推特上，曾談到他在極權之下的生活技巧：
* 不在被奴役和被傷害之前進行自我奴役和傷害；
* 不合作，不相信權力的鬼話；
* 有自尊，為他人說話；
* 不犬儒，不信邪；
* 在知恥的日子裡快樂；
* 每天做一件小事證明你的存在。
是故，當他把成都的「恥辱之行」剪輯為《老媽蹄花》時，仍帶著一點的幽默與荒誕。大家在談論自己恐懼的經歴時，很日常，就像在「老媽蹄花」小店門前吃夜宵一般，幾個人在黑暗中，以歡笑聲，安慰著心裡的恐懼，以自己細小的身軀向囚禁著他的「現實」邊界擠，哪怕只迫出一點點的空隙。
同樣地，在《花兒為什麼這樣紅？》中，一群學者、記者、作家、藝術家和志願者，一面笑，一面在黑暗的房間裡看《老媽蹄花》，然後分享與評論公民如何在當權者前，不亢不卑地實踐自己的權利，也是一個「知恥日子裡」的「快樂」場境，而當中的笑聲、憤怒、批判，正好灌溉在未來盛放的兒朵。
「政治現實」下香港
香港不是一個極權的社會，我們享有自由，但政治「現實」被牢牢的套緊。擁有自由的人們，面對著「現實」覺得沒有出路。結果，「五區公投」這運動，不敗在當權者手裡，也不敗在共產黨手裡，而是這種「實際」的考量。
若國內維權份子都那麼「實際」的話，艾未未不用去成都挨打，艾曉明不會把教席搞掉。「實際」的人，也許更會落井下石的說，挨打、拍錄像，救不了譚作人，反而弄巧反拙，激怒了當權者，大家還是先放棄自己的一套，與當權者把酒言歡，再勸勸他們吧。
是故，和平理性的公投被描繪為不切實際，「起義」口號差點被說成「煽動暴亂」。爭取了幾十年、被政權欺騙過一次又一次的「民主派」可以讓普選定義矇混過去，放棄爭取路線圖和時間表，搭上曾蔭權在風暴中強行起錨的「沉船」。
然而，在低下頭，把酒言歡共建和諧之間，謊言被吞進肚子裡，原來要追求真善美的靈魂，溶進「現實」籠牢的磚瓦之中，囚困著「不信邪」的「草泥馬」公民。
在自由的香港，我們能做的當然比國內戰友多，除了「每天做一件小事證明自己的存在」，可以集體地做些大事，刺穿「超錯」的「現實﹣謊言」。
歷史中的惡夢
回到《花兒為什麼這樣紅？》這紀錄片，正如其他艾曉明的片子，這不是一部好看的片子。相反，它鎖碎、鬆散，看得人心裡不舒服。我很少去艾老師紀錄片的放映會，因為心情會沉重得沒話說，偶爾會獨個兒在線看，但至今仍未把《我們的娃娃》從頭到尾看一遍。
儘管這些片子都承載著一個一個的惡夢，但希望大家會把它們買回家好好保存，總有一天它們會成為歴史的見證。大家一點的支持，亦會為國內的獨立錄像製作者，帶來很多實質上和精神上的鼓舞。
獨立媒體（香港）現在有約六十張的《花兒為什麼這樣紅？》，每張港幣五十元，大家可透過 paypal 訂購，或於七月一日在獨媒於灣仔克街的攤檔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