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在政改角力的最後關頭，將談判條件三項曾經誓言缺一不可的底線，化約為一個改良過的區議會方案。中央欣然接受，情況急轉直下。政改方案結果通過了，卻引發出香港民主運動前所未見的大分裂。
泛民主派陣營經此一役，已經差不多全面瓦解。我們要開始習慣的，是未來沒有了「泛民」這一稱號的日子。但其實此事也來得並不突然，因為這大半年來，由是否參與五區變相公投運動開始，任何人都可以看見，泛民政治人物之間已經不存在互信。任何人高舉團結一致、鎗口對外的口號，都無法制止這一場分裂發生。
香港的泛民主派所信守的理念和意識形態，其實非常駁雜。能夠在過去一段時期，還能維繫一個可以稱之為泛民的陣線，其實只有一個六四的道德綱領，和在政改中運用集體否決權來和中共及建制派討價還價，這可以說是定義泛民之為泛民的唯一標準。可是，對於在甚麼情況底下，泛民成員可以退出一個好像是唯一團結基礎的「否決權聯盟」其實從來沒有一致共識。在表面的團結底下，可說各懷鬼胎，自有打算。
在去年底蘊釀五區公投運動的日子，民主黨大力反對參加五區公投運動的理據，正是要小心維持一個有力的集體否決權，以爭取一個邁向真普選的路線圖。如今，路線圖落空，否決權棄而不用，也沒有招呼盟友半句。顯見，「泛民團結」的口號就算如何叫得震天價響，也只是有心人的美好投射。一面要團結，一面又要自由意志，所謂「泛民主派」連如何運用否決權的最低綱領也沒有，又何來一個屬於所謂「泛民主派」的統一戰線？
最終，團結幻象破滅，只換來一個自我安慰為有些兒「民主成分」的五席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你要人家相信這不是政客們自求擴大一黨一己參政空間的盤算，的確要搵鬼相信。
一些有良好意願的評論家希望從悲劇中看出喜劇，試圖用宏觀角度說服人們，這場分裂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因為溫和及激進的民主派從今可以分佔政治市場的不同部份，整體來說是拉闊了泛民的光譜。此等言論好像言之成理，可是卻不符香港現實，頗見一廂情願。
在一個本身具備了相對完整的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地方，將政治過程看作市場交換本是無可厚非。政客提供不同政治取態，由選民自由選擇，眾聲喧嘩，本是常態。經典的美國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就將這種政治形態視作多元主義政治，或曰多頭政體(polyarchy)，箇中政黨只是多元利益團體進行利益整合的機制，沒有太大的意識形態包袱，或者差異極大的政治願景。在美國，共和黨也好、民主黨也好，其實都是分佔左、中、右政治市場的政治企業，為各自樹立品牌，為不同偏好的選民提供自由選擇。
可是，正如筆者早前所指，香港的民主政治其實是晚殖民時期虛擬自由主義的引伸，先天地它就活動在一個並不完整的自由民主體制底下，用英式的自由主義掩蓋了殖民時代「精英吸納」、「賢人政治」和「為民請命」等公民社會不發達的印記。六四以來「道德政治資本」的忽然膨脹，令一代晚殖民土著精英向上流動的慾望，得以憑藉六四的道德資本捧起，養活了一代泛民政客。問題是二十年來，選民在這些泛民政客身上的道德投資，所形成的是一種長期的道德債務關係，而不是服務於一種短線圖利的利益交換。
香港的民主運動抗爭傳統，從來就不僅是短期利益交換的政治市場，而是道德性極強，以價值信仰為支撐的道德政治和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一如「三十會」的會計師龔耀輝最近在《信報》一篇文章所講：「昂山素姬與軍政府妥協的機會多的是，但她就是繼續死守，寸步不離緬甸。期間她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緬甸民主亦毫無寸進，但這份堅持就是最大力量。沒有任何寸進，其實反而力量更強，真正無為而有為。」他又談到香港的民主派，說：「我們『錫身』不敢做的事情，他們敢做，犧牲事業、婚姻、前途，我們就以選票答謝他們。我們就是喜歡他們與中央『無得傾』，所以才相信他們會無畏無懼，頂得住政府的一些無理政策。」------這是何其精確的「道德會計」！
所以，民主黨一朝試圖改變經營策略，在那些長期道德債務持有人眼中，就如同賴債和不認數。劉慧卿之流在解釋自己的轉變時對過去那些反共的支持者所講的冷言冷語，簡直就形同向老顧客抱怨他們為甚麼只喜歡舊貨，追不上潮流品味，對一間老字號來說，這豈不是自拆招牌？
事實上，民主黨的忽然改變路線，堪稱「政壇的雷曼事件」。七一大遊行有示威群眾以「民主黨及前線苦主大聯盟」自號，可見這是一宗別具一格，富本土特色的政治債務危機。不同的只是，雷曼苦主有人向銀行苦苦追纏，甚至在銀行撒賴不走、吐口水、小便，滋擾職員，外間還是以同情角度尊稱「苦主」，但政壇雷曼卻有全港一律聲調的報章社評撐腰，苦主們高聲抗議，卻被描述為「低於人類文明底線」。真是情何以堪？
筆者無意預測民主黨將自己由一個民主拒共老字號，急速自我改造成一個兼營投機炒賣，承包爛債講數的政治企業的最終後果，我只是想指出，今日民主黨人的忽然「務實」，禮讚「溝通」、「妥協」，實是對長期支持民主黨的老主顧們投注在自己身上那種樸素的道義感情嚴重漠視的結果，也是作為一批一生追逐選票和民調數字的政治人物，對民間抗爭力量深深的犬儒態度所致。
今日泛民終結，自六四以來一直帶領群眾的領袖告別了司令台，或者正是我們回顧與反思過去那些高叫民主口號的大大小小日子的時候。原來，那些站在萬頭攢動的群眾前頭，聲聲「堅持」、「誓死」，指揮若定的領袖們，雖然每次都呼籲人民參與、大眾發聲，可是，他們心底真話卻是認為：「群眾運動無助爭取民主」。那豈不證明了，他們從來只是相信，群眾是一批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群眾。他們的政治技巧是曉得「運動群眾」，可他們卻從不相信群眾應作為主體的「群眾運動」。
筆者這樣說來，並非鼓吹甚麼群眾鬥爭的萬能論。反之，對於有人主張民主運動需要認真對待政改方案，甚至要和中共開展談判，筆者一直樂觀其成。因為就算國共相爭，就算美國侵略越南，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將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相結合根本就沒有甚麼奇怪。可是，奇怪的地方就在於，香港這幫泛民政客們，「談」和「打」竟是可以如此割裂。「談判以抗爭作支援，抗爭以談判作帶動」，這種辯證運動的常識今日竟然成為絕唱。原因不是政治智慧不足，而是深入骨髓的犬儒主義已經蠶食了政治抵抗運動所必需的倫理關係。
事實上，最近政壇的波雲詭譎當中，最令人心寒的，不是「談判」、「妥協」甚至「出賣」，而是政客們吃了迷葯似的，在一種「勇氣的決斷」幻覺底下流露出來的那種剛愎自用的傲慢。這種傲慢，正是根源自香港晚殖民時期冒起的土著精英們，骨子裡對群眾主體地位的疏離與犬儒。正是這種書呆子式的傲慢，令他們可以在四面楚歌的環境下，還要臉不紅、皮不跳地高談闊論甚麼「波蘭經驗」、「南非經驗」，生吞活剝出一兩個談判偉大的和解場景，用來掩飾當前這場大分裂的窘態，甚至幻想自己突然是華理沙、曼德拉上身------彷彿這些各地真正的抗爭英雄付出一生所從事的複雜鬥爭，所得來的挫折、痛苦和經驗，都只是「條條血路皆通往談判」的明證，都只是我國偉大「河蟹社會」理論的註腳。這種誇誇其談的書生論政，又豈是「無知」二字所能盡說？
香港「泛民」陣營瓦解，實在死不足惜。可惜的只是，他們親手瓦解的，是過去二、三十年來，他們都有份建立的民主運動。他們的傲慢與無知所催毁的，正是一種強權壓境下民間社會自衛所必不可少的倫理關係。
(政改之後二之二)
<明報> 2010.7.18